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抗战话剧中的“女性出走”模式
老舍的话剧中有两类不同的女性形象，具体是什么呢?
在话剧研究中，女性形象往往作为一个永恒的研究对象出现。老舍的话剧中，女性虽不是描摹的重点，但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笔。在最初的抗战话剧《残雾》及《面子问题》中，老舍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绘女性，其中包括被物质化的太太群体以及下层劳动妇女的形象，她们有着不同的身份地位和迥然不同的经历，体现着不同价值观，显现出老舍在不同时代的女性观。随着五四运动新思想的传播，老舍在剧中把新旧两种时代的女性进行对比，打破了传统封建女性的守旧思想，注入新时代的新思想，剧中的逃难女性的“出走”，正是老舍打破传统女性观的突破口，是对新时代女性的歌颂与赞扬。话剧《残雾》和《面子问题》中都有相似的女性，无论是上层的官太太还是下层贫苦的劳动妇女，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从她们的身上可以反映出老舍不同的女性观。
一、老舍话剧中的女性形象
从《残雾》到《面子问题》，老舍塑造了不同时代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格，有生活在上层社会被物质化的太太群像，有逃难“出走”的下层反抗女性。老舍在描绘她们的同时，展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问题，她们身上的时代性及老舍不同时期的女性观，都值得我们思考。
(一)被物质化的太太群像
《残雾》是抗战时期老舍的第一个剧本，在他看来，这部话剧是“没熟的饭”，用小说的手法写戏，既没有注意故事的情节，也没有展现戏剧的舞台动作性，用他的话说：“不会煮饭的人能煮的很快，因为饭还没熟就捞出来了。”可是并不然，在这部话剧中老舍用大量的笔墨去刻画人物，他的人物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并可以一道出来五六个，只有一人开口，其余全愣着。剧中虽以洗局长为代表的腐朽统治为主要矛盾，但剧作者却以杨太太、洗老太太、洗太太、刘妈、朱玉明这些女性作为主场，从侧面反映这些女性不同的立场，以揭露冼局长贪腐的一面。
《残雾》中的太太群体是老舍重要的描写对象。生活在上层社会的杨太太、洗太太和洗老太太，她们是充当男性话语权的女性，是被物质化的女性。杨太太和洗老太太一方面抱怨男性的三妻四妾，一方面又维护男性的权利，为男性辩解。剧中杨太太劝说洗太太应理解洗局长在外面的情人，“赶上这大乱的时候，谁有理，谁没理，都先别管，最要紧的是不得罪他，到时候总有钱落到咱们手里，别的都是瞎扯一大堆!”洗局长的母亲洗老太太是中国封建残余的化身，十足的顽固分子，守旧、害怕进步，有意无意在助长着恶势力的增长，作为封建“大家长”的形象而存在，“把姨太太娶到家来，多添一双筷子就够了;我呢，也多一个人伺候着。分居另过得多费多少钱哪!名正言顺的把小老婆娶到家来，大家和和气气的，赶明儿，靠洗家门祖宗的德行，生两个胖小子，不是大家的欢喜吗?”她身为封建大家长，维护旧习旧礼，不仅不站在女性立场发言，反而替男性辩解，为封建旧礼“开脱”，这也是老舍对“传统文化”与“新思想”的反思。而洗太太不善交际，为丈夫所遗弃，为婆母不喜欢，落落寡合的，这样的“不出名”却让人印象深刻，她更像是中国家庭里的传统妇女形象，默默付出半生，落得被遗弃的下场，她的沉默是面对新时代下的旧式传统的沉默，作为中国传统家庭妇女，她所有的一切来源于丈夫，她所有的付出在于家庭，家庭是保护伞更像是牢笼，它阻断了洗太太与外界的交流，她的沉默亦是一种反抗，她离不开洗局长和他的家庭，认为守住家庭是她的职责，况且洗太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她的生活要继续，就要依靠丈夫和家庭。例如她反对洗局长在外面的情人，却又死死守住家庭，不让洗局长带情人回家。老舍剧中描绘的太太群像，她们缺乏独立的经济意识和反抗意识，害怕失去经济来源，在保持沉默的同时，又为男性发言，在男权的物质世界，她们是被人圈养的宠物鸟，可怜又可悲。
(二)“出走”反抗的女性群像
除了上层的太太群体以外，老舍的话剧里还出现了“逃难者”一类的下层劳动妇女形象。由于当时混乱的社会环境，逃难者的形象成为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老舍对她们寄予了同情与赞扬。这类逃难者大都作为官府豪门的仆人形象出现，主仆之间、上层与下层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残雾》中的刘妈、朱玉明，还有《面子问题》中的徐嫂，她们虽为逃难者却不失性格与血性，具有反抗精神。刘妈与亲人失散，背井离乡，虽作为洗局长家的女佣，却厌恶洗局长的为人处事，讨厌洗家奢靡腐化的官僚之风。她讽刺淑菱只知贪图享乐却无心忧国，当淑菱让刘妈通知红海去看电影，刘妈无奈地说道：“敢情你们好，一天到晚吃喝玩乐!人家把家都丢了，你们还这么高兴呢?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听了朱玉明的遭遇，刘妈感同身受，她痛恨敌人，痛心家破人亡，“我要是捉到个日本人哪，我把他的耳朵，鼻子，全咬下来!”可见，处在奢靡腐化的环境之中，刘妈并未受到不良风气的感染，依然保持对家国的担忧，即使背井离乡却身系家国，虽是贫苦劳动妇女却拥有反抗精神与爱国之心。朱玉明与刘妈同是逃难者，她的反抗更为彻底，作为洗局长的情人，面对洗局长的物质诱惑，不为所动，不畏惧洗局长的威逼利诱，选择出走，表现了她的反抗精神和觉醒的意识。“我明知道一切是黑的，还偏偏假装看见，也不是在哪儿好象有点光明!我把“自欺”与“希望”放在一块了，教它们成为一个名词。过了几天，我全看明白了，全听明白了。”同样是作为男性的附庸，洗太太与朱玉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洗太太不敢离开洗局长，对洗局长只是忍耐与奉承，而朱玉明却敢于“出走”，为国出力，说明朱玉明的女性独立意识和自我觉醒。朱玉明与刘妈的出走，不仅仅是离开奢靡腐化的生存环境，更代表着她们自身意识的觉醒。 相较于上层物质化的女性，这些下层的劳动妇女却更具有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当时的社会乌烟瘴气，不仅处在抗战时期黑暗的时代背景下，更存在一种普遍的精神困顿，有被物质化的上层官太太，有被思想腐蚀的政府官员，因此老舍笔下的刘妈和朱玉明是充满觉醒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她们的“出走”更是对当下时代的反叛，对当下精神困顿的“出走”。作为贫苦下层劳动妇女，这种反抗精神与“出走”模式，是老舍赋予她们新思潮的启发，她们相较于默默无闻的传统妇女，身上多了些反抗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出走模式“下的女性观
老舍的童年是在母亲和姐姐的陪伴下度过的'，女性角色在老舍的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老舍的母亲马氏出身农家，不识字，靠给人缝洗和做杂工的微薄收入，勉强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她善良、勤劳、义气的性格和品质给予老舍深刻的影响。在老舍的话剧《残雾》中勤劳的仆人刘妈，《面子问题》中的佟宅女仆徐嫂，都与老舍母亲的遭遇相似，同样是为生活所迫，出卖劳力，她们身上的勤劳与质朴感染着老舍，对于这些下层劳动人民，老舍给予深深的同情和赞扬。五四时期，老舍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这样，以前他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到了“五四”，孔圣人的地位大为动摇。既然可以否定孔圣人，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否定的呢?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两千年来的老规矩。“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五四是一道新曙光，接受新事物的同时，老舍对于一些传统守旧思想提出批判与质疑，尤其是对于传统的家庭观念、妇女的家庭地位等问题。抗战话剧《残雾》《面子问题》中官太太的物质堕落，老舍对于新社会中的封建守旧思想是给予批判的，可见“五四”给了老舍极大的影响。与之不同的是老舍赋予广大下层劳动妇女“出走”，这类女性敢于勇往直前、不墨守成规、崇尚自由，老舍塑造的这类形象与之前的传统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老舍剧中把下层劳动妇女作为“出走”的对象，是很巧妙的设置。上流社会的官太太有知识有文化，见多识广，有丰富的阅历，老舍并没有把她们作为反抗“出走”的对象，而是把和她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下层劳动妇女作为反抗的对象，她们没有太多的知识，不懂交际，没有丰富的谈资，更没有与政治官场打交道的阅历，正是这样一群朴实善良的女性，老舍在歌颂她们的同时，赋予她们五四新女性的反抗精神，让她们勇于“出走“，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出走”的女性反映了老舍与过去守旧的封建家庭模式彻底的决裂，剧中对于太太群体的批判，也是老舍对于她们所代表的守旧封建家庭伦理道德的批判，对旧思想女性的批判，由此可见老舍接受五四新思想的洗礼，“出走模式”是老舍新时期的女性观。
老舍通过描写“出走模式”的女性，从侧面与上层物质化的太太群像作了鲜明的对比，批判封建传统家庭模式中的旧习旧礼，歌颂和赞扬了下层劳动妇女。“出走模式”的女性是五四新思想影响下的产物，是老舍对勇于走出封建家庭，冲破封建旧习旧礼，有自我觉醒意识和民族意识，不做他人附庸，有自己独立意识的女性的一种鼓舞与赞美，反映了老舍在新时期的女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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