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话剧的中国化贡献
导语：老舍的话剧以其鲜明的中国人的生活味道显现出独特的美学意蕴和艺术风格，在中国话剧史上确立了他独一无二的地位。老舍对话剧中国化的进程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这些贡献体现在地域文化、传统意境美、舞台呈现等方面。
一、老舍话剧与北京地域文化的有机融合
老舍话剧的戏剧情境，就是现实中北京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场所，胡同、四合院、茶馆、戏院等。老舍说： “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酸梅汤、杏仁茶的吃喝声，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他的话剧《谁先到了重庆》中，老舍对宅子的舞台提示是这样描述的：“皇城根下四合院中，几净窗明、窗外有红树”。《茶馆》中三幕戏的场景均集中在北京“吴裕泰”这一特定的场所中，在一个锁闭性的空间中展现中国时代变迁和芸芸众生的悲剧命运。
老舍话剧的地域文化特征活灵活现的体现在人物的对话、独白等台词中，善于利用北京方言、土语等特有的口吻去塑造人物形象。正像舒乙所指出的那样，老舍的话剧属于地道的北京方言一共是136处，舞台演出本则变本加厉，地道的北京方言比原著还多 23%，达到了165处。最令人惊讶的是，在136和165之间并不是只有29处不同，竟有70%不相同!这就是说，舞台演出本对话几乎是重写的，而且更土、更方言化。”
老舍话剧中国化的艺术实践中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把北京的地域文化自然而然的融进话剧艺术中，使话剧带上了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由此而想到，内蒙古作为一个集独特民族与地域文化资源的文化大区，戏剧家的创作必须首先植根在本土的文化土壤中，再进行广泛的借鉴和学习，这才是戏剧包括话剧中国化、民族化的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老舍的话剧为我们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经验。
二、老舍话剧与中国戏曲意境美的有机融合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话剧领域曾一度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表演理论学习，但也出现了戏剧程式、表演方式刻板单一的倾向，对此中国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曾经指出：“我国从事话剧创作的人，包括观众在内，似乎只认定这是话剧唯一创作方法。”这说明在当时的中国话剧存在着过多模仿西方、而缺乏突破与创新的艺术精神。
老舍也不同于曹禺，曹禺的事件和人物虽然是中国的，但在戏剧结构上依然比较严格的遵守了“三一律”的规则，而老舍话剧的故事突破了严格的时间限定，淡化了情节发展过程中的外在的矛盾冲突，在舞台空间的设置上借鉴了中国戏曲假定性艺术方式，并把传统曲艺的语言、特别是相声的表现方式运用在话剧中，最终追求的是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展示，以及人物内心世界与所处的环境之间形成的内在张力。《茶馆》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将场上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描写的十分鲜明传神，马五爷遏制二德子，象征着在旧社会洋派人士的骄傲与暴露了部分中国人崇洋媚外的`低俗品质;康大力则是在黑暗社会中新生爱国主义的代表。在《茶馆》的最后一幕结尾处，三位经过了50年动荡社会洗礼的老人，聚集一堂，将捡来的纸钱提前为自己祭奠，这也象征着旧时代即将走向灭亡，他们也是在为这个时代进行祭奠。
三、剧本创作与舞台演出的有机融合
老舍对中国话剧的贡献还在于他的剧本与舞台的表演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他的文本创作具有明确的舞台实现性，所以老舍京味儿话剧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标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众多代表性剧目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茶馆》《龙须沟》以及由老舍小说改编的《骆驼祥子》，这些剧目培养了于是之、蓝天野、郑榕、黄宗洛、英若诚、等一批出色的话剧演员。新时期以来出现的话剧剧作家也在延续着老舍话剧的风格，创造出一批“京味儿”浓郁的作品。如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讲述了名噪京师的烤鸭老字号“福聚德”于清同治年间创业的故事;过士行的“闲人三部曲”《鸟人》《鱼人》《棋人》讲述了各种市井闲人对北京市民生活雅趣的痴迷。在当前中国话剧舞台不景气的状态下，北京人艺的话剧仍然保持着场场爆满的上座率，这也正是老舍话剧的一个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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