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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莫言的《蛙》

莫言 时间:2018-03-26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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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莫言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解读莫言的《蛙》

  莫言的《蛙》是一部很独特的长篇小说,首先它是以书信的形式来叙述的,全书以剧作家“我”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通信的方式,讲述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有关“姑姑”的故事。此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书中的人物的名字都是以人体的器官命名的,这个并不是莫言的独创,其实早在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系列故事里”已经这种命名法,到底莫言是不是看了温瑞安的小说之后受到启发,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全书以“蛙”为名,寓意深刻。首先“蛙”音同“娃”,计划生育本身就是要控制“娃”的出生率,所以说这也是一篇描写有关“娃”的一部小说。其次,“蛙”跟“哇”同音,“哇”是娃娃的哭声,计划生育扼杀了那些娃娃的生命,到处回荡着那凄惨的“哇哇”哭声,也是对那种惨无人道的非法引产的一种有力的控诉。再就是“蛙”跟“娲”同音,女娲是造人的女神,然而计划生育却要扼杀那些所造的人,也是对当时那个时代的严肃拷问。

  青蛙是一个变态发育的动物,它是由“蝌蚪”通过变态反应之后才能发育成“幼蛙”,然后再发育成熟,成为“青蛙”。正是蛙有这种特性,作者以“蛙”为书名,也是隐喻计划生育高压政策下,一个时代的变态,以及在这个变态的时代里出现的变态了的人,他们灵魂扭曲,失去了人性,打着“基本国策”的幌子,做出很多伤天害理、惨绝人寰的勾当。一个乡村妇科医生“姑姑”一生中接生了成千上万的婴儿,但也有成千上万的“胎儿”被她引产,更有很多“产妇”死在她的手里,对于她自己的所作所为当时她不但不感到自己罪恶深重,而且还认为自己是在“为人民服务”。直到晚年,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实在是“罪孽深重”,双手沾满了那么多人的鲜血,有接生婴儿的血,还有被引产扼杀的胎儿的血,还有那些本来不应该引产而被强行引产的“大月孕妇”的血,她们的生命被无情地扼杀了。所以“姑姑”在为自己接生了那么多婴儿的光荣事迹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自己扼杀了那么多的生命感到自责,她对那些亡灵忏悔。但是晚年的“姑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她由于深深的愧疚,引起精神失常,她最害怕的也是“青蛙”,因为那些青蛙的叫声就像一个个婴儿“哇哇”的哭声,就像那些被扼杀的幼小的“幽灵”在向她控诉,所以“姑姑”见了青蛙就怕得不得了。

  著名剧作家的“我”的笔名也是“蛙”的幼虫“蝌蚪”,也就是青蛙发生变态反应之前的那个状态。“我”虽然没有参与那些变态的工作,但“我”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面对那样一个“残酷无情”的社会环境时,却没有拿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去劝止与抗争,而是默默地忍受,甚至消极地接受了那个没有天理“制度”,并且间接地成为了那些变态的人们的“帮凶”。这也更体现出了在一个强权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懦弱与卑微。“姑姑”强迫“我”的妻子王仁美引产,“我”为了自己的“前途”,不但没有反抗,而且还多方劝说妻子配合“姑姑”,最后造成自己的妻子死亡。妻子死亡后,“我”不但对那些人格变态的人没有产生仇恨的情绪,而且还在“姑姑”的劝说下,与崇拜“姑姑”的计生人员小狮子结婚,虽然受到了很多人的白眼,但“我”还是无视“世俗的眼光”,把自己的人格隐藏了起来,去顺应那个时代的潮流。

  全书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结尾以一个“九幕话剧”《蛙》结束故事,新颖奇特,并且这个“话剧”的内容也是对前面的故事情节的有力补充,通过几个场景来对那个时代的控诉与批判,引人入胜!

  创作特色

  莫言寻根文学

  莫言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3月,莫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演讲《福克纳大叔,你好吗?》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正是受到福克纳的启示,莫言将“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莫言表示:“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像邮票那样大的地方。”于是从1985年《白狗秋千架》开始,莫言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如同一个草莽英雄现世,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正如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英格兰南部的“威塞克斯”地方,或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写的南美乡镇马孔多。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达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发现。这样就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而达到了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

  莫言西方现代主义

  在莫言的小说中,可以很容易发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意识流小说的内心独白、心理分析、感觉印象、幻觉梦境、时空颠倒等;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隐喻、象征、预言、神秘、魔幻;也有荒诞派戏剧的夸张、变形、荒诞;还有结构主义、感觉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在西方作家中,莫言最推崇两位,即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小说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断的场景切换和时空颠倒,具有明显的空间形式小说的特征,与福克纳的风格遥相呼应。而他引用神话传说以及动物角度叙事则明显带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意识流是莫言作品的重要表现手法,这在莫言早期的作品里就已经明显体现出来,比如他发表于1985年的《枯河》,小说运用了意识流的蒙太奇手法将过去与现实交融在一起,并且以儿童“小虎”的感觉描写代替叙事,令故事诗意化和梦境化。还有《爆炸》里的意象比喻,《球状闪电》里的慢镜头描写,《欢乐》里的自由联想等等,都是莫言意识流艺术的体现,莫言在运用意识流手法的过程中,兑现了自己对于仿梦小说的追求,形成了他独特的幻觉现实主义。

  莫言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是广泛的,不只局限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天堂蒜薹之歌》中对于农民被收各种花样的赋税的夸张描写就具有黑色幽默的风格;《幽默与趣味》写人进城市后变成猴子,则有着卡夫卡《变形记》的荒诞。但莫言并非单纯的借鉴,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极具探索精神,《十三步》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而他发表于1993年的《酒国》更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创新实验性小说,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

  莫言中国传统说书艺术

  莫言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同时,很快意识到要逃离那些像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西方现代派大师那样的“灼热的高炉”,逃离的结果便是回到他的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他努力从齐鲁文化、蒲松龄《聊斋志异》、《封神演义》、元杂剧,从民间故事、民间艺术(包括高密扑灰年画、高密泥塑、高密剪纸和茂腔等)等传统和民间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尤其是《聊斋志异》,对莫言影响极大,莫言曾评价《聊斋志异》是一部“化腐朽为神奇”的著作,2012年莫言在瑞典发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讲故事的人》时说:“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生死疲劳》是最能体现《聊斋志异》对莫言影响的一部小说。[21]

  莫言从自己家乡东夷文化遗存中大量出现的鸟仙、狐仙、鬼神等等各种各样民间艺术、传说和古代偏于神鬼演义方面的文学文本如《封神演义》中的土行孙和《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等形象中获得灵感,又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获得鲜活的养料,在局部或部分模拟历史与现实的同时,使自己的创作插上了自由想象的翅膀,进而在心理上、逻辑上达到了高度的真实性和高超的艺术创造性的近乎完美的结合,从而在继承川端康成、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现代派大师的基础上,又扎根于本土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大地,实现了文学从“现代主义在中国”到“现代主义中国化”的飞跃。

  莫言暴力美学

  莫言作品具有强悍的暴力主义,发表于1986年的《红高粱》是一个初级文本,仿佛是一种原始的语典,收录了通奸(野合)、纵酒、砍头、剥皮等等基本暴力语汇。它们是一种证词,以验证“民族的原始生命力”的存在。之后莫言成为了坚定的酷语书写者,如《酒国》里的红烧婴儿,《筑路》中的剥狗皮,《食草家族》里的剥猫皮,《灵药》中的对死人开膛取胆,《白棉花》里的清花机搅碎人等等,莫言以独特的感官描写展示暴力带给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

  《檀香刑》是最能代表莫言暴力美学的巅峰之作,他在小说第九章《杰作》中用了一万四千多字描写了对钱雄飞的凌迟过程,莫言以他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惊人的想象力向读者呈现了一个鲜活生动、惊心动魄的酷刑场面。每一次利刃的割戮和受刑者的呼痛,都汇聚成了一种话语的奇诡快感,流动在小说的语句之间,仿佛一种来自地狱的悲惨光辉。这不是卡夫卡式的阴郁的刑罚,而是一种混合着极度的虐待与受虐的肉体狂欢,犹如帝国没落前的最后的盛宴。这样极致的暴力描写,令读者的评价也两极分化,不喜欢的人立刻扔书呕吐,喜欢的人则欲罢不能。正如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所说:“《檀香刑》非常残忍,非常可怕,但你还是想看下去,看到最后,你会问自己为什么要看呢?”

  莫言语言狂欢

  纵观莫言的创作,他是以狂欢化的眼光观察世界,以小丑,傻瓜等被官方文化贬低的边缘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由从民间撷取的粗鄙语言与独白式的“ 高雅”语言相混杂,努力发掘出藏污纳垢的乡土民间中的狂欢精神, 使自己的小说创作具有了狂欢化风格的先锋色彩。

  莫言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他不断进行文本形式的探索和语言的创新。例如语言的反常修饰,这种语言的反常修饰集中体现在逻辑矛盾的修饰上,如《红高粱》里“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在小说《红蝗》里,当莫言描绘一对近亲恋爱的祖先遭受家族的火刑,在熊熊大火中亲吻拥抱死去时,他这样来评价: “ 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悲剧,这件家族史上骇人听闻的丑闻,感人的壮举,惨无人道的兽性,伟大的里程碑,肮脏的耻辱,伟大的进步,愚蠢的倒退”。 类似的语言在其作品中比比皆是。这是一种褒贬并置的语言,这种语言正是莫言狂欢化思维和艺术感受的集中体现。

  莫言的语言狂欢还体现在语类的大杂烩,大杂烩的语言也体现出狂欢化的平等性,颠覆性和大众性。如《红高粱家族》中的语言,有时一泻千里,如“ 高密东北乡的土匪种子绵绵不绝,官府制造了土匪,贫困制造了土匪, 通奸情杀制造了土匪,土匪制造了土匪”; 有时既典雅又诗意盎然, 如“ 湾子里水平如镜, 映出半天星斗……”, 有时又极粗俗,惊世骇俗,如“ 治男人阳痿不举,那怕你蔫如抽丝的蛋.......”这是一种不拘一格,纵情挥洒,千姿百态的语言,它颠覆了文学语言的规范,从而也使莫言的语言更富表现力。此外,莫言在小说中还杂烩了俚语,俗语,咒语,顺口溜,民间歌谣,官方语等等。这些话语的碎片相互嵌入,混杂,使得卑俗与崇高的等级界面消除了 , 被淹没在多重声音的混响话语洪流中,这种混响的声音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狂欢化风格,它既是感官的狂欢,也是话语的狂欢。

  莫言小说的狂欢色彩还体现在对狂欢节日和狂欢场面的描绘。例如《四十一炮》里的“肉食节”、《丰乳肥臀》里的雪集、《檀香刑》里的叫花子游街和檀香刑行刑过程中的“万猫合唱”等等,以狂欢的方式叙述了社会现象,在狂欢性原则下建立起来虚构话语世界,与制度化的生存世界之间形成鲜明对照。狂欢性的节日、狂欢性的场景和狂欢式的人物都在其小说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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