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嘉峪关永远只是一道安静的景观(祖国壮美山河)

十年砍柴

      负笈陇原四载，我早已习惯了这片土地的雄浑与荒凉，也学会欣赏那荒凉中蕴藏的大美。但即便如此，在大学毕业后的第四个年头，我和几位年轻的朋友第一次来到嘉峪关，还是被眼前的壮观景象所震撼。

      那是1997年的夏天，我们一行清早从武威城出发，驱车走在312国道上。黑亮的柏油路像箭杆一样伸向天际，经过一个个绿洲，跨过黑水河，穿过几处丹崖地貌，在黄昏时，我们来到嘉峪关前。关城就耸立在莽原上，南、中、北三座城楼相守相望，如三位雄赳赳的武士。关城南北绵延着土垒的长城，就如两只长长的胳膊，分别伸展到南山和北上之上，与山峦浑然一体。南山是祁连山，山顶还有终年不化的白雪，北山为黑山。黑、北两座高山之间，便是狭长的平川，被嘉峪关及两翼的长城紧紧地锁住。

      只有面对如此场景，才能深刻体会到“边陲锁钥”之意。我抬头看到夕阳的余晖洒落在城楼上，“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灼灼生辉。陆游的一句诗“城上斜阳画角哀”，蓦地浮现在脑际。

      赶在闭关前，我们登上了城楼，因此只能走马观花。游人已基本散尽，只有我们几个人徜徉在城楼上，登高远眺，一种静默悠远的历史感扑面而来。往东看，数千年古道从长安一路向西，延伸到“光化门”。向西远眺，是空阔无边的戈壁滩、盐碱地。遥想嘉峪关建成近六百年来，多少从江南、从中原、从关中一个个城池或村庄走出的商人、武将、兵士，他们骑着马或者骆驼，一旦出了关城西边的“柔远门”，应该怀着一种凄凉而夹杂憧憬的复杂情感。向西，向西，再向西，在那片蛮荒的土地上，承载他们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人生梦想，也有着不可知的危险如看起来温柔的沙丘，总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等着他们……他们的身后，是中土的繁华和故乡亲人的牵挂。

      嘉峪关往东大20来公里，是古老的酒泉城，而往西，是瓜州古城，是敦煌，是在唐人诗歌中吟咏无数次的玉门关。明代大将军冯胜西征归来，选择此地修建嘉峪关，或许可以看出一个内敛、封闭的大帝国的国防思路。嘉峪关建成后，成为明王朝西北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说，嘉峪关是王朝统治者在西北的心理底线。关内的河山，是中原帝国的基本盘，是必须固守的。而关外的大片土地，当国势强盛时，不妨派将士守卫，徙百姓开垦，选官吏治理。而当国运衰弱，则可以放弃，凭借嘉峪关之险，守住基本盘。山海关对明朝统治者而言，亦是如此，那是东北的最后一道防线。起于山海关，终于嘉峪关，万里长城也就成为一个农业帝国统治者最管用的心理安慰器。

      如果再往东撤，那么就得有放弃酒泉的心理准备，这是任何一个中原王朝所不能承受之重。酒泉郡是汉武帝元狩二年所设，为河西四郡（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张掖郡）最早设立的，当年是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西击匈奴、开疆拓土的大本营，对中原王朝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符号价值。

      而在汉、唐两朝，西距嘉峪关四百多公里的玉门关和阳关才是帝国西北的最后防线。贞观初年，建国未久的唐朝国势尚未强盛到西域各国称臣的地步，向西的防线便设在玉门关一带。玄奘往天竺取经，出瓜州城，过玉门关，经五道烽燧，便进入了西域，也是唐王朝无法管辖所谓地域。而等他十七年后再返回东土时，西域各国已成为唐帝国的领土或属国。

      我对嘉峪关有种亲近感的一个原因是，“天下第一雄关”匾额是我的湖湘先贤左宗棠所题写。

      当满清王朝渐次统一全国，特别是乾隆朝剿灭了准格尔部落，天山南北广袤的土地尽归清帝国所统治。此后的一百多年，嘉峪关事实上已不是边陲重镇，而只是内地一座城池，它在军事上的价值远不如明代。

      到了同治年间，中亚的阿古柏趁着清帝国连遭太平天国、捻军以及陕甘民变等内部动乱，出兵侵占新疆，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天山南北落入外人之手。清帝国的西北边防线，再一次退守到嘉峪关前。陕甘总督左宗棠，这位在会试考场上三次折戟的举人决心在战场上收回新疆。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左宗棠从兰州移驻肃州（即酒泉），制定“缓进速战”、“先北后南”的作战方针，命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率湘军25营进军新疆，收复失地。有“飞将军”之誉的刘锦棠很快底定南疆，但北疆的伊犁仍然由沙俄窃取，且无归还之意。

      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还驻扎在肃州大营里，他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来日无多的他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慷慨而言：“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决定亲率大军西进，用武力迫使沙俄交出伊犁。为了显示不要回伊犁决不回到关内的决心，左宗棠让士兵抬着他的棺材从肃州大营出发，经过嘉峪关，运到哈密。在左宗棠的军事压力和曾纪泽的外交努力下，沙俄不得不归还了伊犁。

      不知道嘉峪关那无言的城墙是否还记得左帅抬榇出关那一幕呢？左帅带兵过关时，是否会想到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师长林则徐呢？如果说左宗棠过嘉峪关，是慷慨悲歌，那么林则徐过嘉峪关，则有远戍的凄楚。因鸦片战争清廷战败，力主禁烟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成了替罪羊，于道光21年（1841年）被贬谪新疆伊犁。初冬时节他经过了嘉峪关。虽为逐臣，但嘉峪关壮观让林则徐忘记了被贬之苦，写下了数首气势豪迈的《出嘉峪关赋》，他在诗中赞叹：“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 除是卢龙山海险， 东南谁比此关雄。 ”

      相隔38年，林则徐、左宗棠两位伟男子的人生轨迹，在嘉峪关这座雄伟关城里交汇。这是嘉峪关的荣耀。

      暮色即将笼罩荒野，我们匆匆地出城，离去。回望那巍峨的城楼，我不由得有些自豪地记起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一位幕僚写的诗：“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因为左宗棠收复新疆，嘉峪关没有成为边关，而只是内地一座城池，今天它仍然是处在内地的一个名胜地。而且，我们已告别了冷兵器时代，像嘉峪关这样险要的关隘，不再有当年的军事价值。

      当历史的硝烟散去，所有的征战与杀伐深藏在发黄的典籍里，嘉峪关只是一道位于内地的著名景观，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正如西门“柔远”所寓意那样：以柔怀远，用文明去感化人，如此才有长久的和平。

      但愿永远，嘉峪关只是一道安静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