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的翻译风格解析
翻译观与文艺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和而不同”，因此翻译家与散文家担任的角色也不相同。以下是小编分享的梁实秋的翻译风格解析，欢迎大家阅读!
一、引言
正如描写翻译学派所演绎的：既然原文与译文的对应关系(现象)是译者选择的结果，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规范，那么该规律即塑造对等关系的关键因素。本文将翻译家梁实秋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图里(Toury)的翻译规范理论，从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3方面对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活动进行描述性研究，以期揭开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庐山真面目”。
二、Toury翻译规范的概述
描写翻译理论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以霍姆斯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为奠基之作，致力于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及功能时，以译语系统为依归，把翻译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按照翻译活动和翻译在我们经验世界中表现出的状况描述翻译。
为寻绎不同时期各种文化中牵制译者实际抉择的普遍规律，营构一套涵盖历史、文化“事实”的制约因素体系，使之深契于译学文化范式，图里在《文学翻译规则的本质与功用》(1978)一文中引入norm(“规范”)概念，他认为：“如果不考虑那些构成语言之间结构差异的规则，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非义务性的选择上，我们就能寻求外部的社会文化制约因素来解释译者于文中反复展示的种种抉择。
这些制约因素即规范。” (Hermans，2004：75)该观念占据了图里译学理论的中心，并不断得到后继学者的阐释和发展，成为弥久长新的理论生长点。为描述规范在不同层次对文学翻译活动的制约力，图里将其三分为：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在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规范在起作用。预备规范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在翻译开始前便发挥功效，涉及某一文化在特定时间内一些足以影响翻译选材的政策和允诺的翻译路径。初始规范在逻辑上先于操作规范，初始规范从宏观层面决定译者翻译的总体策略，决定其翻译作品的特征，主要对译者面临的3种抉择进行范畴分类：恪守原语规范，顺应译语规范，抑或折乎其中，两不偏废;而译者面对的是两大片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制约力的规范同样异地而设，分为原语文化规范和译语文化规范两套截然不同的范式。
若译者的选择偏向原文，恪守原语文化规范，其翻译就会更贴近原作，会产生“充分的翻译”(adequacy)，尽管译者对原著字随句摹，如影随形，但往往会因文化情节与目标语社会相去甚远而难以获得后者的认同;若译语文化规范占上风，译者更多地是想满足译语读者的期待，则炮制出“可接受的翻译”(acceptable)。而充分性和可接受性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因为翻译从来就不可能完全充分或彻底可接受。操作规范则用以描述翻译操作过程中影响译者实际抉择的各种语言和文本规范。
图里预设的规范模式摒弃了传统译学所推崇的一对一的对应理念及文学或语言上等值的可能性，将原文与译文在交叉的文化系统的符号网中进行聚合(Gentzler，1993：133~134)，也将翻译置于译语社会文化制约体系中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经验描述，其进步性自不待言。
下面将逐一分析这3类规范在梁译本中的体现，说明梁译本如此有争议并非偶然，是3类规范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翻译规范视角下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
预备规范与文本的抉择预备规范指某一特定语言文化背景下，那些在选择翻译文本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很显然，选择翻译文本是翻译过程中很关键的一步，由于受到不同时代主流文化和文艺思想的影响，译者会选择不同题材和内容的作品译介。
一般情况下，译作越接近目的语文化环境，越接近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与期待，就越受欢迎。因此译者会尽量使自己的选材符合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梁实秋的翻译选择从历史出发，根据自身民族的文化特点寻求定位，继承了中国传统诗学的人本主义精神，希望以古典审美极力恢复中西传统健全的人文精神;同时他执著于文化传播和文学自身建设的追求，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译介是出于文化传播和吸收的目的，试图通过翻译构建起伦理人性的诗学观，这是借外来文化提升本土文化的一种努力，同时也为本土文化接受和吸收更多的外来优秀文化奠定了基础。梁实秋选择翻译莎翁全集正体现了预备规范的影响。
首先，梁实秋的文艺思想深受其师白璧德的影响。梁实秋早年崇尚浪漫主义，他的翻译活动也深受其文艺思想的影响，也是“缺乏纪律”的。但自从师从白璧德之后，他从浪漫主义的立场转到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来，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与儒家思想是有暗合之处的，其中西思想的交汇与互动，让他对“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进行反思，重新对儒家思想进行审视。他开始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在翻译的选材上，他反对毫无选择地将外国的作品介绍过来，而极力主张译介一流的作品。梁实秋之所以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那种“顶好的”的古典文学，梁实秋曾说：“古典文学有一种特质——其内容为人性的描写。因其所描写的为人性，故能‘古’而不死，故能虽‘古’而常新。其描写的手段是优美的，故能成为 ‘典’，故能历久而不失其妙。”
(梁实秋，1988：182~183)他反复强调莎士比亚作品的伟大体现在其中对永恒的人性的描写。他的翻译选择与其始终坚持以“人性论”为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一致的，这种因时通变的理念正是儒家思想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碰撞在他翻译实践中的体现。其次，梁实秋受到“赞助人”胡适对他的影响。译者可以接受“赞助人”的要求，很多时候(比如外来“赞助”与译者本人文艺思想有冲突的时候)也可以拒绝合作。
“赞助人”可能对译者某一时期的翻译产生影响，但难以对其所有翻译产生影响;而文艺思想却会影响译者一生的翻译活动，是译者翻译的内因。当内因与外因一致时候，便会给译者带来强大动力。胡适是梁实秋翻译莎翁作品的发起人。梁实秋也多次提到胡适对他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影响。他说：“我译莎剧，不是由我的选择，是由于胡适先生的倡导正合于我读第一流书的主张，我才接受了这个挑战。”(余光中，1988：419~437)在胡适和梁实秋看来，莎士比亚的作品无疑是一流的，他们都认为翻译就应该翻译一流的作品。
梁实秋在翻译莎士比亚时受到胡适的赞助，从事这一翻译活动同时又与他的文艺思想不谋而合，这样就为他翻译莎士比亚创造了巨大的合力，使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一翻译巨作。概而论之，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与其文艺思想、选择动机都有很大的关系。梁实秋之所以选择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完全符合译介经典作品的条件;同时，梁实秋有自己所定的翻译标准，在实际翻译活动中与赞助人(胡适)的翻译原则不谋而合。他的翻译选材深受其文艺思想的影响，同时也通过翻译来宣传其文艺思想。2.初始规范与译者的翻译策略初始规范是译者对翻译策略的总体把握，是决定翻译产品最终特征的重要因素。
按照图里的说法，译者要么倾向于遵循原语规范，从而产生“充分的”译本;要么更倾向于目的语规范，更多关注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以及译本的“可接受性”。图里指出，译者必将在这两种翻译模式中做出选择。总体而言，梁实秋译莎士比亚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译文便更多地注重其 “充分性”，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是指文化内容，其二是指语言形式。
在文化内容层面上，译者主要是尽量呈现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不作任何删改;在语言形式这一层面上，译者注重引进新鲜的表达方式，力求对目的语文化中的某些规范进行扩展和充实。首先，梁实秋考虑到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期待视野。
新文化运动波澜乍起，西学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读者有接受异域文化的要求和心理准备，他们以开放的心理不断调整、充实和更新自己的文化先结构，这一切需要译者将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视为自己的一种职责。梁实秋译莎的诗学取向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熏陶，拥有理性及宽容的文化态度又具备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崇尚个性独立的特质，这决定了其译文能够包容异域语言及文化，也决定了其译文过程中的严谨与细致。五四时期，翻译界也崇尚异化风尚，所以当时的异化译法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词汇、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和中国没有的文学样式，促进了现代汉语和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成熟。
梁实秋认为原作者的精神内核体现在其所在文化的传统以及民族意识中，译者的作用在于以诗学取向进行文化对话，这种观点体现了重视差异性的解释学精神(转引自严晓江，2008：132~137)。其次，在翻译标准上，正如严复有译者 “信”、“达”、“雅”三难的慨叹，梁实秋也主张翻译应该忠实、流利、传神。梁实秋这里所说的“忠实”和“流利”与严复所谓的“信”与“达”相近;而“传神”即为要忠实传达出原作的精神、语气、风格，也应划归“信”的范畴。
在梁实秋看来，“信”是翻译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其核心是对原作的忠实，译者要尽量将原文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在翻译中使自己成为隐形人。众多翻译研究家都赞同，“信”是梁实秋翻译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信”方面已经做到了人力所能做的顶峰，这是与朱生豪译本的一个重大区别。周兆祥说《哈姆雷特》一剧中“Be thoua spirit of health，or goblin damned”一句，6种译本中只有梁实秋译本“清楚而正确”地“传达出前后两种东西的.分别与对比关系”，剧中各种鬼魂的名称，梁译本“最一贯”，“最有条理”，6种译本中，只有梁译本没有删除古典比喻的部分，不管是用作上演还是研究，“效果都平均比其他各种译本优胜”(周兆祥，1981：382)。虽然很多评论者都认为梁实秋的翻译在“信”、“达”方面特点突出，而在“雅”的方面有些不足。
刘炳善也认为朱译本以“达”、“雅”取胜，而“信”有不足;梁译本以“信”、“达”见长，而“雅”有不足。事实上，梁实秋没有过分强调“雅”，在他看来，谈“雅”是多余的，原作“雅”则译得“雅”;原作不“雅”，则译文也不一定“雅”，不能因为其不“雅”而任意删改。事实上，梁实秋完全可以采用他所说的那种“不很难”的译法，将莎士比亚作品“翻译”得像他的《雅舍小品》那样文采斐然，但他没有去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喜好，而是采取了吃力并不见得讨好的做法。
在这一点上，梁实秋与鲁迅有一致之处，不过，鲁迅走得太远，译文太过于聱牙，梁实秋则希望将“信”与“达”控制在一定的度里面，试图在二者之间走一条“中庸”的道路。梁实秋的创作是他的才思、思想性格、感情色彩的体现，然而在翻译时，他则尽量使自己成为一个隐身人，不喧宾夺主，而竭尽全力希望将原作者推向前台，读者从中感受到其翻译与其散文好似完全出自两人之手。
3.操作规范在译本中的体现如果说初始规范从宏观层面影响译者对翻译模式的选择，那么操作规范则涉及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微观层面对原作进行的语言处理，即主要描述译文的呈现及语言内容。尽管规范是习惯性的行为常式，但翻译规范本身是隐性的，我们最终必须从翻译过程和翻译文本中去揭示潜在的规范，即各种规范都是体现在译文篇章内的。图里将操作规范定义为实际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抉择的准则。他将操作规范又细分为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s)。母体规范与译文的完整性有关，包括对段落的删节或重置、对原文的分割以及段落或脚注的增加等，篇章语言规范则制约着译文语言素材的选择，如词项、短语及文体特征。限于篇幅，我们主要探讨篇章语言规范在梁实秋译本中的体现，也就是着重研究梁实秋对《莎士比亚全集》所进行的翻译处理。
梁实秋在《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等文里都谈到了版本问题，并指出他选择牛津版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他看来，这个版本基本保留了莎士比亚作品的全貌，不像有些版本那样删除了其中的某些章节。
莎士比亚选用其标点符号，也像五步抑扬格一样，是为了达到一定的节奏而采取的一种艺术手段。梁实秋没有保留原作的五步抑扬格，但却希望通过保留原作的标点符号来弥补，这是梁实秋用心良苦的一条翻译原则。即使梁实秋保留了莎士比亚的标点符号，也没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他使用的是现代标点，而只有少数读者会明白标点符号在莎士比亚时期的用法。
相反，“力求保存”原文的标点却对他传达莎士比亚的艺术感染力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现以以下实例来说明：King Take thy fair hour,Laertes;time bethine,And thy best graces spend it at thy will.But now,my cousin Hamlet,and myson,--Ham [Aside.] A little more than kin,andless than kind.King How is it that the clouds still hang onyou?Ham Not so,my lord;I am too much I’thesun.梁实秋译文：王 珍重你的青春罢，赖尔蒂斯;时间是你的，你自用的善自遣用罢!现在，——我的侄子哈姆雷特，也是我的儿子，——哈 [旁白]比侄子是亲些，可是还算不得儿子。(注释：哈姆雷特的第一句话就是“旁白”，并且就包涵一个双关语，是可注意的。此语显然是接上下文而言，意谓不仅是族侄(因彼已为继父)然终非同一血统，古云。Malone，Stevens诸氏所解，俱不恰。)王 怎么，你脸上还是罩着一层愁云?哈 不是的，陛下;我受的阳光太多了。(莎士比亚，2001a：26~54)从这段话里，我们看到，在梁实秋的译文里，所使用的标点符号与原文完全一致。在上面还有一处双关语是 “A little more than kin，and less than kind.”梁直接翻译成“比侄子是亲些，可是还算不得儿子。”可惜，译文只是传达出了原文的意思，其本身并不包含双关语。梁在注释里指出，他不同意马隆等人的解释，但没有指出其观点到底是什么。而另一译者卞之琳的译文相比之下更加巧妙：“亲上加亲，越亲越不相亲!”
译文传达出了原文中“more than kin”与“less than kind”的对照关系。从以上翻译来看，梁实秋的译文显得很拘谨。梁实秋希望译文尽量保留原文的标点符号，这是造成其译文缺乏文采的一个原因。同时，梁译文也似乎受到了原文某些字句的束缚。例如，“But now，my cousin Hamlet，and my son，——”这句话不仅每个标点符号都保留了下来，而且，除了“but”之外，每个词(包括“and”)都按照其词序翻译了过来，这样，译文显得不大像是自然的对话。上述例子，我们看到了梁实秋处理双关语的方法，正如他所言，“双关语(pun)，苦难多译，可译者则勉强译之，否则只酌译字面之一义而遗其 ‘双关’之意义”以及“无法多译时则加注说明”(莎士比亚，2001b：1~3)。在处理原文中的典故的时候，梁实秋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Ham My fate cries out，And hardy as the Nemean lion’s nerve.哈 我的命运在那里喊叫，使得我身上每一根微细的血管变成奈米亚的狮子的筋一般的硬。梁实秋翻译时，也是完全保留了原文的标点，使后一句话长达27个字。“Nemean lion”是一个典故，梁实秋将其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奈米亚的狮子”，并在其后加上注释：“原文Nemean lion乃希腊神话中赫鸠里斯所杀怪兽之一”。
可以看出，梁实秋对莎士比亚版本的原则、以及处理标点符号、双关语、典故等所采用的具体翻译方法，基本上是梁实秋“信”翻译准则的体现。梁实秋完全支持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时候，坚持使用白话文，尽力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原作的标点符号、双关语、典故;另外，为了将莎士比亚忠实地呈现给中国的读者，梁实秋还尽力将作品的猥亵语翻译过来，这一做法是不大能被当时的一些中国读者所接受的。
此外，他还加上比较翔实的注释，这也是他翻译思想中强调“忠实”的表现。但这里的“忠实”也只是梁实秋本人所理解的“忠实”，当他试图将标点符号、双关语等划到忠实的范围的时候，其他的方面例如文体却被留在了这个范围之外。但这种情况事实上是任何翻译家都难以避免的。
当译者强调某一方面的时候，在其他方面必然会有所缺失。但使用白话、保留原文的标点符号、忠实地传达出作品的猥亵成分，这些无疑会给中国原来的诗学体系带来冲击，为建立新文学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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