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的朋友讲述以往的回忆
他已死于异国他乡。听从那里来的人讲，他的孤坟在一座岛上无人光顾，永远孤零零的，可悲而又荒凉。
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心想他若不是心狠手黑举斧去杀妻子谢烨的话，而是自己一头扎进漆黑的大海(假如他仅是自己选择了自杀)，那他——诗人顾城好歹也能留下一个美名，甚至百年流芳。
说什么，又有何意义?但顾城其人确实曾是我的朋友。我们有过多年的交往，这让我还不得不去说些什么。
我和顾城头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初。那一天他姐姐顾乡把他带到了《今天》编辑部，地址是东四十四条76号，一座大杂院里的一间简陋平房，便是当时编辑部的所在地。
那天我和北岛等人正在埋头印刷杂志。顾城进屋后像个胆小的孩子躲在他姐姐的身后，他一句话不说，两眼怯生生地盯着我。我心说这里又没人打你，你这是干什么呀?!
他姐姐顾乡说明来意，原来顾城是到这儿给《今天》投稿的`。我随即把手伸出，顾城便把一大摞诗稿递在我的手里。我翻了翻后又递给北岛。我们对他的诗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留下了。等顾城和他姐姐离开后，我们又忙着印刷。惟有北岛笑着对我说了一句，“看你把人家给吓的!”
后来我们在《今天》杂志诗歌专号那一期，选了顾城的两首诗发表，并给他换了个名字叫古城。
顾城再一次发表诗作是在当时由西城区文化馆办的一份小报上，他曾拿给我看过，是哪几首诗我忘了。从此他开始渐渐小有名气，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成为“朦胧诗”的主要一员。
从性格上来讲，我这个人和顾城是很难交成好朋友的。我当初认为他这人生性怯懦，并且烟酒不沾。只是后来听杨炼讲，才知他也够狠，他在新西兰时曾一口气杀掉上百只鸡，血流成河，绝不是闹着玩的。
到了1992年，我们有机会在荷兰一见，并共同参加了“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那届诗歌节以中国诗人为主，我记得还有北岛、杨炼、多多、翟永明和王家新等人参加了，我们还见到了张枣。
顾城总是头戴一顶用牛仔裤裤腿制做的帽子出现在各种场合。我多次说过让他把这破帽子扔了，我觉得晦气，可他却说这帽子是他的烟筒，他有气就能从那里冒跑了。
一天会后我们走在街上，他头上的那顶帽子引来了几个好奇的醉醺醺的黑人酒鬼。那几个酒鬼年轻力壮人高马大，他们一把抢下顾城的帽子，互相扔着，开心地戏耍。而顾城则被吓得抱头鼠窜，扎进了人堆里。我真觉得他太丢人了，上前帮他要回帽子，而后又劝他把那顶招事的破玩艺扔掉算了，但他却难以割舍。
1993年2月我们又在德国一同参加“柏林艺术节”。顾城当时就住在柏林，他是被德国一个基金会邀请去住一年的中国作家。组委会的人希望我能住在顾城那里，这样我的那笔用在饭店的钱就可以省下来帮助顾城。我没意见，顾城也愿意，我就在他家住了几天。可这几天却打乱了顾城平日的生活习惯。听谢烨讲，顾城最烦有客人来他家了。他当着客人的面儿还挺客气，可只要客人一走，他总要不满地唠叨几句。我住在他家他也没办法。那几天每天都有一大堆朋友登门拜访，我总不能把他们都拒之门外吧?再说这些朋友个个跟顾城也熟，顾城和谢烨只能热情款待。
我们喝酒聊天常常到很晚，顾城总是站在角落里默默地看着，他不喝酒也很少言语，倒也没显出不开心的样子。有时，我劝他喝上一口，他便接过杯子抿一抿。我想这也许是顾城一生中在他家里度过的最热闹的日子了。
最热闹之后，等待他的便是最永远的寂寞。因为没过多久，他和谢烨就出事了，俩人死在了新西兰，各自分葬于激流岛。
还有许多事和有关的细节我就不想再说了。我只是遗憾又很无奈。多么活生生的两个人啊，这又是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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