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对程朱理学形成之影响
柳宗元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入中衰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柳宗元也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挣扎，多次遭受政治上的打击，最后客死遭贬之地。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思想家，一生尽管仕途失意，却没有丢弃儒家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本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致力于“统合儒释”，为儒学的复兴付出了极大努力，并对程朱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在唐代，佛教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有唐一代的许多士人知识分子一方面习读儒经，去应付科举考试，另一方面也笃信佛教，以为心灵的慰藉。但是，由于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归因于佛，就难免和儒家的敬天尊王思想发生矛盾，从而影响或阻碍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强有力统治。所以唐建国之初，统治者就感到了统一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历史上帝王提倡佛教所带来的惨痛教训进行了总结，如唐太宗就说：“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此事亦足为鉴戒。”[1] 当时的一些大臣也认识到了佛教的负面作用，要求废佛，如太史令傅奕就上书要求废除佛教。在他看来，“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识胡术，恣其假瑜，故不忠不孝，削发而楫其亲，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税。凡百黎庶，不究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虚觊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期百日之粮”[2]，从多角度揭示了佛学传播给有唐社会带来的种种影响。傅奕还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3] 正是认识到了佛教的危害，所以唐初曾对佛教进行了打击，如唐高祖李渊就认为僧尼“苟避征徭，不守戒律”[3]，曾下诏书裁汰僧尼道士;太宗即位后，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对反对傅奕的佛教徒法琳等人进行流放惩罚，使佛教遭受了初次打击。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阻碍佛教的继续发展。
至于土生土长的道教，其理论与佛教相比显得非常薄弱，缺乏佛教绚丽多彩的教义和理论，又没有儒学那样和政治关系之密切，所以一直发展不强。但到了唐代，由于李氏当天下，所以高祖、太宗相继认老子为李姓祖先，不断人为抬高老子地位。高宗李治在去泰山封禅途中，还专门到亳州拜谒老君庙，并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到唐玄宗时，还把《老子》作为道教的经典进行注释，认为《老子》“其要在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而皆守之以柔若雌静”[4]，又命两京和各州修玄元皇帝庙，此后又改“庙”为“宫”，进一步提高了老子的地位。就连唐代的科举考试，也一度把道家思想作为考试内容，如高宗时就加试了《老子》，考试、选举的办法和明经科相同，承认了道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但两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以及隋朝的短命，使得唐统治者认识到儒学对于立国的重要性。尽管佛、道在唐初有很大发展，但儒学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唐太宗就明确表示：“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5] 儒家敬天法祖，尊王攘夷，对于封建统治是具有很大的用处的，所以儒学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建国之初，唐统治者就宣布信奉儒学，用《五经正义》取士，并在各地兴建孔子庙。贞观年间，又令州学、县学立孔子庙，春秋两次进行祭祀。唐玄宗时，努力复兴儒学，还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对孔子的后裔也加官晋爵，所以儒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佛道相比，并没有占据太明显的优势。
综观唐代前期，由于民族空前大融合，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也势在必然。唐代统治者以开明的态度、开放的姿态，容许各家各派的发展，对于儒、释、道三教采取调和的态度，力争使三者和谐相处，形成和谐的关系。所以，唐前期，三教发展基本做到了共存之态势。
二
由于唐代实行儒、释、道三教并存，彼此互有消长，因此，儒家学说比起在先秦两汉时期明显衰落了。这对于唐代的文儒阶层来说是件很悲哀的事情。如何将社会的主流思想归依到儒家思想的轨道上来，成了唐代士人知识分子努力探索的重要课题。到了中唐，解决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为了复兴儒学，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奋起。初唐的傅奕、中唐的韩愈都是反佛兴儒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们为排除佛道思想的影响，勇敢地打出了“反佛兴儒”的旗帜，同佛道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为清理佛道思想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作出了巨大努力。此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也为复兴儒学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他的“统合儒释”思想，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对儒家思想的重新振兴贡献尤大。
如何在三教并存的局面中，使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唐代儒家知识分子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同时也付出了极大代价，因此而遭到贬谪的不在少数，韩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为劝谏德宗而上的《论佛骨表》，几乎断送了他的性命，多亏众臣力保，最后被贬潮州。他的《左迁至蓝关示孙湘》一诗表达了遭贬时的状况和心情：“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出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6]
面对中唐时期儒家学说的困境和佛学的繁盛，柳宗元没有像韩愈那样，对佛教采取直白激烈的对抗方式，而是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他总结历史经验说：“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由是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人知向方。”他认为，唐代思想界也应该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实现“统合儒释，宣涤疑滞”[7]，提倡“统合儒释”以达到复兴儒学之目的。所谓“统合儒释”，就是要对佛家思想进行改造取舍，以使之与儒家思想能够相互兼容和补充，进而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主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积极吸收佛家思想的精华，来为发展光大儒学服务。由于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前期，佛教思想得到极大发展，所以柳宗元对佛家有比较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8] 根据他在零陵研究所得，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9]。在柳宗元看来，就是佛教的戒律也与《论语》的礼义有同等的价值，他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10]
另外，他还认为佛家也讲究孝道，“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今元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终其心。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欤!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言旁家拖之右部分)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浩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11]。可见，柳宗元主张把佛教中的符合礼教纲常伦理的内容挖掘出来，使之与儒家道德伦理相结合。这与韩愈彻底否定佛教思想的做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但他对于佛教中有悖于儒学的东西也是坚决拒绝的，如：“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9]
与《易》合则是指佛学中有许多辩证的因素，与《易》中所蕴涵的辩证法思想相契合。《易》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它通过八卦形式，推论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具有丰富的辩证思维特点。而佛学也具有较强的思辨性特点，义理严密，思维逻辑性强，所以在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上，与《易》的辩证性特点很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