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离骚的地位

时间:2020-11-22 13:55:38 离骚 我要投稿

诗经和离骚的地位

  《离骚》是《楚辞》篇名,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下面是诗经和离骚的地位,一起来看看吧。

诗经和离骚的地位

  《离骚》与《楚辞》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熔成的诗篇。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与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与联想,采用铺陈描述的手法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所创造的一种新诗体,这种诗体吸取了楚地民歌的营养,运用楚地方言韵律,反映楚地的民风,写成诗歌形式。在表现手法上,大量运用赋比兴的糅合形式,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在语言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字数不等,句法参差错落,起伏回宕,并且多用“兮”字增强韵律和帮助表达充沛的感情。在屈原之后,有一些诗人竞相效仿,用楚辞体写作,但楚辞体最重要的作者仍是屈原,不仅因为他是这种诗体的首创者,而且因为他的作品数量多,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最高,又因为他的《离骚》代表楚辞,所以楚辞体又称为“骚体”。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及汉人模仿的作品合编为《楚辞》,从此,《楚辞》便是继《诗经》之后又一部诗歌总集,它对后世的影响,只有《诗经》可以与它相媲美。

  中国文学史上历来“风”“骚”并称,“风”是指《诗经》,“骚”是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风骚”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诗经的地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离骚的地位

  从我国文学史的发展上来看,屈原上承《风》《雅》诗人,下启两汉赋家,自是一个承先启后而最有创造性和最有影响的伟大的天才诗人。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赋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这话评价屈原及其作品颇为简括、惬当。《辨骚篇》末又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就是这样首次论定了屈原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

  当然,提起最初对于屈原及其作品有深刻的认识,而给以很高的评价的,我们不会忘记首先为屈原作传记的司马迁。章炳麟《检论》说:“《楚辞》传本非一,然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则知定本出于淮南。”又说:“班孟坚引淮南《离骚传》,文与《屈原列传》正同,知斯传非太史自纂也。”尽管司马迁所据《楚辞》祖本及其评价或有出于淮南,他总得加工一番才能作出屈原传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据此可见,刘勰评价屈原主要是从文学史上从文体源流上观察来的;司马迁评价屈原是从其人格和风格上观察得来的;这里不但论定了《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而且指出了它的特点,是以古见今、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物见志的浪漫主义的象征手法;主要地发见了作者同基于一般人的精神状态上,而从自己的特殊的遭遇里,锻炼了发展了而自成其崇高的伟大的心灵;发见了作者的生平人格和作品风格的完整、有机、诉合无间,赋予了作品以不朽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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