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朗州

刘禹锡朗州

　　著名的唐代诗人刘禹锡被贬朗州后发生了哪些事情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刘禹锡朗州，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刘禹锡朗州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彭城人。贞元九年进士，又登博学宏词科。少年时代即显露了非凡的才华。顺宗时他和柳宗元等佐助王叔文实行了有名的“水贞革新”。由于旧势力根深蒂固，积重难返。新政仅如昙花一现，只维持了一百多天，顺宗崩驾后，就被宦官，藩镇及在朝的大官僚扼杀了。王叔文王还惨遭杀害，刘禹锡柳宗元等“八司马”被窜逐。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达十年之久。所谓“应怜一罢金闺籍，枉渚逢春十度伤。”又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可见刘禹锡的一生，受尽了打击和迫害，在政治上是失意的。他的满腔抑郁不平之气，全都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和发泄了出来。他在文学上，特别是在诗歌创作上，获得了杰出的成就。禹锡的诗有点类似屈原的“骚”。有些是“金刚怒目”式的。白居易尝誉之为“诗豪”。还说他的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史称禹锡“善五言诗”，“在朗州十年，惟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来武陵作宰的不知凡几，而真正谈得上给武陵留下了文采风流印象的，却只有刘禹锡一人。据史料记载，刘禹锡对我们武陵文化的发展，影响是最深远的一个，其作用仅次于屈原。

　　他所任的朗州司马，是一个闲散的副职，落得他优游自在，于从政之余，即搜奇访胜，游玩山水，足迹几乎遍及治下各地，特别是和治下的桃花源结下了山水因缘。他的《游桃源一百韵》是集中最长的一首诗，叙述了游览的经历。在桃花源的活动，也抒发了他自己的身世之感。他还写了《桃源行》、《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等诗，还两次为桃花源书碑泐石，对桃源的贡献很大，所以有人说他是桃花源的一大功臣。

　　他很注意了解有关武陵的历史故事和遗老传说。德山为道家的第五十三福地，禹锡曾写过《善卷坛下作》，说“瑶坛在此山，识者常回首”。又亲谒驻德山的会禅师，并写了诗。司马错是秦昭王时开发四川的大功臣，后来为了征服五溪蛮，平定黔中，曾建城于武陵沅江之南，刘禹锡写了《登司马错古城》，诗中说：“将军将秦师，西南奠遐服。故垒清江上，苍烟晦乔木。登临值萧晨，周览壮前躅……”意思是说司马错领兵平定南方，现在沅江边还留有古城遗址。看到的只有些古树被烟雾所笼罩。在仔细周览之余，他只感到司马错的功业是了不起的。刘禹锡几次在洞庭湖泛舟游览，写了《洞庭秋月行》、《君山怀古》、《望洞庭》等诗。

　　武陵东门城头的“招屈亭”，是刘禹锡常往的地方。他还写了一首《竞渡曲》，注云：“竞渡起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何在?’斯‘招屈’之义。”对竞渡所喊的号子，作了很好的解释。诗中还说：“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指出了竞渡的起源即在屈原投江的那年，那么招屈亭也就建于那时。

　　作者还晋谒了“伏波宫”，写了《经伏波神祠》的诗，他对于英雄一世，威名赫赫，而且壮志至老不衰，愿以马革裹尸还葬的伏波将军马援是敬佩的。所以诗里说“怀人敬遗像”、“自负霸王略。”对其晚年遭诬陷，又不胜惋惜。认为功名之念太切，不知止足之分：“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少游是伏波的兄弟，对功名看得

　　淡薄，因得优游林泉以终老。他还写了一首《阳山庙观赛神》。注云：“梁松南征至此，遂为其神。”阳山今名梁山，在常德市北三十里。梁松是光武的女婿，是马援的晚辈，有一次援怠慢了他，松因怀恨，援死后，便在帝前诬告马援受，并继马援之后讨五溪蛮。大概因梁松有破五溪蛮之功，后人便为之立祠于梁山。所以诗的首联说“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于今配此山。”

　　作者很留意郡内古迹的考查。诗中还提到了“北渚吊灵均，长岑思亭伯”、“华表廖王墓，菜地黄琼家。”“沈约台榭古，李衡墟落存。”这六句写的都是武陵典故。“北渚”指《九歌·湘夫人》中的“帝子降兮北渚。”与贾谊吊屈原意同，诗人和屈原有着共同的遭遇，他对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灵均是很敬仰的。亭伯是后汉崔马因的字，因“博学有伟才”，和帝时做车骑将军窦宪的主薄。宪所为多不法，马因屡谏不从，并被贬为长岑(在辽东)长。马因不愿远去，遂归家。作者既伤自己如灵均之被谗流放，又悔自己不能如亭伯洁身引退。廖王指蜀汉的廖立，墓在县东北十里，其故宅在今常德市的丹砂井。黄琼是江夏黄香的儿子，仕后汉宫至司空。“节操凛然”。此人可能曾流寓武陵，其故居今已为菜地。“沈约台”在县西南五里，俗称“沈约读书台。”李衡是三国时吴国的丹阳太守。曾在沅江的泛洲种桔。所以泛州又叫“桔洲”。衡临终嘱其子曰：吾洲里有木奴千头，不责衣食，岁绢千匹……

　　涛人对武陵沿革的考证也很注意。他在《武陵抒怀》序言中说：“武陵……在春秋及战国时皆楚地，后为秦惠王所并，置黔中郡。汉兴，更名曰武陵，东徙于今治所。”《武陵抒怀》开端说：“西汉开支郡，南朝号戚藩”。说明武陵在高帝时便已改郡。至南朝(宋、齐、梁、陈)则常用以分封宗室和外戚。他在《汉寿城春望》下注云：“古荆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庙，兼楚王故坟。”古汉寿相当于今汉寿、常德两县及沅江的一部分。作者的《龙阳县歌》反映了当时古朴的民风和安定清静的环境。

　　作者经常和人民接近，对当地的民情风俗，社会生活比较熟悉。这也常常从诗歌中反映出来。例如《武陵抒怀》中说：

　　户算资渔猎，乡豪恃子孙。

　　照山畲火动。踏月俚歌喧。

　　拥楫舟为市，连甍竹覆轩。

　　披沙金粟见，拾羽翠翘翻。

　　茗折苍溪秀，苹生枉渚暄。

　　从这些句子，我们知道，当时一部分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地方上的豪绅，是因为人丁众多，势力强大，可以巧取豪夺。耕种还没有完全摆脱刀耕火种的方式;普遍存在着后来少数民族跳月、对歌的风俗。有的人是以舟为家，在水上生活;民房建筑多竹楼，上面盖的都是竹片。有些男子在河里淘金，有些村妇在山间拾鸟羽。一到春暖花开，姑娘们有的到苍山去摘茶，有的到德山去采苹。作者还写有这样的诗句：

　　家家竹楼临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

　　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地相应歌。

　　这里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放任浪漫的生活。陌生的估客(驾船的客商)可以在夜里和卖菱角的如娘随便对歌、逗乐。可见那时的武陵还相当落后，还没有完全脱离蛮荒的状态。

　　刘禹锡诗有深厚的生活基础，特别是从民歌中吸取了营养，创造了大量健康清新的民歌体小诗。《唐书》介绍当时朗州的情况为：“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其声怆仟(声音刺耳难听)。禹锡作《竹枝词》十余篇，武陵夷俚悉歌之。”他自己也说：“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扬柳枝》”。在他的集子里，大量的乐府诗如《蛮子歌》《踏歌词》《柳花词》《竹枝词》《扬柳枝词》《浪淘沙词》等，都是些民歌体的小诗，题材广泛，语言明快，继承了南朝民歌的优良传统，成为唐代诗歌中别开生面的作品。王船山曾誉之为“小诗之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刘禹锡在朗州十年的作品，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的。在学习民歌，改写民歌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对于武陵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史又称“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他自己说：“少年负志气”，“忧国不谋身”。“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他在政治上失败以后，他的诗表现了一息尚存，战斗不止的顽强斗争精神。他曾说：“勿谓行大道，斯须成太行”。“平地生峰峦，深心有矛戟”。这是他革新惨败后所得的痛苦教训。他在《咏史》中说的“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这就是他所持的人生态度。到了暮年他仍然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他始终竖信“永贞革新”是完全正确的。在他逝世前一年所写的《子刘子自传》中还说：“叔文实工言治道。”、“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他给自己的评价是：“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何等光明磊落!所谓“信道笃而自知明”也。他还说过：“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这种积极进取，顽强斗争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

　　唐代宗会昌二年某一天，刘禹锡弥留之际，眼前依稀浮现出遥远的朗州城廓，楚歌与人面桃花，伴着洞庭谷酒的香气，让他轻轻地合上了眼睑，在唐代著名的”八司马”中，只有他一人活到了70岁。翻阅他的履历，这位在当时看起来很不幸的文人，23年的流放生涯中，在朗州居然呆了10年，得以流传的800首诗词，其中200多首是在朗州吟就，且文学史中评论家津津乐道点评的，也大多属于这一时期的创作成果。1161年后的今天，一个朗州的小文人发出感叹：刘禹锡得感谢朗州的山山水水，如今的常德当感恩刘禹锡的流放与歌吟。

　　封建中国的文人与官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满怀鸿鹄之志的文人一旦平步青云，大多收藏起思想的锋芒从文坛消隐，而壮志未酬者，在落魄失意中成就了他们的文学基业。刘禹锡要不是在“永贞革新”中失败，他很可能在宰相的位置上摇头晃脑，那口中吐出的绝对不是日后流传千古的“竹枝词”，而是一道道有可能令其他文人或苍生痛苦不堪的政令了。永贞元年，倒霉的刘禹锡被贬连州，流放途中改授朗州司马，在唐代，州一级最高行政长官是剌史，司马是位居老四的闲职。可想而知，在千里南行途中，刘禹锡捶胸顿足，乱发在风中飘摇，一肚子的苦水无处倾吐。在他的想象中，朗州是处蛮荒之地，那被先贤屈原歌吟过的沅江只不过是条“淫江”而已。然而，当他在白马湖边弃舟上岸，进得朗州城，才发现这座临水而筑的古城充满了楚风遗韵。那参差的黑瓦白墙，清瘦的木楼，浸着岁月汗渍的青石板小街，让他找到了与都城长安迥然相异的感觉，一个是王者风范夹着霸气也就不免压抑，一个是江南小城含着秀丽也就处处随意。于是，他郁闷的心境就像云开之后的天空，稍稍有了些开朗和舒坦。

　　朗州这片土地处处充满了浪漫气息，北来的谪人刘禹锡没多久便深刻领会到这一点。每当春江水暖，细腰的朗州女子结伴踏青在城外大堤上，她们唱着软软的南曲，自由嘻戏，没有一点长安女子的拘束感，游童在路上也能拾到她们散落的花钿。茶楼酒肆林立，渔鼓声声，酒令阵阵，远离都城与纷争的朗州人让刘禹锡感到了生活的闲适与美好。反正需他批阅的公文不多，刘司马在朗州10年，几乎将方园千里的美景胜迹览遍。采菱时节，白马湖边，采菱女露出藕节般的胳膊，在荷塘的碧叶间耀花了刘司马的眼。我们现在要寻找唐代的常德，就得从他的诗文中阅读富足而风情万种的朗州。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刘禹锡干脆懒得与众官员为邻，独自寓居在城东门外。推窗而望，沅江如练，百丈之外的招屈亭里，似乎还可以看到屈原时而潇洒时而愁苦的影子。桔树如绿云歇在城外，芷草长满了一湾又一湾，枫林里的鹧鸪声长一声短一声地响在他的梦里……

　　虽然远谪朗州，虽然朗州的山青水秀人美，刘禹锡的99根神经麻木的话，还有一根依然醒着。一天，他像往常一样遛跶在鸡鹅巷里，一位老者正在磨刀石上磨刀霍霍，那磨刀石显然曾经遗落在哪个角落里，周身污浊。一阵磨砺之后，刀亮了，磨刀石表层也光滑如镜。刘禹锡顿时触景生情，他觉得那块躺在小巷角落里的磨刀石就是永贞元年被贬的刘禹锡。回到寓所，彻夜难眠，他挥毫写下了《砥石赋》：“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何耻焉?”这种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和对仕途的热爱，使得他骨子里的文人气息暴露无遗，即使仕途有好几次出现转机，却因几杯酒下肚，两首诗惹祸，彻底断送了前程。

　　刘禹锡至死才明白，他错误地出生并错误地生活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里，错过了盛唐，错过了贤明，倒霉的他经历了8个皇帝，一个刚愎自用，一个中风，两个被剌杀，一个喝长生不老药毒死。这么多的皇帝更替，一个皇帝对他的观察刚结束，一个皇帝对他的赏识也就告终。因此，流放生涯对刘禹锡来说，应是不幸中之幸。

　　1160多年后的今天，倘若刘司马重游故地，他会发现当年的寓所边已兴建起举世闻名的”中国常德诗墙”，依然酒楼歌厅林立的常德城里，传唱着用常德丝弦配曲的”竹枝辞”：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当年应召回长安时，刘禹锡对着渐行渐远中的朗州城，怎不回首又回首?

　　文学成就 　

　　诗歌

　　诗歌内容

　　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不过，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同乐天登栖灵寺塔》，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

　　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 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浪淘沙词》《西塞山怀古》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以下两首尤为传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词》二首之一。

　　作品风格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刘禹锡深信佛教，早年师从的诗僧皎然的著作《诗式》，已经将禅学与诗学联系起来。刘禹锡受到皎然的影响，又通过长期接触禅学和诗歌创造实践，明确认识到“悟不因人，在心而已”的道理，这八个字是刘禹锡对禅学精髓的把握，也成为他的诗论的基础。[25]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越中蔼蔼繁华地，秦望峰前禹穴西。《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辞赋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论说文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

　　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哲学成就

　　唯物主义倾向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著作是《天论》三篇。在宇宙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法大行”的时候，社会上“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法小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不清，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

　　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也是刘禹锡对有神论社会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

　　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有神论产生的根源，可谓见解独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在所写的《天论》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与韩愈的论战深入下去，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与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点，“交相胜”，“还相用”。人虽不能干预自然界的职能和规律，但却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尊重自然规律

　　刘禹锡以自然科学为根据，补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观。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刘禹锡认为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有形的物质实体，天地之内不存在无形的东西。他认为“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空”不能超越物质形体而独立存在。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发展。在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发展方面，他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动植物和人类是天地阴阳之气交互作用产生的。

　　他还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规律，宇宙万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无穷地运动发展着的。他据此建立了天人关系学说，指出天地万物各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万物在生杀、壮健、衰老的自然发展过程中，遵循强胜弱败的竞争规律；人的职能在于利用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向自然界谋取人们生活的需用品。刘禹锡提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论》上）他认为天不能干预人类社会的“治”或“乱”，人也不能改变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他还以科学知识为根据，宣传无神论，批判有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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