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郁顿挫”杜甫诗风格成因的探讨
导语：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
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有其坚实的思想、情感和现实基础。
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都是源自儒家仁政思想，杜甫的理想模式仍是儒家的政治模式。在他的诗中病树、桔楠、桔棕、古塞、秋云……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寒月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离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礼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意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期盼，对混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同情，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和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杜甫现存诗千余首，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全貌。诗人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国家、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杜甫的一生都怀着爱国的热忱，“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热爱;“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蟊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公元759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五年，虽然失地已收复，但战乱并未平息，国家仍未安定，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当中。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杜甫时时关注着平叛战争。在西行秦州前夕，他先后写下了《洗别马》、“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关注平叛战争的`诗篇，对国家走向统一表示了关注之情。
除了赤诚的爱国之情，忧民之情同样在杜甫诗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例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六、其八。
诗人来到秦州，看到奉诏从金微调来的士兵为解御河北的叛军而“赴沧海”。当他目睹“士苦形骸黑”时，便对长途跋涉的士兵表示同情，于是在结尾写道“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战乱是乱世的主要特征，它与和谐社会是根本对立的，用诗歌反映战争的残酷，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批判和希望国泰民安的心愿。他的《兵车行》在“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的无奈及沉重的叹息中传达了人民对无休止的战争的厌恶之情，又用士卒“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血泪控诉，揭示了战争给后方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这些诗句字里行间。都传达出作者对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价值的深深疑虑。
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因痛失亲人而肝肠寸断，因自己颠沛的遭遇而唏嘘不已的情怀，在很多诗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对杜甫诗作“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影响。我们看杜甫的《登高》一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是诗人潦倒窘迫的人生之痛和多事不宁的家国之忧。在苍茫邈远、空阔无依的天地之间，诗人让一个“百年多病”、“万里悲秋”的孤苦老人蹒跚地走了出来。“万里”可见诗人漂泊流落之远;“作客”照应“万里”，再用一个“常”字，可见诗人滞流异乡时间之久：“悲秋”透出诗人内心的感伤;“百年”表明诗人年事已高：一个“病”字再加一个“多”字，表明诗人身体衰弱，已是风烛残年;“独登台”则足见诗人之孤独与行走之蹒跚艰难。杜诗中登高望秋兴叹的形象，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两千多年前那个形容枯槁、衣衫褴褛、行吟于泽畔的屈子。诗人就像强劲的秋风里高挂在枝头摇曳着的一片枯黄的树叶，真担心他随时都有被吹下来的危险。诗中写尽了诗人自己的苦况，可以说这种人生之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认为，杜甫视诗歌为生命，他的诗歌也与其个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休戚相关。为了排遣他对于不合理社会的愤怒与不平，宣泄在生活中、思想上长期蕴蓄的内在矛盾以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他最终形成了这种 “沉郁顿挫”的诗风。可以说，历史成就了杜甫的“沉郁顿挫”，也成就了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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