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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七十年代的四季歌

迟子建 时间:2017-06-28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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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挨过饿的人没有不爱惜粮食的,外祖母要是看我碗里剩了几粒米,会吆喝我吃干净了,而她喝粥,最后总会擎起碗,舌头绕碗边一圈,将粥汁舔光。

  春:外祖母的灶火

  外祖母说:“猫儿,你去给姥姥抱块柈子!”

  我噘起嘴,磨蹭着走向院子的柈子垛。

  柈子就是柴火,70年代的大兴安岭,家家户户烧的都是柈子。鲜树不能做柈子,得是风干了的被狂风掘了根的倒木,或是虽然站立着,却已被雷电打死的枯树。将它们锯得一截截的,再用斧子劈成块,柈子就成了。柈子有松木的,也有白桦木和水冬瓜的。松木柈子大多有松油,烧起来火焰旺,金红色,散发出浓烈的松香气;白桦木柈子的火焰橘黄色,香气也有,不过非常淡,得觑着鼻子仔细闻;青皮的水冬瓜柈子,火焰倒是好看,能发出太阳般的白炽光焰,可它没香气,而且不抗烧,在炉膛趴上半小时吧,就灰飞烟灭了。所以外祖母一看家人拉回了水冬瓜,就会撇嘴,好像谁领来了一个病病怏怏的丫头,非要做她的儿媳似的。

  柈子垛高高的,我矮矮的;柈子垛像头肥实的花母牛,而我则是它蹄子旁可怜的蚂蚁。我讨厌抱柈子,一不留神,柈子身上丛生的木刺,就会扎了我的胳膊或手。刺扎得浅,用针挑出来,忍个瞬间的疼痛就是了;若扎得深,难以拔出,皮肉就像是钻进了一条毒蛇,火烧火燎的,晚上连觉都别想睡安稳!

  外祖母分派我做活的时候,是1970年,我满六岁。那年夏天,母亲将我送到漠河乡的外祖母家。由于年幼,在父母身边时,我不做活,见天的除了吃和睡,就是淘气。可是外祖母觉得像我这般大的女孩该调教了,所以母亲一把我撂下,她就教我抱柈子,倒尿罐,抹桌子扫地,洗手绢和袜子,这些小活,她认为不可小视。

  我不愿意外祖母叫我“猫儿——”,我有小名的,叫迎灯。只不过因为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托儿所与小朋友抢苹果吃,挠伤了人家的脸,就落下个“老猫”的外号。外祖母一叫我“猫儿——”,我就气鼓鼓的,感觉自己不是人,跟猪狗一样了。

迟子建:七十年代的四季歌

  外祖母是个小脚女人,又矮又瘦。她明净的瓜子脸,咕噜噜的黑眼睛,快五十的人了,看上去却一派少女的神情。她头发白得早,那发髻套里塞着的头发,就像一网银鱼!她喜欢白衣黑裤,不管太阳多么晒,她的肤色都是白皙的。她说话语速快,跟她干活一样利落。无论冬夏,她总是凌晨四五点钟就起来。

  外祖母家的早饭从不对付,稀的干的都得有。干的永远是烤得外焦里嫩的火烧。稀的呢,秋冬时节是粥,小米粥或是玉米糊糊;春夏时节依仗着菜园的蔬菜,汤就登场了。菠菜、小白菜和西红柿,是汤的主角。汤的配角永远是香菜,外祖母把它们切成碎末,每种汤出锅时都要撒上一层,让它们像绿珠子一样在汤上滚动。除了这些,外祖母还得给外祖父准备酒肴,他一早一晚要喝酒的。酒肴是煎鱼,或是小葱拌豆腐。外祖父晚年在公社打更,晚出早归。他早晨交完班,大约五六点钟的样子。他一进家,外祖母就把酒菜摆上桌了。冬天的太阳出得晚,外祖父坐在圆桌旁喝酒的时候,还得掌灯。等他喝完酒,我从炕上爬起来,油灯就灭了。天边是红的,外祖父的脸膛也是红的。不过外祖父脸上的红,是酒气给熏染的。太阳出来了,外祖父倒在炕上睡去了,馋嘴的我顾不得梳洗,直奔饭桌,享用剩下的酒肴。

  我和外祖母睡在东屋。东屋有一铺大炕,刷着蓝油漆,光溜溜的。光溜到什么程度呢?不仅能照人,猫在上面走,往往爪下打滑,侧歪了身子。被褥整齐地摞在炕梢,用蓝方格布苫着。为什么不能放炕头呢?因为炕头挨着火墙和灶坑,它们烧得太热的时候,被褥就成了烧饼,会被烤成焦黄色。那时候的布匹和棉花凭票供应,伤了被褥的脸皮,损失可就大了。

  外祖母喜欢讲鬼神故事,晚上她钻进被窝,嘴里就会蹦出妖魔鬼怪,我听了害怕,一怕就想撒尿,可尿罐搁在门口,屋子黑漆漆的,我不敢下地。外祖母只好翻身摸出手电筒,射一束光为我壮胆。往往我撒尿后哆哆嗦嗦回到炕上,她就不说故事了,大约觉得我听怕了再去撒尿,浪费手电筒的亮儿,不划算。外祖母睡了,我却睡不着,想知道那些故事的结局,于是就用“痒痒挠”把她挠醒。外祖母的枕头下除了放着手电筒,还有一个用晒干的玉米棒子做成的痒痒挠。我挠醒她,问:“姥姥,后来怎么样了?”外祖母迷迷糊糊中嘟囔着:“怎么样了——”然后叹口气,说:“这么样了——”随便讲几句,给鬼神一个去处,把我打发了,复又睡去。她也不能不睡,不仅一家人的早饭等着她做,一个院子的牲畜和家禽,也会在醒来后,张着嘴朝她乞食。

  漠河乡那时也就二百来户人家,几乎家家独门独院。房子大都是木刻楞的,房前屋后有广阔的菜园。由于与苏联交界,而中苏关系紧张,所以尽管从外祖母家到界河走一刻钟就到了,大人也不让我们小孩子独自到江边玩。说是对岸高鼻子的老毛子坏,万一江上的巡逻艇靠过来,把我们抓过去,就会喂狼了。

  那时最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苏联那么坏,太阳却要从它们那儿升起呢?因为从东窗望出去,近处的是私家菜园,再远一点的是公社的黄豆地和麦田,而过了麦田,下一个坎儿,就是黑龙江了。黑龙江的这岸是漠河乡,对岸就是苏联的山峦。每天早晨,我是看着太阳从那儿升起来的。

  外祖母家的东边,住着一个苏联老太太。她七八十岁的样子,独居。她个子高高,肤色白皙,高鼻深目。她是建国前逃过来的,嫁了个中国马夫,生了两个儿子。可是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那个男人怕受牵连,抛下她和孩子跑了。

  苏联老太太的儿子我只见过一个,他那时四十多岁了吧?沉默寡言,黧黑干瘦,光棍一条。他膝下有个叫春生的十多岁的男孩,是他弟弟过继给他的。春生是个三毛子,浓眉大眼,不灵光,总干傻事。每隔一两天,他都要来给他奶奶劈柴挑水。做过乡长的外祖父,不让我去苏联老太太家玩,说她家政治上有问题。我不懂政治,只懂得愣头愣脑的春生是好玩的,春生奶奶家的蚕豆是诱人的。所以春生一来,我就从自家菜园越过栅栏,跳到她家的菜园,再溜进门去。那道木栅栏比我高不了多少,鸡都跳得过去,别说是我了。她家的狗认得我,一见我就摇尾巴。我乐意看春生干活,喜欢听他说话,更愿意进屋吃蚕豆。苏联老太太喜欢穿条宽松及膝的古铜色裙子,头上包着三角头巾。我一来,她就把我抱到一个高背椅子上,端来蚕豆给我吃。她炒的蚕豆浓香酥脆,妙不可言。我嘎嘣嘎嘣嚼蚕豆的时候,挂钟里的钟摆滴答滴答地摇摆,一副馋昏的模样。

  苏联老太太基本不说话,像个哑巴。我吃蚕豆的时候,她坐在一旁专注地看。等我吃完了,她把我从椅子上抱下来,拉着我的手,带我跳舞。她跳的舞,基本就是驴拉磨似的转圈。估计我满脑子的糨糊吧,转个三五圈就迷糊了。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不让我栽倒,然后放声大笑!春生一听见他奶奶笑,会撇下手中的活儿跑过来,扶着门框,探着头,跟着嘿嘿乐。

  外祖父睡了一头晌,下半晌就精神了。若是冬天,他下午会提着弯把锯,将整根的木头横在人字形的踞架子上,截柈子。拉锯声流水一般,清脆悦耳。偶有喑哑,那是松油捣的鬼,它们黏着锯齿了。锯末子白花花的,像雪花。锯末子不能扔掉,将它们稻谷似的扫成一堆,转年春天晾干了,可以撒在天棚顶上,做房屋的保暖层。而其他季节,外祖父下午是在菜园劳作,打垄、铲地、拔稗草、架豆角架、间苗、施肥或是打农药。外祖父在菜园干活的时候,我喜欢凑过去,缠他讲故事。他的故事跟外祖母的不一样,没有鬼神,都是人的故事。

  外祖父从山东逃荒过来,吃尽苦头,早年在老沟给日本人采过金子,见多识广,所以他的故事很传奇。他说日本工头坏,动不动就使鞭子,但做饭的日本人好,和善,烤的烧饼管够吃。他说苏联人讲义气,漠河乡发大水时,他们开着快艇来救中国人。不过苏联士兵不好,帮着收复东北时,尽睡大姑娘。他还说以前这地方窑子很多,不仅是中国的,连俄国的日本的窑子娘们也来做营生,从淘金汉怀里掏钱。窑子和窑子娘们是干什么的,我懵懵懂懂,就问他的钱也被掏了吗?他很生气,伸出大巴掌要打我。我赶紧逃,一边撒丫子跑一边喊:“哈酒了!”外祖父的山东腔,总是把“喝酒”说成“哈酒”。没想到我故意气他,他倒呵呵乐了。

  外祖父比外祖母大了近一旬,四方大脸的。虽然他脸上皱纹不多,但因为驼背了,给人衰老的感觉。他当乡长的时候,常拿自家的东西给公家,气得外祖母拿起拴牛的绳子,威胁他要上吊。外祖母并非小气,只是觉得公私要分明。母亲对我说,闹饥荒的时候,家家吃不饱,外祖母看着邻居家断了顿,一家老小几天没吃东西,全都饿倒在炕上,便把家里仅存的一点米匀给邻居救命。自家的米少了,她就用一把米煮一大锅粥,上面撒点干萝卜缨子。挨过饿的人没有不爱惜粮食的,外祖母要是看我碗里剩了几粒米,会吆喝我吃干净了,而她喝粥,最后总会擎起碗,舌头绕碗边一圈,将粥汁舔光。

  外祖母最盼春天了,一到这时节,能种地了不说,柈子也省下了。而严冬时,户外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火炉和灶坑就是两个大肚汉,得不住嘴地吃柈子。外祖母每天清晨生火,得先清理炉灰,一掏就是半桶。而春夏时节,三五天掏回炉子就行。

  外祖母在调理灶火上很有一套,她知道做什么饭使什么柈子。蒸馒头和炒菜要用旺火,这时候进炉膛的是松木柈子;熬粥和煎鱼要用文火,能压得住火苗的桦木柈子是首选。而家里若是来了客人,要即刻做饭,就抱来蓬松的干枝桠,火焰很快能升腾起来。外祖母站在炉灶前,善于对锅里的食物“察言观色”,若是鱼煎得泛黄了,粥咕噜咕噜冒泡了,汤泛出鲜香气了,她就把柈子往外撤一下,让火焰减弱;而炒锅包肉和煮饺子,火一定要拨得旺旺的。隆冬的夜晚,怕火断早了屋子凉,外祖母会放上一块湿柈子,压在火炭上,让它慢条斯理地燃烧。所谓湿柈子,就是鲜树。它们水分足,不像干柴那样容易起烈火。鲜的松树和桦树是不能砍伐的,违法,但柞木可以采,所以外祖母夜晚填进炉膛的湿柈子,就是柞木了。柞木满脸黑斑,看上去老气横秋的。我们睡了,柞木却寂静地燃烧着,做我们的守夜人。

  由于爱灶火,外祖母爱看别人家的烟囱。她能从飘出的烟的颜色和姿态,看出人家烧的是什么柈子,还能从炊烟的浓淡上,判断人家的饭是做好了,还是正在高潮。虽然她并不与东头的苏联老太太走动,但时时记挂着她。外祖母早晨起来出了院子,总是习惯地望望她家的烟囱。看到那座房子有炊烟升起,她就放心了。

  我来到漠河乡的第二年冬天,外祖母有天发现苏联老太太家的烟囱没有冒烟,觉得奇怪。挨到中午,见烟囱仍无声无息的,她慌了神,赶紧打发家人去报给春生的大爷。春生的家人得了信打开门后,发现苏联老太太已经硬了。

  参加苏联老太太葬礼的人很少很少。春生不知道死是什么,企图把他奶奶从炕上扶起。待他发现他的努力无济于事时,他哭了,我也哭了,因为我再也吃不到那么好的蚕豆了。窗外的麻雀在半空中飞着,就像老天淌下的大颗大颗的泪滴。

  苏联老太太死于70年代初,外祖父则活到了90年代。他过了八十就糊涂了,一张嘴全是去了阴间的人,唤人家跟他喝酒,或是给他做饭。那一辈人中,跨过新世纪的只有外祖母,她是2009年中秋节的黎明过世的。

  我回乡奔丧时,特意去寻老房子。没有想到,在乡间小路竟遇见了春生!他破衣烂衫,步履蹒跚,如果不是他的灰眼珠,我很难认出那就是春生!虽然不到六十,但他看上去像是八十的人了,满面皱纹,头发和胡子都白了,牙也快掉光了。我叫了声“春生”,问他还记得我吗。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跟小时候一样嘿嘿乐了,指着近处我家已经下沉的老房子说:“咋不记得,你是这家的,一小可淘气了!”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春生告诉我,他大爷死了,他一个人过。我又问他娶没娶媳妇,他凄惶地看着我,说:“咋没找?娶了一个,跟我过了没几年,他妈的被人拐跑了。”我问他跑哪去了,春生摇着头说不知道,满面凄惶。

  望着春生衰老的背影,我想起中秋节为外祖母守灵时,挂在天上的那轮圆月。那是多么圆满和光华的月亮呀。感觉那夜的月亮就是个炉子,而月华就是外祖母生起的灶火。是呀,外祖母选择月圆的日子升天,奔的就是月亮里那一炉好灶火吧。

  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四十年前外祖母亲切地吆喝我的声音:“猫儿,你去给姥姥抱块柈子。”可惜我现在抱着柈子,也无法送到外祖母的怀抱了。再说了,月亮里烧的是桂树呀。

  夏:祖父与飞鸟

  我从漠河乡回到父母身边,是1973年的夏天,读二年级了。

  我们家所在的山镇叫永安,只有小学和初中。如果上高中,就得去离家十多里地的塔河。塔河是个林业局,有几幢红砖的二层小楼,在我眼里那就是圣殿了。

  我们小镇是清一色的糊着黄泥的板夹泥房子。这种房子举架底,窗户矮矮趴趴的,夏天时敞着窗,鸡和狗进屋子,往往不走门了,越窗而入。它们有时腿脚不利索,蹬翻了窗台上的花盆,那就遭殃了。母亲会捉住调皮的鸡,用剪子铰掉它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让它飞不起来。对待狗,她动用的则是笤帚疙瘩,啪啪打狗头,让它长记性。狗当时是记住了,耷拉着尾巴蜷缩在墙角,呜呜哀叫,可是不出三天,它又撒欢跳窗了。其实被损伤的花盆都是泥盆,不金贵,栽植在其中的花儿,也都寻常,不过是玻璃翠、绣球、灯笼花之类。

  我回到永安后,发现家里多了两个新成员,祖父和小叔,他们是从帽儿山来的。

  祖父五十多岁,国字脸,剑眉,鼻梁挺直,眼睛黑亮,目光犀利,满头乌发,腰板溜直,声若洪钟,大踏步走路,一派硬朗之气。小叔十七八岁,圆头圆脑,整日舞枪弄棒,打遍邻里。他们住在生产队前面的草房,有两片大菜园。

  祖父衣着洁净,爱吐痰和皱眉,好像总是气不顺。因为父亲在哈尔滨擅自报名参加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断了祖父的城市梦,所以他对父亲有一股说不出的恨!据说我没回来时,祖父有回扛着斧子雄赳赳地来到我家门口,吆喝着:“老大,你给我出来!”要把父亲给劈了。

  父亲是长子,叫“迟泽凤”。他有两个弟弟,二叔“迟泽鸣”,小叔“迟泽岐”。祖父祖母想再添个男孩,圆了“凤鸣岐山”的美梦,可惜小叔三岁时,祖母去世了。“迟泽山”没指望了,祖父便把小叔“泽岐”的名字改成“泽福”,只留下“凤鸣”。祖母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她的死与日本鬼子有关。祖父家在帽儿山的时候,有天祖母坐在院子洗衣,日本飞机突袭,一颗炸弹在附近落下,爆炸声吓破了她的胆儿,从此一病不起,没多少日子,丢下还在吃奶的小叔走了。所以祖父一提起日本人,目中喷火,咬牙切齿,说是中国跟哪国友好都可以,就是不能跟小日本!他见我扛着红缨枪上学,最爱说的是:“杀鬼子!”红缨枪的枪头是木头的,为了使它看上去像金属的,刷了一层银粉。这样的枪头,连稻草人都扎不透,别说是血肉之躯了。

  永安的房子不像漠河乡,没有独门独院的。一幢房子,少则两家,多则四家。我家住的那幢房子,就有四户人家。一般来说,把两头的人家,屋子和菜园都大,而中间的住户就窄巴了。虽然父亲做校长,但我们家住在中间,只有两间屋子,一个小灶房。弟弟和父母住大屋,我和姐姐住巴掌大的小屋,差不多是进屋就上炕。

  祖父一旦不痛快了,就会找父亲撒气。他来我家闹时,小叔会提前通风报信。说:“快,你爷找你爸算账来了,快插大门!”我们赶紧把大门闩上,将怒气冲天的祖父挡在门外。

  祖父一来闹,我除了害怕,还觉得羞耻。因为一左一右的邻居,听到骂声,会跑来看热闹,听他历数父亲的不是,那简直就是一台戏。在祖父心中,父亲最大的不是,就是不该来这个冰雪之地,逼得他们也得跟过来,大家伙一起下火坑。

  祖父嫌我们这里冬天长,两眼一望白茫茫,拉泡屎还得分两起,不然屁股就冻麻了,实在不是人呆的地方。他还嫌这里没电,没自来水,没饭馆和澡堂子,人不活泛,死气沉沉。祖父进不了门,不耽误他骂。骂够了,他总要将一口痰吐在我家大门口,最后骂一句:“犟眼子!”悻悻离去。大门外的人散去了,可我们久久不敢打开家门。怕开门的一瞬,会飞来祖父的痰和斧头。

  祖父无休止地与父亲作对,弄得父亲很没面子,所以一开始我讨厌祖父,觉得他就是从天而降的妖魔,专为人不痛快儿来的。在路上碰见他,我很少叫他“爷爷”,他也不正眼瞧我。有时候,我远远看见祖父的身影,赶紧开溜,不想撞他的冷脸子。

  祖父很会种菜,他的两片菜园,精耕细作,勤于施肥,成为我们小镇农人最羡慕的园田。园里没有杂草,菠菜和大葱翠绿翠绿的,豆角豌豆爬满架,土豆圆滚滚,黄瓜脆生生,西红柿和茄子红红紫紫地压弯了秧。祖父除了种菜,还在边边角角种了花儿,向日葵、烟花、扫帚梅、爬山虎等,然而这些还算不上绚丽。祖父的菜园最诱人的是什么呢?别家的园子顶多有青蛙和蝈蝈的叫声,而他的园子,鸟声阵阵。祖父喜欢捕鸟,将它们关进笼子,挂在菜园的豆角架下。笼子少则两只,多则四五只。最特别的笼子,是“叫油子”呆的“滚笼”。什么是“叫油子”呢?就是喜欢叫,而且叫声最动听的鸟儿。它独居的“滚笼”,一左一右有两个翻转的小门,上面别着谷穗。叫油子热烈叫着的时候,会引来半空中飞翔的鸟。它们看到滚笼上的谷穗,不顾一切冲下来。当它们脚踏着翻转的门时,至多啄上一口谷子,就会落入陷阱。所以叫油子在我眼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其他笼中的鸟儿,看着阳光好,或是看着花儿好,也会动情叫上一刻。但它们看见笼外的鸟儿被叫油子叫来,想起自己的不幸了吧,会停止歌唱,极少帮衬。

  一个鸟语花香的菜园,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我情不自禁地靠近它。祖父知道他的菜园在永安是最好的,怕鸡鸭鹅狗钻进去糟蹋了菜地,只要栅栏的空隙稍大一点,他就会去河岸用镰刀砍了柳条,加密栅栏,所以溜进他菜园的,除了各色小虫子,就是如我这般小孩子的贪馋的目光了。我除了觊觎菜园的花鸟,还觊觎里面的西红柿和黄瓜。柿子只要冒红了,祖父就会把那棵秧子拴上一根绳儿,系个死扣,让你解不了。若是小孩子跳进栅栏偷了柿子,他会立即发现,从而责骂小叔没守好菜园。那时锁头还是金贵的东西,他不用于锁家门,而是锁了菜园的门,钥匙拴在他的腰上,任谁也别想进去。看着柿子一天天红透了脸,顶花带刺的黄瓜舒展着婀娜的细腰,我直流口水。有一回我眼巴巴地趴着栅栏门看柿子时,被祖父撞见,吓得我拔腿就跑。祖父喊住我,蹙着眉,先是骂我是个馋嘴巴子,没出息,然后叹息着摸出钥匙,打开菜园门,给我摘了个通红的柿子,再将拴着绳子的那个秧杈掐断。正当我窃喜找到了偷柿子的诀窍时,他警告我别打歪主意,别人掐掉秧杈儿,他一眼能看出来。

  那个通红的柿子如同一场日出,融化了我和祖父之间的坚冰,此后我常去他的草房。那座草房有两间,小间在东头,放置农具和鸟笼,我叫它“鸟屋”,西头大的那间住人。我进了祖父的住屋,才明白他为什么不锁门,里面实在没什么可偷的呀。炕柜塞着两套行李,地上用木架子支起两口箱子,里面装着旧衣服。箱子上摆着两个镜框。大镜框镶着七八张黑白照片,居中的尺幅最大,七八寸,是祖父年轻时在山东老家的照片。他说那时家境好,开着油坊,雇了不少伙计。祖父穿长衫坐在中央,一副老爷的派头,而他周围,大都是穿短衫的人。我问他为什么后来变穷了?他只说“败家了”,至于怎么败的,他不肯说。其他的小照片,都是他的各路亲戚。而小镜框里只镶着一张照片,是我的祖母。她银盆大脸,梳着光亮的发髻,大耳垂,温顺而明净的大眼睛,眉毛和嘴唇弧线优美,沉静秀气,胸怀大度的模样,看不出是个短寿的人,更看不出是个能把胆儿吓破的女人。一到春节,祖父会在祖母的照片前摆上一双筷子,一只碟子。碟子里通常是三只水饺。平素,大镜框落灰了祖父不管,小镜框总是一尘不染,光可鉴人。有时我端详祖母时,我的头会映在镜框里,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被祖母给捉住了,心惊肉跳的。

  我从漠河乡回来的次年,父亲被教育局发配到塔河粮库当装卸工。因为他跟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吵翻了,嫌他们劳动课安排多,挤占了文化课,骂他们“狗屁不懂”。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父亲的言行,无疑是自讨苦吃。祖父见父亲落魄了,同情起他了。那时小叔已参军,到北京当铁道兵去了。祖父没有串门子的习惯,但隔三差五的,他会到我家一左一右的邻居家坐坐,打探父亲的消息。祖父踏进人家门槛,也尴尬吧,总要大声咳嗽一番,手中还拎着东西。春夏秋是青菜、葱、小白菜或是芹菜,都是打成捆的,说是自己吃不了,让人家帮着吃;冬天呢,是用于引火的桦树皮或是松明。漫漫长冬,烧火可是个大事。邻居也明白祖父的用意,会告诉他,我父亲哪天回来高高兴兴的,哪天又骂骂咧咧的。祖父听到父亲不好的时候,会骂一句:“孬种!”我在自家小院听得清清楚楚。祖父若是在西头的木匠家打探情况,还要慨叹:“写粉笔字的,就是赶不上拿刨子的!”确实,小镇有了婚丧嫁娶一类的事时,木匠就神气起来了。结婚的要打箱子柜子,死去的要打棺材。木匠干活,除了得工钱,讲究的人家,还会送上烟酒糖茶或是鸡蛋细粮。所以木匠家的灶房,常有香味飘出。只要西院一响起“嚓嚓——”的刨子声,我便知道谁家要办喜事了。因为打棺材是不在他们家的,木匠会去出了丧事的人家干活。

  祖父什么时候登我家门呢?除了端午、中秋和春节,就是家里有肉吃的时候。猪肉凭票供应,只要供销社来了猪肉,大人会派我们这些小孩子排队买肉。肉来得有限,卖着卖着就没了。一旦售货员扯着脖子喊肉卖不上几份了,后面的人不用排队了,规矩的队列就像被狂风吹倒的栅栏,立刻就散花了。大家蜂拥着往前挤,叫喊着,窗口前高高低低地竖起一条条攥着肉票的胳膊。我虽然个子矮,但一到这时,力气出奇地大,总能挤到窗口,将胳膊伸到最前面。母亲见我有这本事,家中买肉的活儿,几乎轮不到姐姐和弟弟了。也奇怪,春天让我拉犁杖或是冬天拉烧柴,我没精打采,腿脚发软;可一旦知道到嘴的肉要飞了,便力气倍增,奋不顾身地向前冲。买肉前,母亲总嘱咐买肥的,肥肉可以炼成荤油,补充家里豆油的不足。可是到了最后,抢到肉就是胜利,没法挑肥拣瘦了。家里炖了肉,母亲会打发我去请祖父来吃肉。祖父很难请,往往一次请不来,要去两次。他来时总要提篮青菜,或是拎一摞桦树皮,表明他不是白吃。来了板着脸,又是吐痰又是叹气的,皱着眉坐在上位,好像我家没一个让他开心的人。所以别人家吃肉一团和气,我家吃肉像吃丧饭。

  只有我知道,祖父在肉上没亏着嘴。他吃的肉不用票买,是老天无偿供应的家雀肉。

  祖父不是好捕鸟么,鸟儿要吃粮食的,捕多了养不起,他就把其中的家雀烧了吃。因为笼中的鸟儿,灰突突的家雀居多。祖父怎么弄死家雀呢?他来到鸟屋,打开鸟笼门,手伸进去,逮着个傻乎乎胖嘟嘟的家雀,将翅膀别住,紧紧攥住,然后运足力气,投铅球似的,“啪——”地一下,奋力摔向西屋钢铁般的墙壁。家雀瞬间头破血流,一个跟斗栽下来,呜呼哀哉了。祖父每次大约摔上两三只家雀,然后提着它们去灶房,放到金红的火炭上,手持炉钩子,小心地翻转着。也就十来分钟吧,家雀熟透了。剥开它身上被烧得黑乎乎的表皮,嫩红的肉就蓓蕾般地露出来了。将它胸腹处的内脏掏出来扔掉,在盐巴上轻轻一蘸,就可以吃了。家雀肉的香嫩,是其他肉无法比拟的!祖父说这世上最好的荤腥,一个是鸟儿,一个是鱼儿。它们一个不停地蹦跶,一个不停地摆尾,通身活肉,美味异常。小叔走了后,我常去草房,发现了祖父吃家雀的秘密。为了封我口吧,他偷着给我烧过几次家雀,嘱咐我不许声张,说是让人知道不好。祖父与我吃家雀时,总是把乳白的脑抠出来给我,说是我吃了它,脑袋就灵光了。在他眼里,我是个笨女孩吧。

  祖父爱鸟,可他摔家雀时的模样,实在可怖。所以每回吃完家雀,想起鸟屋那面血迹斑斑的墙,我又会恶心起来。

  祖父夏天种菜,冬天拉柈子。菜和柈子自己使不了,就去卖。菜卖到塔河,他得挑着菜筐徒步进城,而柈子卖给小镇的粮店、卫生所或是学校。我记得柈子是论“个”卖的,码起来一平方米见方的柈子算一个,才卖八九块钱。一个冬天拉着手推车进山,拚死拚活地干,也不过卖二十个柈子。祖父挣来的那点钱,没用于吃穿,都撇在路上了。他在永安呆不长,隔个三五年,就张罗回关里。仅凭他攒的那点钱,是不够上路的,母亲得给他添。家里若是钱不够,就出去借。祖父回关里的路线是,先到哈尔滨看他的四弟,然后到山东看他的三弟。他回来的时候,至多带上两斤花生米和一包地瓜干。

  有回祖父千里迢迢归来,竟提回了一笼鸟!那里面有两对色彩艳丽的鸟,我们小镇人绝没见过的,于是大家都去他的草房看鸟。祖父神气得像是中了皇榜,跟人说这鸟多么金贵,花了他多少多少钱等等。母亲听说祖父把钱都撇在鸟身上了,气个半死。不过,那些鸟水土不服吧,陆续死了,最后只剩下一只娇凤。

  祖父在70年代末得了脑出血,从此后腿脚不便,干不了力气活了。祖父摔家雀,它们的脑袋因他而出血,而他的脑袋最终也出血了,这是不是报应呢?从此后,我再也不敢吃烧家雀了。祖父病后,母亲做好了饭,会唤弟弟送过去。晚上,才十来岁的弟弟就陪祖父睡在草房。祖父因病腿脚发凉,弟弟把炕烧得滚烫滚烫的,他还嫌凉,灶坑也不敢断火,褥子都被烙糊了,热得弟弟直淌鼻血。祖父心疼他,说得了大孙子的济了。所以晚年的祖父,最疼的就是弟弟了。不过他对父亲还是怨气十足,说是不把他招到气候恶劣的大兴安岭,他也得不了病。

  祖父养病时,把西屋的鸟笼提到东屋,时时看着。听着鸟叫,他的神情会愉悦一些。有两只鸟深得祖父喜爱,一只是从山东家带回来的娇凤,还有一只是叫声明朗热烈的铜嘴腊子。祖父每天会蹒跚着下地,哆哆嗦嗦地抓瓜子给它们吃。

  祖父第二次脑出血,被死神劫走了,那是1981年初春,我正在塔河二中加紧复习,准备高考。葬完祖父,我们把他养的鸟全部放生了,包括那只娇凤和铜嘴腊子。

  然而第二年开春,父亲带着弟弟去山上给祖父烧周年时,一进墓园,便闻一阵清脆的鸟鸣。但见祖父的坟上,立着一只金黄嘴巴的鸟儿!它昂着头,像是见了久别的亲人,一声比一声叫得欢。家人凑近一看,啊呀,竟是一年前被放生了的祖父心爱的铜嘴腊子!

  秋:母亲和生产队

  我们小镇有正式工作的,也就三四十人。他们分布在学校、供销社、粮店、卫生所、种子站和山场的伐木点,是拿工资的。其他的人,只要年轻力壮,无论男女,都在生产队。

  生产队说白了,就是劳动群众的家。大的生产队拥有几十垧地,上百人;小的生产队也就四五十亩地,二十来人。我们小镇有四个生产队,队下面又分了组。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员和记工员。那时实行工分计酬,男劳力每天挣十个工分吧,女的也就七八个工分。母亲是一队的出纳员,除了记账,她还做领工员,也就是领着社员干活的人。好的年景,她的收入,赶得上父亲一年的工资了。一到这时,母亲会把分到手的那摞钱夹在指间,打快板似的,哗啦啦甩着,在家人面前炫耀。分红大都在腊月,正是忙年的时候。生产队一分完红,小镇供销社的门槛,就快被人踏平了。男人们打酒买烟,孩子们买鞭炮糖果,女人们买花布、棉鞋、酱油、米醋、粉条、蜡烛、毛巾、肥皂、雪花膏、卫生纸等等,恨不能把货架掏空了。

  母亲所在的一队是永安最大的生产队,人数多不说,它的场院,比学校的操场都大。生产队有一座狭长的板夹泥房子,社员们叫它“队屋”。队屋的东头是豆腐房,西头是牲口棚。队屋后面,还有一座小仓库。

  每天天不亮,一个姓高的胖女人就来生产队套驴拉磨,给一队的社员做豆腐了。豆腐出来,太阳也出来了。豆腐无非两种,雪白的切得四四方方的水豆腐,以及像黄手帕一样干爽柔软的干豆腐。做豆腐是大人的事,换豆腐则是孩子的事。早晨起来,往往还没洗脸呢,母亲就递过一个装着黄豆的铝皮盆,打发我换豆腐。吃豆腐的人家多,豆腐做得有限,晚去就没了。

  队屋最大的那间,在房子的当中,是社员们聚会的地方,光是一铺大炕就有二十多米长。队长领着社员学习,分派活,都是在炕上进行的。通常是女队长盘腿坐中央,社员们蜷腿坐四围。队长抽烟,社员也抽。所以队屋一开会,母亲回家时,一身的烟气。幽默的父亲,会划根火柴冲她比画,说要把她点着抽了。哦,母亲要真是根香烟的话,还是过滤嘴的呢,因为她常穿黄胶靴。

  生产队开会大都在晚饭后,社员们吃饱了喝足了,舒舒服服坐在热炕上,打着饱嗝放着响屁听队长讲话。队长分派活儿时,大家是肃静的,一旦要念报纸学习,屋子就闹哄起来了。队长聪明,她念上几段,就说遇到生字了,把报纸撇给我母亲,母亲心领神会,跳着段落念,一篇社论被她拆得七零八落,很快就读完了。

  生产队有广阔的土地,我们称为“大地”,种植着土豆、大头菜、萝卜、大葱和白菜。这些菜秋天时会被塔河镇调拨走,作为城镇居民的越冬蔬菜。队里把额定的任务完成后,余下的菜,就可自行处理了。生产队会把品质上乘的菜留着,卖个好价,以利分红。除了种菜,脑筋活泛的队长,还常承揽私活,派社员给塔河的建筑工地拉沙石,给居民区挖排水沟,给种子站栽树苗,帮林场伐木等等,捞外快。所以一队的工分,比其他生产队的值钱。也因此,二队三队的社员,总想跳到一队。但队长对社员的数量严格控制,生产队就是一个家,劳力多了,人浮于事,等于削弱队里的实力。

  社员们把分红叫做“擗钱”,擗钱后若是结余多,队长就会张罗一台戏。生产队的仓库,放置的不仅是农具和各色种子,还有锣鼓及花花绿绿的戏服。一队有个叫兰英的女人,模样好,嗓子也好,是戏台的主角。生产队唱戏,队屋就是戏场,大炕就是戏台。听戏的除了社员,还有他们的家人。可是兰英的男人从来不来,尽管戏台上最出彩的是他的女人。

  兰英的男人姓蓝,在塔河镇派出所上班,个子高高,一张马脸,大眼睛暴突着,腰间别把枪,见人爱理不睬的,骑一辆大永久自行车上下班,大家叫他老蓝。因为挣得多,他归家时,自行车车把下,常吊着好吃的,麻花、糖酥饼或是猪头肉。老蓝进镇子,常引得几条狗流着涎水跟着他的自行车狂奔。老蓝进了家门,狗们才停下来,抖抖身上的毛,悻悻地各回各的主子家去。

  我们小镇同住一幢房屋的邻里,处得好的,会走一个大门,家与家之间毫不设防。东家包饺子,会送给西家一碗;西家炖肉了,也给东家一碗。鸡鸭鹅狗更是不分彼此,一起玩耍,一起吃食,晚上还常去对方家的鸡笼鹅圈睡觉。老蓝和他的邻居张瓦匠,就共用一个院子。

  张瓦匠不像老蓝终日阴沉着脸,他是个快乐的人。老蓝的媳妇俊俏,他就常和她逗趣。老蓝早出晚归,他白天不在家时,兰英若想搬个重物呀,磨个菜刀呀,就唤张瓦匠帮忙,张瓦匠的女人从不计较。她虽然没有兰英漂亮,但温顺文静,面皮白净,别有一番韵味!邻居们因为这,常跟张瓦匠开玩笑,说他不容易,一手托两家!这话传到老蓝耳朵里,他认为张瓦匠和自己老婆有染,怀恨在心,起了歹意。一个夏日的礼拜天,他竟开枪打死了张瓦匠夫妇和他们的儿子!

  一个警察杀死一家三口人,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灭门惨案,公安部都来了人,我们这个不为人知的小镇一下子出了名。我还记得枪声过后,老蓝家东头的邻居跑出来叫喊“老蓝杀人了”,我拔腿跑到出事地点,趴着东头人家的板障子,察看凶案现场。只见老蓝仰面躺在地上,脖子咕噜噜地冒血泡。原来他射光了子弹,自杀时用菜刀,没有砍断脖子。想必张瓦匠很久没帮他家磨刀了,菜刀太钝了。家人见我胆大包天去看这个,吆喝我快回去,说是老蓝杀红了眼,万一爬起来,会逮谁杀谁。我吓得跑回家,一连多日不敢睡觉,一想起老蓝的样子,就恶心得连饭也吃不下去。

  老蓝被救活后毙了。枪毙他的地点在采石场那一带,是最爱长蘑菇的地方。从那以后,采山的人们,都不爱去那儿了。说老蓝是横死的,鬼大。

  这桩凶杀案,改变了我们小镇邻里的格局。生产队纷纷召集会,提醒社员,最好不要两家用一个院子。于是那一年,竖板障子和加高围栏的人家,非常之多。邻里之间,从此隔山隔海似的,疏于往来。不过,动物们是不管这一套的,它们出了自家小院,到了大门外的公共领地,又亲密无间地聚合在一起了。

  生产队的牲畜,属于集体生产资料,是不能随意宰杀和转卖的。有一年,队长见一头牛老得干不动活儿了,白搭草料,而那一段供销社好久没供应肉了,便与生产队的几个骨干合计,六人合股出资,悄悄把牛宰了分吃。知内情的除了他们,还有喂牲口的老哑巴。哑巴知道的事儿,在大家眼里跟不知道一样,所以也没介意。为了避开其他社员,杀牛是在深夜。一头牛分六份,每家连肉带骨头,挑回了半担。

  第二天一早,母亲关起大门煮肉。老牛费柴火,牛骨头和牛肉在大铁锅里被慢火煎熬了三四个钟头才烂。我急嘴子,肉半生不熟时,就掀开锅,取了一块牛骨,蹲在灶台前啃,累得腮帮子酸疼。牛肉熟透了,我又是一通吃,弄得满手满嘴都是油。母亲嫌我吃相不雅,说是像我这样的女孩,将来不好找婆家。我一赌气,掀开锅盖继续吃,撑得倒仰。

  宰牛的事情最终还是在小镇传开了。泄密的可能是老哑巴,也可能是狗。老哑巴虽然不能开口说话,但他会比画。他喜欢那头老牛,不舍得它死。据说杀完牛,老哑巴哭了,队长给他牛肉,他坚辞不要。狗又为什么会成为嫌疑犯呢?因为这六户人家虽然是关起门来悄悄吃肉,可是吃剩的骨头,会扔给它们。狗牙和牛骨硬碰硬,一块骨头,狗得啃好几天。它们不仅在家啃,有时还叼到大门外,过路人一看它们嘴下的骨头棒,就明白了八九分。有人写了匿名信,把队长告到塔河镇。镇上派人下来调查,确认牛虽然被杀了,但它确实太老了,不能再为生产队效力了。而六个私分牛肉的人,事先都交了钱,可以从轻处罚。最后镇里给队长警告,并让他在全体社员大会上检讨,母亲与其他几人,则被扣了工分。老蓝杀人事件之后,这个被社员称为“六大股”的杀牛事件,成为小镇人茶余饭后的又一个谈资。

  在我的少年记忆中,秋天是属于生产队的季节,也是属于母亲的季节。秋收的学问很大,先收什么后收什么,完全取决于庄稼的耐寒程度。萝卜和土豆要早收,傲霜的白菜和大头菜可以后收。收好的菜,通常分三等,分堆放着。母亲是一队的秋菜调拨员,哪片菜好,该进哪个等级,她说了算。而最终留给队里的好菜,要做个伪装。也就是将好的埋藏在里面,次的覆盖在外面,这样塔河镇来拉秋菜的人,就不会打它的主意了。

  深秋的早晨,一挂挂从塔河驶来的马车,碾着落叶和白霜,嘚嘚来到我们小镇的庄稼地,采购越冬蔬菜了。四个生产队的菜地相距不远,但马车停在一队的时候多。往往一队的秋菜售罄,二队三队的还堆积如山呢!母亲忙完队上的活儿,会歇上一两天,然后请瓦匠来打家里的烟道和火炕,把挂了一年的灰清除,再用石灰将墙刷得雪白,用蓝油漆将炕涂得锃亮。我记忆中的70年代幸福时光,就是秋日的午后,懒洋洋地躺在新刷了油的热炕上,一边翻小人书,一边啃青萝卜。看累了,撇下小人书的一刻,看着雪白雪白的墙壁,感觉是在云端,满心晴朗。

  生产队的财富,是社员们用血汗换来的。母亲做领工员时,我不止一次听社员私下抱怨,说她领着干活太狠了!而母亲干活之所以拚命,不过是为了让大家多挣点。母亲在生产队卖力了二十多年的结果是,肩膀仄着,那是冬天在雪窝子里扛小杆、长时间受重压的缘故;而她的脊椎,骨刺丛生,常常疼得直不起腰来。

  如今年届七十的母亲,一提起生产队,就一肚子火气。说是在生产队干了半辈子,没少给国家做贡献,可老了生活无保障,没有补贴,不享受医疗,只能靠子女来奉养,实在不公平!她说没有生产队,70年代的人们,就得挨饿。我一听她发牢骚,就会拿“六大股”的事挤兑她。她每回都撇着嘴辩驳,不过内容不同而已。她有时说:“要不叫我,你能吃上那么香的牛肉么,体格能这么好么,哼。”有时则说:“杀了头老牛,塔河镇就派人下来调查了,说明那年代的人不腐朽!现在别说杀牛了,当官的把单位吃空了,也没人管!”每次说完,她都要念叨“六大股”的结局,谁谁病死了,谁谁得了老年痴呆症不认人了,谁谁穷得现在还得卖菜换油盐,总之,晚景凄凉的多。

  而我最想知道的,是喂牲口的老哑巴的下落。还记得有回我与邻居的女孩溜进马棚,坐在干草堆上互捉头发里的虱子,我起了顽皮,将捉到的虱子往马槽里扔,被老哑巴发现了。他瞪着眼睛,举起猪八戒扛着的那种九齿钉耙,将我们赶出马棚。在他眼里,所有的牲畜都是圣洁的。

  有人说老哑巴去了山东,还活着;也有人说,他早就死了。我想老哑巴去了另一世,是回到故园了。因为那里,是一个无声的世界。

  冬:父亲的和尚梦

  我们家人忆起发生在父亲身上的有趣往事,往往是在冬天那些昼短夜长的日子里。

  父亲与冬天也确实有缘。他生于正月,死于腊月。也就是说,他是披着雪花来的,裹挟着朔风去的。他的命运,与寒流也就有着不解之缘。虽然说父亲性格明朗热烈,像团火焰。

  祖母去世后,祖父独自拉扯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子,艰难度日。父亲十多岁时,祖父将他送到哈尔滨读中学,指望着父亲将来出息了,将他们从帽儿山带出来。祖父的四弟,也就是我的四爷爷,那时在哈尔滨的兆麟公园看大门。父亲平时住校,周末回四爷爷家里。虽然父亲的生活费由祖父出,可有时候他入不敷出了,四爷爷就得添钱。四爷爷多子多女,生活拮据,常添也添不起。所以父亲读中学时,常因家长没能及时续上伙食费而断炊挨饿。父亲说这样的窘况总是发生在月底,他提着饭盒去食堂打饭,轮到他时,伙夫会用勺子敲打着盆沿儿,高叫着:“迟泽凤,停伙了!”他只能羞愧地离开队伍,提着空饭盒走开。

  父亲上中学时功课优异,音乐天赋尤其好。他是就读的中学里,小提琴拉得最好的学生。然而,无论是祖父还是四爷爷,都不可能供他继续求学,上他梦想的音乐学院了。父亲中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在哈尔滨的一家小型工具厂给职工教书。可是这份工作他并不称心,1956年,大兴安岭开发上马,年仅十九岁的他没有同家人商量,毅然报了名。当四爷爷得知父亲要去大兴安岭的消息时,他即将踏上北上的旅程了。四爷爷赶到火车站,找到父亲,泪涟涟地送给他一双七毛钱买的球鞋,还把身上的中山装脱下来送给他。父亲一去三十年,直到病逝,再没回到哈尔滨。他与四爷爷在火车站的告别,竟成永诀。

  父亲来到天高地阔的大兴安岭,先是与几个朋友,在漠河乡办学,接着参加了放映队,给各个林场放映电影,丰富伐木工的文化生活。据说父亲做放映员的时候,热恋上了酒。冬天的时候,户外常常零下三四十度,父亲带着放映机和拷贝坐在马爬犁上,在林海雪原穿行,怀揣酒壶,走一程就得喝几口暖身子。而各个林场,总是好酒好肉款待放映队。有时候电影还没开演呢,父亲就被灌醉了。放映员醉了,银幕上的喜怒哀乐无法上演,人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父亲醒来。

  结束了放映队的生活,父亲回到漠河做教师,有了终身相依的伴侣。母亲认识父亲的时候,才十七岁,是乡广播站的广播员。因为是乡长的女儿,模样俊俏,嗓音甜美,给母亲介绍对象的人很多。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贫穷的父亲。母亲说父亲英俊,开朗,有才。他的毛笔字漂亮,吹拉弹唱样样都通,爱读书。他从哈尔滨来大兴安岭时,带来的唯一家当就是书。母亲十八岁时,嫁给了父亲,婚礼由外祖母家筹办。父亲坐着马爬犁,把母亲接进了洞房。父亲最爱对我们说起母亲的一件笑料就是,新婚的第二天早晨,他刚起来,听见灶房传来母亲的哭声。过去一看,原来这个家庭主妇,因为点不着火,无法做饭,蹲在灶坑前抹眼泪呢。母亲也真是没白哭,从此以后,生火做早饭的永远是父亲。自我记事起,每个早晨,都会先听见门响,之后灶房“哗啦——”一声响(那是父亲从院子里抱来劈柴了),接着是劈柴“噼啪噼啪”燃烧的声音,再接着是父亲哼小曲的声音(他喜欢一边做早饭一边唱着),最后是父亲挨个屋子热情洋溢的叫嚷声:“起来啦,起来啦!”这说明早饭妥了。

  父母婚后两个月,把帽儿山的二叔接来读书。父亲辅导他,考上了齐齐哈尔医学院,成为大兴安岭最早考上中等医学专科院校的学生。我出生的次年,全家从漠河乡移居到三合站,然后又到了十八站林业局,最终定居在永安。不管换多少地方,父亲的角色始终不变,一直是教书匠。只不过到永安以后,他做了校长。“文革”开始后,父母先后倒了霉。父亲去“五七干校”,母亲因为来自中苏边境的漠河,被划定为“苏修特务”。父亲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母亲若是被拉出去批斗,我们在家就没人管了。母亲说有一回她挨完斗回家,一进屋,发现我独自在炕上睡得正香,可枕畔却盘着一条蛇!我们家在山脚下,那是夏天,窗户敞着,蛇就是这样爬进来的。母亲说她被吓得半死,以为蛇会咬我。可是这蛇绕着我爬了一圈,像是给自己画了个句号,溜出窗户了。多年以后母亲忆及此事,还一脸惊恐。我笑着对母亲说,我属龙,蛇不好对同类下口吧。

  母亲说,“文革”一开始,她和父亲就把被禁的书籍,用麻袋装着,背到松树林烧掉了。她回忆说,除了《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小说名著,还有巴金、老舍和张恨水的小说。

  父亲在我们小镇,按时下人的说法,是个另类。他喜欢拉小提琴,喜欢念诗,喜欢在大地干农活时,采一把草甸子的野花,吊在锄头或镐头下扛回家。他被“工宣队”赶出学校后,竟然到塔河林业局找党委书记说理,人家不待见,他就坐在办公楼的台阶上控诉,说是党委决策失误,工人阶级只会毁掉学校,撤掉他是错误的,早晚有一天还得用他这样的人。

  父亲去粮库后,和那儿的装卸工打成一片。他的酒喝得更甚了,而且学会了打情骂俏。我们小镇有一个叫田荣的女人,矮矮胖胖,倭瓜脸,屁股跟洗衣盆一般大,没心没肺的,整天跟鹅似的嘎嘎乐,男人见了她,都爱抱她一下取个乐子。父亲落魄后,有一次喝多了,见着田荣竟然也伸出手臂抱她,而我家的狗在一旁跟着热情洋溢地摇尾巴,路人见之,无不大笑,气得我直想剁掉父亲的手和狗的尾巴。父亲在粮库时,常揣着一兜黄豆回家,给我们炒豆子。我们说这是偷,他辩驳说粮库的人都这么干,他不拿,别人会瞧不起。而母亲参与“六大股”杀牛时,他也支持,是他深夜把牛肉担回家的,说是老牛成了废物,不能为生产队创造剩余价值了,该杀。只是杀牛时,属牛的他躲得远远的。

  父亲懂得多,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别人聊什么,他都能接上茬。小镇人嫉妒他什么都能插上话吧,送他个“迟大白唬”的外号。我讨厌别人这么叫他,上初一时,有一天课间操,我去水房接水喝,一个男生在我背后叫了声“迟大白唬”,我怒火中烧,扔下茶缸,操起炉旁的一截松木杆,打算教训这个男生。他见势不妙,撒腿就跑,我一路追出水房。男生腿长跑得快,我就把松木杆当标枪一样投掷过去。虽然没命中目标,但把他吓得哇哇直叫,溜出操场,下一节课都未敢上。从此后他见着我,躲躲闪闪的,再不敢当我的面,喊父亲的绰号了。

  父亲是个内心情感丰富的人。他拉小提琴,往往拉着拉着,眼睛就会湿了。他写毛笔字,也是写着写着,就要吟诵他喜欢的诗词。而他喝酒喝到兴处,会用筷子敲碗,唱起歌来。我们姊妹三个,他最喜爱的是我。每到春节,他为邻里写对子,我会帮着他把《春联集全》的书打开,裁剪红纸,铺展开来,让他挥毫。待墨迹干后,再将它们一幅幅折叠好。除了做他的“书僮”,我还在他的鼓励下编春联,供他挑选。有一年我家的仓房贴的就是我创作的春联,我把父亲的小名“满仓”编了进去。父亲写完后,我点着条幅,怪里怪气地叫了声“满仓”,他才反应过来,又喜又气地举着饱蘸墨汁的毛笔朝我扑来,要给我画鬼脸。

  70年代末,父亲平反,又回永安学校做校长了。几年的粮库劳动,再加上恋酒成癖,他看上去衰朽了。他端酒盅时,手抖得厉害,酒常会溢出,不得不改用大号的暖壶盖做酒盏,这样就洒不了了。他也不像从前那样爱唱歌了,他歌声的翅膀在岁月的狂风中,无知无觉地折断了。他身上唯一没变化的,是对工作的执著。除了睡觉,他就待在学校,哪怕是礼拜天。他有时会说一些奇怪的话,比如说到毛主席,他则一声长叹,说英明的他最不该娶个戏子做夫人。提到林彪,他说叛国的人没有好下场,可惜了他过人的军事才能。他还常说要是不结婚多好,光棍一条,就可以像弘一法师那样,做个出家人,青灯古刹旁,碧水青山中,远离政治运动,远离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干干净净了此一生。李叔同的《送别歌》,是他除了曹子建的《洛神赋》之外,最喜欢的词了。父亲一唠叨他的和尚梦,母亲就抢白他,说李叔同是半路出家,他也可以像他那样抛妻弃子,遁入空门呀。父亲连说那可不行,老婆孩子没人照应,他不落忍。母亲说,就冲你恋酒的份上,这辈子也别想当和尚了!

  父亲过度酗酒,年仅四十九岁就过世了。他走的那天,老天好像在开音乐会,轻灵的雪花如音符一样飞扬。怕他在那一世会冻着,我们为他穿上了厚厚的棉袄、棉裤和棉鞋,这使他看上去像个襁褓中的婴儿。他的形影不在了,可灵魂依然活跃,我们常常能从清晨起床的母亲嘴里,听到关于父亲的消息。父亲穿着中山装去城里开会了,父亲拉小提琴把鸟儿引来了,父亲找了个模样俊俏的女人给他做饭了,等等。母亲幽幽诉说着,好像这一切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我也常梦见父亲。有一次,我在梦中见到他坐在溪畔的石头上,身披袈裟,抚琴而歌。他的头颅因为没有一丝头发,在幽暗的森林中,就像一盏青白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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