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悲剧女性的形象

时间：2023-11-30 08:25:13 王娟鲁迅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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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中悲剧女性的形象

　　鲁迅笔下这两个主要女性的悲剧人生，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鲁迅小说中悲剧女性的形象，欢迎大家阅读浏览！

鲁迅小说中悲剧女性的形象

　　鲁迅小说中悲剧女性的形象1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大致有三种类型：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其中，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最深重。在小说《明天》、《祝福》中，鲁迅先生成功塑造了单四嫂子、祥林嫂两个典型的女性形象，并通过她们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示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的精神摧残，揭露了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

　　一、天生苦命，饱受摧残

　　1.单四嫂子的形象。

　　单四嫂子生前守了寡，为了生存，只能靠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自己和他三岁的儿子，在深更半夜就开始张罗明天的生活。艰难与困苦并未让在饿死边缘挣扎的单四嫂子对生活失去信心，皆因自己三岁的儿子——宝儿。丈夫死后，所有的寄托和希望，都押在了宝儿身上。然而，厄运却向她袭来。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但宝儿最终还是死了。单四嫂子失去了希望，她没有了明天，面对的是无尽的空虚与压抑。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梦里，希望在梦里与宝儿见面，她只能呆呆地“等候明天”，但明天又会怎样？“作者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却通过种种迹象，把一个残酷的世界，摆在了读者面前。”

　　2.苦命的祥林嫂。

　　在丽春之日，祥林嫂的丈夫夭折。严厉的婆婆决定把她象商品一样卖掉。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祥林嫂逃到鲁家做工。然而不久，她的婆婆把她劫回，强嫁给山里人贺老六，并有了儿子。可贺老六不久“断送在伤寒上”、孩子也“给狼衔去了”。儿子死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她再次来到鲁家，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在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凄然死去。

　　二、封建礼教，毒害妇女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宣扬“以贞励天下”的伦理道德观，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对于不节烈的妇女，不但给其加上“害了国家”的罪名，还造出许多无端的故事来加以恫吓。长期以来这种封建节烈观宛如一把杀戳妇女的利刀戕害着许许多多善良的女性，单四嫂子和祥林嫂就是这把利刀下的羔羊。

　　祥林嫂和单四嫂子一样，都是死去丈夫的寡妇，她们有着相同的命运

　　：首先是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下，她们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和“在家从夫，夫死从子”。

　　其次是她们都是靠自己劳动生活的寡妇。祥林嫂在鲁四爷家当女佣，出卖自己劳动力，养活自己；单四嫂子是靠纺纱糊口。

　　第三是她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都是被人欺负的奴隶。祥林嫂被婆婆抓回卖给贺老六，她成了换成八十千吊钱的物品，蓝皮阿五借故帮单四嫂子抱宝儿，只是为了占点便宜。

　　第四是她们都遇上悲惨的恶运。丈夫早逝，只有寄情于儿子，而儿子又夭折，鬼神把她们推向更悲惨的境地。

　　但是，她们又有着自己不同的遭遇。

　　在《明天》中，通过凸现出神祗、庸医、无赖、蓝皮、邻居以及众帮人，构成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封建礼教的桎梏，尤其是在那塞满诱惑、欺骗、暴力的混浊险恶的环境中，单四嫂子不是死在悬梁自戕的绳索上而是淹死在这个封建礼教的桎梏下。

　　《祝福》中的祥林嫂，首先是族权和夫权统治下的牺牲品。从她嫁之日起，就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丈夫死后，她想摆脱夫家的束缚，只身逃到鲁家做工。然而祥林嫂自食其力的理想，在族权统治下只不过是一个梦。她被当作一件物品卖给山里的贺老六。第二个丈夫贺老六去世后，“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族权逼得她走投无路，现实使她无法活下去。

　　其次，祥林嫂是神权摧残下的殉葬品。千百年来，阎罗王、土地庙组成鬼神系统，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左右着中国人的灵魂。为了避免因“失节”而到阴间被“锯开”，祥林嫂相信所谓“神”的力量。她将辛苦积存的十二千大钱到镇西头的土地庙捐了门槛，以求“赎了这一世”的罪名，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和自我安慰。但她仍然是一个不洁之人。鲁四爷歧视她，不准她参加祭祀活动，怕败坏风俗。四婶的一声“你放着罢”，使她的精神彻底的崩溃。

　　鲁迅正是通过单四嫂子和祥林嫂的形象，谴责了封建宗法制度对劳动妇女的吞噬、绞杀，形象地告诉人们，要想改变中国劳动妇女的命运，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积极彻底地推毁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推翻“节”和“烈”这两座压在妇女头上的大山，受迫害的妇女才能真正解放出来。

　　三、反抗无果，难逃厄运

　　面对封建礼教的种种迫害，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又是怎样做出了不同形式的反抗呢？

　　我们再来回顾单四嫂子在丧夫失子之后仍然呆呆地“等待明天”，不难看出，面对封建礼教的迫害，她总是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

　　对于单四嫂子的逆来顺受，祥林嫂进行了盲目的反抗，结果却是惨重的。为了逃避婆家的难堪虐待，她到地主家帮工；为了反抗婆家的捆绑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挣扎；为了摆脱灵魂上的迷信枷锁，她倾其所有到土地庙去捐门槛；临死前大胆的怀疑灵魂的有无。这些反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色彩。她被卖改嫁时的出格反抗是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是受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等封建伦理思想的毒害；她之所以倾其所有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临死怀疑鬼神有无，是她听了柳妈的迷信话语，怕死后被据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因此，她的反抗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抗争，她的抗争是为了做稳奴隶的抗争，她的抗争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

　　鲁迅笔下这两个主要女性的悲剧人生，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鲁迅剖析的是国民的灵魂，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们的精神，挽救国民的灵魂；同时，也预示了社会制度必须要革命，国民的思想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就是鲁迅深刻的思想，他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我们今天重读鲁迅的小说，继续研究其思想内涵，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鲁迅小说中悲剧女性的形象2

　　一、愚昧、迷信的祥林嫂

　　《祝福》中的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最成功的农村妇女形象，是旧中国贫苦农妇悲惨命运高度典型化的体现。她突出的个性特征是勤劳、善良和愚昧、麻木。首先，她淳朴善良，干活勤快，只希望以自己不断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生存权利，但她的遭遇却充满了辛酸和血泪。祥林嫂的第一个丈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再嫁，想用辛勤的劳动养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鲁镇做工。到鲁家之后，她“食物不论，力气不惜……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这就深刻突现出这个没什么觉悟的中国劳动妇女的本色，表现了一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安分的性格，她用行动赢得了“做稳了”的“奴隶”的资格。但好景不长，在鲁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为了用卖她的钱买一个女人给她叔子做老婆，不但把她像逃犯一样抓回去，并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这本是违法和不可思议的事，但在封建社会却是天经地义的事，祥林嫂就这样像货物一样被卖掉了。

　　在旧社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死后，不肯再嫁；“在花轿上，她始终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柳妈因受了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更冷酷的是“鲁四老爷”，他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当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从此便失魂落魄，惴惴然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一样。黑暗的社会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她逼到绝境，终至沦为乞丐。在整个鲁镇都在“祝福”的时候，她却怀着对地狱的恐惧和疑惑，像“尘芥”一样被扫出了世界。祥林嫂一生的遭遇，让人看到在她脖子上隐隐地套着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尽管她不断挣扎，表现了最大的韧性，依旧冲不破罗网，争不到一个普通人的资格。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作者试图揭示这样一个真相，那就是，在鲁镇这个封闭、冰冷的世界里，祥林嫂是得不到怜悯和同情的，更不用说幸福和拯救。她的不幸故事，最终只能成为人们“咀嚼鉴赏”的谈资。不仅如此，她还被鲁镇的人们当做“灾星”，连接近“福礼”的资格也被剥夺了——她是不配替别人“祝福”，正如鲁迅所言：欲“做奴隶而不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象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二、勇敢、泼辣的爱姑

　　《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是鲁迅根据生活的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她大胆泼辣，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打闹过，但她打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这场斗争火药味十足。

　　爱姑和祥林嫂不同，她的父亲庄木三是个受人尊重的富裕农民，但庄木三到底还不能与慰老爷和七大人平起平做。庄木三父女到慰老爷家去，走进客厅里去也只能站着。爱姑的被迫离婚，说明当时在农村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丈夫姘上小寡妇，不管原配夫人是如何郑重地娶来的，也不会受法律保护。只要公婆不喜欢，不管你如何努力做人，也只得走。政权是夫权、族权的基础，夫权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闹了几处的离婚事件，只经豪绅七大爷在地主慰老爷家两句话就解决了。一句是：“公婆说‘走！’就得走。”另一句是：“来——兮！”七大爷这一高大摇曳的声音，连爱姑也感觉到“大势已去”，晴天霹雳。爱姑的放肆、“闹事”、想讨回“公道”，已荡然无存。爱姑只好妥协。接着，便是两家互换了“红绿帖”取消了婚约。可见，“来——兮！”就是离婚的判决书。这就告诉爱姑，即使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权、族权和地主阶级利益的。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想凭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上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连寡妇也不如。为此，爱姑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有限。爱姑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同样逃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

　　三、孤独、寂寞的单四嫂

　　《明天》是鲁迅专门写妇女命运的第一篇小说，单四嫂子守寡的不易是作者关注的焦点，她应该说是刚强的女性。死了丈夫后，她依靠自己一双手纺棉纱养活自己和三岁的儿子。但寡居的日子并不平静，单身的男子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就对单四嫂子存有“心思”，对她的“守节”构成威胁。

　　对单四嫂子来说，失去丈夫之后，她还有儿子，这是她生命的乐趣和唯一的希望。孩子是她在人生旅途中的伙伴和未来生活的依靠，也是她抗拒外面世界对她进行精神引诱的盾牌。而且她的宝儿又的确让她感到未来生活的美好和快活。当单四嫂子纺棉纱时，宝儿坐在她身边吃茴香豆，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钱，都给你。”这是让单四嫂最为感动的。但是，单四嫂的宝儿却生病了，她求神签，吃单方，尽其所有现钱去请何小仙诊断，然而宝儿死去了，失掉了儿子的单四嫂的生活便也失去“意义。”因为从传统来看，单四嫂子是为儿子而活的，失去了儿子，她的精神支柱就倒了。她感到“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她，太空的东西四面包围着她，叫她喘气不得。”单四嫂子的这个感觉，来源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压力，来自于生活希望的破灭。儿子活着的时候，她感到“纺出的棉纱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儿子走了，留给她的只是一片虚空。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元嫂子，养成了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毫无抗争意识的奴隶性格。她对自己所遭受的一切打击和不幸，只是通过所寄托的如梦幻般的“明天”，依旧是永远无法兑现的梦。

　　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四、追求个性解放的子君

　　鲁迅刻画的另一种类型的女性是知识女性。《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子君是当时新一代知识分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为“五四”革命狂飙所唤醒的女知识青年。她常“谈伊孛尔，谈泰戈尔，谈雪莱”，并以这些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激励自己，她敢于冲破森严的礼教罗网，勇敢地冲出家庭而自由的恋爱。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展示了她大胆反抗“三从四德”的大无畏精神。子君和涓生终于结合了，也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不幸的是在子君获得安宁幸福的生活之后，却步不前，变得浅薄、庸俗、怯弱，与涓生在人生态度上产生了分歧，爱情终于出现了裂痕。成家后的子君，没有像涓生一样继续学习和探索，争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做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女子；而是终日全力理家治内，甘心情愿作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她常常看涓生的脸色行事，连一颦一笑也受制于人。当她发现涓生开始冷淡她时，也不敢询问，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涓生抛弃她。她不自觉地走上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走过的老路，最后连已经实现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涓生终于与子君分手，子君在绝望中，不得不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无爱的人间郁郁而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表现出无所畏惧、超人的勇气，是个勇士。子君还从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形象中得到启发和精神支持。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出大无畏的井然和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涓生失业了，子君立即显出软弱性，在经济重压之下，他们爱情的裂缝越来越大，终至于分手。

　　具有高尚人生境界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由意识的觉醒和奋力的反抗转为意志的消沉与行为的妥协，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经济上直面着生存的威胁，在精神上受到他人情感的制约。鲁迅认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觉醒者的自我实现必须要以生存、温饱为基础，必须要首先获得一定的物质生活保障，否则难以立足。在《伤逝》中，子君的爱情悲剧起始于涓生的被辞退，从而切断了家庭所必需的经济来源。子君的爱情悲剧说明，没有经济独立，妇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楼阁，迟早是要倒塌的。觉醒者不能饿着肚子战斗，要做一个真正的觉醒者，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单枪匹马同整个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鲁迅先生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指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妇女真正彻底的解放必须是在整个社会变革之后，必须把妇女解放同社会革命融为一体，必须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

　　五、其他类型的女性形象

　　在鲁迅塑造的女性形象中，还有一类可悲而又可憎的女性，这便是被“吃”且“吃人”的女性。一方面，她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尽了封建制度和宗法“吃人”的折磨；另一方面，由于她们长期在“铁屋子”的生活环境之中接受着腐朽的宗法礼教等思想的影响，因而导致了文化心态的扭曲和变态，在这种心态的指使下便加入到迫害他人的“吃人”行列。《祝福》中祥林嫂的婆婆、卫老婆子、柳妈，以及《风波》中的九斤老太、七斤嫂等都属于此类。例如，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用买她的钱为其小儿娶妻，把她从鲁镇像逃犯一样抓回去逼她嫁到深山野坳。卫老婆子为了谋私利，终日为有钱人奔走，有利可图就尽力去做。她首先把祥林嫂送进鲁家虎口，然后又与婆婆合谋让祥林嫂再次遭到亡夫的厄运，最后又乘人之危，第二次把祥林嫂送进鲁家。而吃斋念佛的善女人柳妈对祥林嫂的不幸由同情转为厌烦，进而嘲弄，受封建迷信思想毒害极深的劳动人民。她把祥林嫂视为不贞洁的女人，开始还有些，接着变是，最后，由于自己笃信鬼神，又以阴间的惩罚吓唬祥林嫂，这无疑如不见血迹的谋杀。《风波》里的九斤老太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人，也是一位“不平家”。她爱说“一代不如一代”，这理论不仅是她在这个家庭中地位的资本，也是压迫批评儿媳的历史资源。她对孙女吃炒豆子的批评，一语竟连诛二人。七斤嫂虽然在家里表现泼悍，但对社会变革的大局却是糊涂的。七斤带回来皇帝要辫子的信息后，她一改原来“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的观点，立刻对七斤的光头动了怒。当她品味出七斤将有杀身之祸时，为免受牵连，她编造谎言，把丈夫推到“自作自受”的前台，帮着赵七爷打击了自己的丈夫。

　　《故乡》中的杨二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一个破产的小市民。鲁迅用前后对比的方法对杨二嫂进行描写，又一次透视了辛苦恣睢的妇女生活。杨二嫂原来有“豆腐西施”之称。不管是人们对杨二嫂靠色相招徕生意的嘲弄，还是她确实漂亮，她总算是一个拥有一个店铺的引人注目的女性。但经过兵匪官绅，苛捐杂税的压迫和摧残，几十年过后她却由“西施”变成了“凸颧骨，薄嘴唇”的“圆规”。她不仅尖酸刻薄，嘴尖舌利，而且穷困使她贪图别人的东西。他明着要，暗里拿，在灰堆中埋藏碗碟，并将此事推在闰土身上，既显示了自己揭发有功，好得到“赏物”，又陷害别人于不仁不义之中。作者批判杨二嫂的恶劣习气，不仅反映了旧社会的黑暗使然，而且意在表现她由小康走向败落，源之于农村乡镇经济的衰败。

　　鲁迅前期创作的小说，大部分以灾难深重的封建社会为背景，选材严，开掘深，通过诸多血肉丰满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悲剧形象的塑造，鲜明而深刻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妇女地位和形态，揭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主题，即应当彻底地革除吃人的封建社会制度和令人愚昧麻木的封建思想，应当启发国民特别是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妇女认识并克服由罪恶的制度和腐朽的思想导致的自身弱点，真正摆脱被奴役的处境。这一主题深含着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和对于黑暗社会的憎恶，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而，一经他提出，便具有震耳发聩的作用，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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