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今安在

时间:2022-09-14 17:32:50 边城 我要投稿

沈从文“边城”今安在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而他也成就了那美不胜收的边城小镇“茶峒”。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沈从文“边城”今安在。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沈从文“边城”今安在

  沈从文“边城”今安在

  六十多岁第一次回凤凰,是看墓地来的

  沈龙朱的籍贯,应该像他的父亲一样,写:湖南凤凰人。但是,生命里流淌着凤凰的水,却在他乡漂泊了一生,如沈从文说,北京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老家,对沈龙朱、沈虎雏而言,更是这样。凤凰在这兄弟俩,是个遥远的属于父亲笔下的故事发生地。

  沈龙朱第一次踏上凤凰的土地时,已经六十几岁了。他绝对不会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凤凰是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熟悉是因为常在耳边,陌生是因为第一次在眼前!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在北京去世,骨灰一直放在家里。当时凤凰县旅游局长田世烈策划了沈从文回乡。沈从文墓地是田世烈一个人策划完成的。田世烈说动了县里,县里就要把沈从文接回去,沈龙朱受妈妈委派,一个人回到了这个陌生的故乡。

  田世烈说到那次沈龙朱给他的印象:

  龙朱在凤凰共停留了七天,除掉两天我陪他去参观凤凰的名胜黄丝桥古城和齐梁洞外,他只身五次去到墓地,带着米尺详尽地测绘了一个墓地平面图,他说,回京后好向妈妈他们详细地介绍,把事情弄准确一点。见他这种细致认真的工作精神,我也很感动。每当入夜,我就去他的住处闲聊,聊各自的人生曲折。从龙朱的身上,我又一次清楚地看到了沈老先生人品的再现。

  而安葬沈从文,只选择了一块不规则的高一米九的天然五色石,沈龙朱说:“选那块地方,搬那块石头过来,都是田世烈做的。”然后,由沈从文侄女婿、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家刘焕章带着当地石匠唐友权师傅加工而成。

  石头正面是沈从文自己的话:

  照我思索,可理解“我”;

  照我思索,能认识“人”。

  石头背面是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撰写的: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家人的原则

  1992年,沈从文去世四年后,他的骨灰回到了故乡,一半撒入沱江,一半埋在山上。亲历了这一切的田世烈描述道:

  在最后一捧泥土覆盖完毕,沈老夫人、虎雏、之佩、沈红及王亚蓉再也抑制不住一路上克制已久的悲伤,失声哭了。

  他们去采来沈从文生前喜爱的“虎耳草”,后来大家都去采了来,小心翼翼地把它栽在墓碑石下的周围。

  15年后,2007年5月20日,张兆和的骨灰来到了沈从文身边,两个患难一生的情侣,一个只爱过一个最好年纪的人的沈从文,永远和这个最好年纪的人在一起了。

  张兆和活了92岁。她的骨灰回到凤凰,是孩子们送回去的。妈妈骨灰入葬的那天早上,沈龙朱早早去了墓地,借了铁锹和镐,在埋放爸爸的地儿挖了两尺左右的坑,因为安葬父亲也就那么深。他们再把妈妈的骨灰倒下去。上边砌的小石子只用土糊着。放妈妈骨灰的时候,只通知了黄家老五黄永前表哥。沈龙朱说:

  墓地从一开始,家里头——从妈妈那时候——定下的原则就是:比较宁静,不要弄得很花哨,而且不要影响周围老百姓正常的耕作生活。

  因为那个地方的那条路,可以到后山去的,常常有牛群上上下下。我说,不要拦人家,不要挡住人家,这是人家正常生活的道路。因为山上头、山后头还有田坎,人家干活去呀。哪怕是拉了牛粪在这儿,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些都很好嘛。

  实际上,这个原则县里头并不完全理解。

  不完全理解,就不能完全遵守。县里认为墓地太小,不能供很多人同时瞻仰,就要扩建。扩建,就要把宝坎拆除重来,要往外延伸,道路也就势必重修。县里一定还要重新做台阶。沈家坚决反对,希望保留土坡,保持原样。可是县里还是有一次把坝子拆了想扩大了,后来也只好按原样恢复。

  沈家一再声明原来提出的原则:不要东搞一块碑,西搞一块碑,不要挂很多东西,这里就是一块很普通的墓地。

  即使妈妈回到爸爸身边,沈龙朱也希望县里不要做任何改动,也不要刻什么东西。但是县里重新做了一个碑,田世烈草拟文字的那块碑被取代了。沈家反复强调:“不管占多大地方,都不要干扰老百姓的生活,不要影响老百姓的生产劳动”。沈龙朱说:

  与沈从文故居相比,墓地改动得少。难道是因为没法卖票没人承包才保留了一些沈从文的精神吗?沈虎雏说:“不是。有人是想卖,实在不便于卖票。”

  但是沈龙朱、沈虎雏也有管不了的无奈,毕竟哥俩不能守在那儿。但他们始终坚持:“不能够建围墙,不要公园化,维持它原来的这个风格。”尽管他们理解这种按捺不住的冲动充满好意,和故居拼命抬高门票的意图是不同的。但是好意总是想让风格改变,就令沈氏兄弟很是无奈。

  沈龙朱说:“真正保持原样已经不可能了。过去坡下头、口外头是一个旧的水车、碾坊,但是这块地现在盖起了三层楼,看不见河了。老百姓私下乱建,县政府也没办法。”

  沈虎雏说:“河道本来很幽静,两边柳树很好。结果现在沿河都抢着盖出来旅馆,三层的甚至更高的,几个月他就能赚回钱来,而且都是违章建筑。违章建筑一直逼近墓地,堵着墓地的进口,全都盖满了,而且高度把从墓地往外的视野都挡住了。去了墓地,原来的感觉也没有了。盖房子的是当地的居民。盖房速度非常快,几天房子起来了,政府去制止,制止不了。你管我,那家你怎么不管?沿河几里路都盖上了,那就难办了。”

  迁墓有可能吗?沈虎雏说:“没有这个打算,任何人都没有提过这事。墓地跟城区之间,原来很好的沅河自然风光全没了,变成两边全是房子非常狭窄的一条小过道。本来凤凰有规划的,这一段完全没有车,是步行的。从规划进入无序竞争,都是为了追逐利润。政府没有约束住,这一个管不住,其他的都来了。为什么会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从动机来说都是为了赚钱,但是行政上头没有办法去约束这个,我就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了。”

  你到凤凰看到的不是沈从文的凤凰

  许多人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沈虎雏说:“去了,看到的是变了味的东西啊,看到的都不是沈从文作品里的凤凰了,现在都已经改头换面了。变化反正越来越厉害了。”

  2011年秋天我去看沈虎雏的时候,他刚刚从凤凰回来不久。他说:“现在一年到头是持续的旅游,大概客房床位已经两万张了,到高峰时还不够用。沈从文离开的时候几千人都没有。而今那么多人挤在那个地方,完全就是另外一种味道了是吧?这是没办法的事。”

  回凤凰,沈龙朱和沈虎雏兄弟都不进沈从文故居。因为沈从文故居已经承包出去了,承包期是50年。就是说开发商一下买断了50年经营权。50年之后,熟悉沈从文的这些人都没了,故居里的东西还是不是原来的东西?故居被改造来改造去,有多少真实留给五十年后的人?

  现在的凤凰不仅是没有沈从文当年的味道了,而且也没有1992年沈龙朱第一次回去时的味道了。沈龙朱说:

  还有个不好在哪儿呢?我们后来去的时候,找河边的吊角楼住,为的是河边的感觉。结果,对岸灯红酒绿,夜里头一直到十一点闪着霓虹灯,迪斯科的音乐遍布全河。你夜里在睡,外面就完全是在那儿闪动着,而且有重音乐。要是优雅点,中国古曲,哪怕西洋古典音乐也好啊!他不,他是那个跳舞的,这就大大地煞风景。

  边城,不是爸爸的边城

  边城不在凤凰,凤凰不是边城。边城在哪里?

  沈从文写《边城》的时候,沈龙朱、沈虎雏兄弟都没出生。沈从文去世多年后,沈龙朱、沈虎雏兄弟来到了父亲笔下的边城——茶峒。茶峒在湖南省吉首市西北,在湖南、贵州、重庆交界处,也就是花垣县的茶峒镇。

  2005年7月,茶峒以政府更名的方式,正式成为“边城”。沈虎雏不能理解这种做法。

  但为了改名后吸引游客,政府没有少花力气。著名的大手笔,一是投入一千万元修建了“翠翠岛”,上面有民间绝技表演场和汉白玉翠翠雕像。二是修建了“中国边城百家书法园”,把六万多字的小说《边城》以书法样式刻在岩石上。

  沈虎雏说:“完全变了味了。你看了《边城》再到那儿看,根本找不到感觉,完了。弄了一个城市公园一样的东西,很丑。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去了之后,你看,跟你从文章上看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旅游开发的做法,让不熟悉历史渊源的游客,很可能以为是沈从文写错了。

  茶峒,这个美丽了中国,美丽了世界,以内在的精神力量感动了无数读者的著名边城,在政府发展旅游的冲动中,已经从世间消失。翠翠是沈从文有感于边地人生命的美丽而创造出来的形象,当政府把这种创造转化成俗气的景点的时候,于是翠翠和边城只能在沈从文的文字里找到。

  不过,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凤凰就是边城。可是,无论怎么说,由于主持开发的行政人员不能理解沈从文,不能理解沈从文那不凡的气质,不能理解沈从文寄托在“边城”的社会理想与道德主张,以背离沈从文思想的方式开发沈从文的文学遗产,于是,我们看到的今人以大量资金和拙劣手段塑造出来的“边城”,都离沈从文的精神境界越来越远。

  沈从文的骨灰融入泥土,那块五彩石上刻着沈从文自己的话。把这句话刻在石头上,是全家讨论的结果。

  张兆和与龙虎兄弟选择了“照我所思”这句话,肯定了沈从文思考的一生,是否也表明了家人对沈从文的理解过程呢?沈龙朱说:“对。我们后来逐渐理解了爸爸,觉得爸爸这个话很重要。他坚持:我不管人家到底认识我到什么程度,我自己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别看我父亲表面软哩咕唧的,但他的性格还是很倔、很犟,非常犟,软硬软硬的,软犟软犟的。有些不想做的`事情,他就不做。”

  在儿子沈龙朱、沈虎雏身上,沈从文活着;在孙女沈红、沈帆身上,沈从文活着;在更多的似乎和沈从文没有血缘关系而实际上延续了沈从文艺术良知的人身上,沈从文一样活着!沈从文站在中华民族伟大思想家的行列中,用他的思考和爱,温暖昨天,温暖今天,温暖未来!成为我们民族贡献给世界的伟大财富,与人类共享!

  沈从文既在凤凰,也在世界各地每一个热爱他的读者的心中,永生!

  拓展阅读:

  作品简介

  《边城》是沈从文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34年。

  该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该小说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创作背景

  《边城》成书于1934年4月,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3]

  作品中女主人公翠翠的原型,是一个绒线铺的姑娘。沈从文在行军的途中,有一个叫赵开明的好友,在泸溪县城一家绒线铺遇到了一个叫翠翠的少女,她长得俊秀。赵开明发誓要娶她为妻。17年后,沈从文乘坐的小船又停靠在泸溪。他站在船头上,回忆到翠翠的美丽形象,便朝绒线铺走去,在门前意外地看到了一个和翠翠长得十分相似的少女,熟悉的眼睛、鼻子、薄薄的小嘴。沈从文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这是翠翠的女儿小翠。当年的翠翠嫁给了追求她的赵开明。这时她已死去,留下父女两个。为了不打扰赵开明,沈从文没有跟他打招呼,但感情上的震撼却久久不能平复。翠翠,这个美丽、朴实的少女,他怎么也无法忘怀。1934年,他坐在院子里,在阳光下的枣树和槐树枝叶阴影间写《边城》时,翠翠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沈从文在《湘行散记·老伴》中提到:“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子女孩脱胎而来。”

  主题思想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边城》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边城》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边城》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崇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8]

  艺术特色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的描绘。或展开人物的美好心灵,或揭露人物的丑恶灵魂,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其方法多种多样:或通过对话、独白、行动、姿态、面部表情等直接剖析;或采用幻想、梦境间接揭示;或借助景物描写、气氛渲染及周围人物的反映等侧面烘托。本文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翠翠离奇的“胡思乱想”,让人感到渐渐有了自己心理的少女的孤单寂寞,以及爱情的幼芽时心灵的躁动;翠翠“顶美顶甜”的梦境,展示出对朦胧爱情的甜蜜感受和潜意识里对爱情的向往。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翠翠“带着娇,有点儿埋怨”地一再央求爷爷丢下渡船上的活回到她身边,让人感受到翠翠对爷爷的无比依恋之情。听着爷爷唱的“那晚上听来的歌”,“翠翠自言自语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则让人感受到情窦初开的翠翠对甜美爱情的神往。

  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在作者笔下,啼声婉转的黄莺、繁密的虫声、美丽的黄昏、如银的月色……奇景如画,美不胜收。这些又都随着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动而自然展开。或是以黄昏的温柔、美丽和平静,反衬翠翠爱情萌动的内心的躁动、落寞和薄薄的凄凉;或是以柔和的月光、溪面浮着的一层薄薄的白雾、虫的清音重奏,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少女爱情的纯洁和朦胧。

  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其父为汉族),但有部分苗族(沈从文祖母是苗族)和土家族(沈从文母亲是土家族)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备注:虽然沈从文生活在当代,但是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1949年之前,所以只称之为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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