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用伤口吟唱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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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曾学过文科，爱过诗歌，可惜弃文就理。大学时珍藏的《诗魔之歌——洛夫诗选》被人借走而不可再得，深以为憾。

　　在我的心中，喜爱的诗人只有几位：艾青、洛夫、北岛、海子。若论诗歌之大气、风格之多样、情景文交融的深度，我以为洛夫达到了一种其它人没达到的高度。

　　转一篇别人的评论：

　　洛夫：用伤口吟唱的诗人

　　作者：朱洪军

　　 　

　　

　　　　洛夫，原名莫运瑞、莫洛夫，台湾著名诗人、书法家。1928年5月生于湖南衡阳，1948年入湖南大学，次年去台湾，曾任台湾海军编译官。1954年创办《创世纪》诗刊，使之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标志性刊物之一。1996年移居加拿大。先后出版诗集《石室之死亡》、《血的再版》、《灵河》等28部，散文集、评论集及译著等16部。作品选入《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并被翻译成英、法、韩、日等多国文字。因创作手法近乎魔幻，被誉为中国诗坛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诗魔“之称。

　　　　诗歌评论家龙彼德说过，就像高原不能离开雪山一样，论及中国现代诗决不能不与洛夫的名字相遭遇。这几乎是对洛夫先生一生诗歌贡献的最好注脚。

　　　　在他半个世纪与诗为伴的人生中，早年即以作品中诡异多变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而被誉为“诗魔“，之后又以乡愁诗作的杰出成就与余光中先生分享诗坛“双子星座“的美誉。而晚年已近花甲之龄的他从台湾移居加拿大后，诗心不辍，栖身于天涯居所“雪楼“，独自行吟，竟数度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其世纪之初以磅礴宏伟之气势一气呵成的三千行长诗《漂木》，令世界诗坛为之震惊。

　　　　这是一个虽经万难而百折不挠的倔强老人，更是一个穷其一生、矢志不渝的诗歌灵魂。

　　　　近日的南京，适逢“第七届国际华文诗歌笔会“在此举行，笔者有幸亲见先生，青丝早成白发，随行的著名诗人冯亦同亦感慨道：十年倏忽，先生是“朝如青丝暮成雪“。百忙之中，先生抽空接受了笔者的采访。那天，在南京的福昌饭店，我们隔桌相对，开始了一场对岁月的回溯，对诗歌、人生的探讨。窗外是如潮的人流和车河，还有与诗歌无关的都市喧嚣。

　　　　天涯与故土：只有离国的寂寞，却没有去国的悲哀。

　　　　望眼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

　　　　 --《边界望乡》

　　　　朱洪军：从1949年你21岁时离开故土，一直漂泊在外，你似乎总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遭遇归纳为“二度流放“。

　　　　洛　 夫：我出生在湖南衡阳，少年时代也在那里度过，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台湾的陆军训练司令部在我的家乡招考学生，我报名参加了，随后便独自一人去了台湾，一晃近半个世纪，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流放“。1996年，又举家从台湾移居加拿大，住在温哥华，这是第二次“流放“，我在温哥华的书房叫做“雪楼“，雪花在没有落地融化之前，都是漂泊无定的状态。

　　　　朱洪军：“流放“一词似乎有着被迫的意味，是不是也暗示着“二度流放“背后的某些无奈？

　　　　洛　 夫：“流放“主要是指心里的那种背离故土的被放逐感，被放逐并不一定是为某一势力或环境所迫。我早年喜欢冰心，最初读她的《寄小读者》，里面描写的海军父亲，海上的景色，深深地感染了我，后来去台湾多少有点这种向往在里面，当然更多的是年轻时渴望出外闯荡的冲动和当时政治环境不定的缘故。晚年去加拿大，也是两方面因素使然，一是希望换个安定环境以调整创作心态，另外就是对于当时台湾当局摒弃祖国传统文化政策的不认同。其实两次都不是非走不可，更多的还是自己的选择。

　　　　朱洪军：从台湾到加拿大，离故土是越来越远了，现在回来，是不是有种“近乡情更怯“的感受？

　　　　洛　 夫：人离开家乡之后，会感觉到失去家园、无依无靠的漂泊感，在肉体上更是如此。但在我的内心来讲，40多年了，只有离国的寂寞，却没有去国的悲哀。我的内心仍然保留着浓烈的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素养，这不仅是我的生活，更是我继续提笔创作的精神支柱，否则我会写不出东西来。

　　　　朱洪军：“二度流放“的遭遇促使你写了许多乡愁诗，比如《边界望乡》、《或许乡愁》。

　　　　洛　 夫：乡愁诗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在内心的孤寂感中对于许多人生哲学命题有了重新认识的可能，再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初到台湾的前几年，为了生活上的着落，没时间去想背井离乡的苦痛。等到三四年后，渐渐立足了，“衣食足而知荣辱“，想家的情感开始积郁在心中，一旦有机会，就会喷薄而出，便成了怀乡诗。

　　　　朱洪军：中国素有乡愁诗的传统，上世纪因为1949年国民党的败走台湾而致使许多国人背离故土，催生了乡愁诗新的高潮，像余光中的《乡愁》、你的《边界望乡》均是其中的扛鼎之作，你亲历过那段时期，对当时的乡愁诗有什么整体的印象？

　　　　洛　 夫：真正的诗歌应该凸显个性和自我特色，不会人云亦云，所以对诗歌讲什么整体印象，往往陷入缘木求鱼的状况。当然，一段历史反映在一段时期的作品中必定会形成一定的焦点，乡愁诗就是1949年以后台湾诗坛甚至文坛很热的焦点。我把这时期的乡愁诗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亲情上的乡愁，包括对母亲、兄弟、姐妹、朋友等等的怀念，小乡愁；另外一类就是地理、文化间隔所造成的文化历史上的大乡愁，更广泛也更有力量。我写的比较多的应该是第二类，虽然有人说我是“用伤口吟唱的诗人“，但这些伤口不一定全是我自己的，我是希望作为一个象征，来观照更多的人。

　　　　朱洪军：能不能这样说，“流浪者“的特定身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你和你的诗歌？

　　　　洛　 夫：我一直以为，诗是对生命本性的体认，对生命真谛的探索，而这种本性惟有在残败的生命情景中才最容易被发现，诗人就是要忍受住孤寂，惟有在孤寂中，才能听见自然与神的声音，才能与之对话。如果说流浪者的身份成就了我的诗歌，应该是指这种漂泊的人生提供了丰富的残败的生命图景，使我具备了与之对话的可能。

　　　　朱洪军：不仅是评论家，包括你自己都承认，你晚年的大部分诗作中体现着一种“天涯美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学？

展开全文阅读　　　　洛　 夫：晚年，特别是移居加拿大后，生活和环境都很不错，但内心仍旧摆脱不了离乡背井的落寞感，我想，自己这辈子注定是一名天涯游客了，所以开始思考所谓的“天涯美学“，为这部分人也为自己立此存照。天涯美学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悲剧意识，乃个人悲剧与民族集体悲剧经验的融合；二是宇宙情怀，尽可能摆脱民族主义的符咒，走出政治、宗教、文化等意识形态的框架，做一个抱着梦幻飞行的宇宙侠客。

　　　　母亲与儿子：母亲和我其实都像蓟草，互相隔离，孤苦无依。

　　　　用黄金薄片打造的封面/昨日/你被风翻到七十七页/便停住了/且成为海内外的孤本/而你的血/又在我血中铸成了新字/在我的肉中/再版

　　　　--《血的再版--悼亡母诗》

　　　　朱洪军：我读过你的《河畔墓园》和《血的再版》，深深地为你诗中对母亲的怀念之情所打动。

　　　　洛　 夫：1988年我回乡扫坟，见到母亲坟墓上很荒凉，杂草丛生，顿时泣不成声。《河畔墓园》就是那时候写的。并不是当时悲痛之下一蹙而就的作品，我写东西不喜欢用冲动和激情，激情容易趋于浅薄，感情冷却后再表达，就会更透彻、真切，所以我的许多诗都是热情的冷处理。

　　　　朱洪军：两首诗中都似乎在暗示着你与母亲30年的两岸隔离，现在对母亲还有什么样的记忆？

　　　　洛　 夫：是的，30多年。1949年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母亲偷偷地塞给我几百元的银元券，含着泪说，出去也好，如果不舒服就回来。第二天我就走了。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最后一次当面聆听母亲说话。到了台湾的第一个中秋，我哭了一个晚上，后来母亲辗转寄来一封信给我，又说如果想回来，可以给我买机票。那个时候，两岸好像还可以通航，到九月底就彻底隔开了。我当时想，既然出来了，就不要轻易回家。母亲去世后，我有时觉得揪心地内疚，这个儿子什么也没孝敬过她。母亲的死讯是一个香港朋友转告我的，当时我在书房里，愣了半天，哭都哭不出来。可是，当时的局势是不可能回来的，等到1988年回家，母亲已是一座坟了。

　　　　朱洪军：两首诗中都提到了“蓟草“的意象，那是一种什么草？

　　　　洛　 夫：我的家乡处处皆是，其实就是一种杂草，生命力强，生长在贫瘠的土壤里。我扫坟时，母亲的坟头上有很多蓟草，守着母亲，一下子触发了我的情感。母亲和我其实都像蓟草，互相隔离，孤苦无依。

　　　　诗人与诗歌：如果你要写一条河，先要把自己变为一条河。

　　　　诗人没有历史 /只有生存，以及/生存的荒谬，偶尔追求/坏女人那样的堕落/其专注/亦如追求永恒

　　　　--《漂木》

　　　　朱洪军：世纪初，你以74岁的高龄写成了中国新诗史上最长的新诗之一： 《漂木》，我想知道的是，你对于诗人和诗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体认，以至于终生矢志不渝？

　　　　洛　 夫：诗人不但是一个为万物命名的人，同时更是一个建立人与自然新关系的人。如果你要写一条河，先要把自己变为一条河；如果你要写一只鸟，先要将自己变为一只鸟。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要有很高的视野，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一个诗人使他终生委身以事的不是为了逃避什么，征服什么（除了语言），更不是为了取悦什么，而是统摄他的知能与直感两种力量来显示出人的真实存在，并作出阐释。

　　　　朱洪军：你写诗一般会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进行？

　　　　洛　 夫：我写诗也是诗神进入我内心工作时的状态，有点颠，有点狂，有点酒意，甚至有点装醉，而达到最高点则是忘我的放，这一刻也就是进入诗创作，为诗所迷，不辨物我的时刻，理性的现实世界全部解构的时刻，和我说的热情冷处理并不矛盾。这么一说，还真吓了自己一跳，回头一望，四五十年的岁月竟有大部分时间是在如此半醉半醒的状态下度过的。

　　　　朱洪军：你对于以北岛、顾城等为代表的80年代的朦胧诗怎么看？

　　　　洛　 夫：《创世纪》曾经出过朦胧诗的专辑，列了北岛、杨炼、顾城他们的代表作品，还有谢冕和我的评论文章。他们对当时的新诗起了巨大的启发作用，不仅体现在语言的表达和意象的创新上，更重要的是对当时整个诗歌观念的开发。以前的诗作因为政治影响，没有个人，只有主流，是他们打破了这个外在的约束，突出了人的自主性。其实他们在语言方面的创意并不是很大，比如顾城的许多作品的意象和语言就比较破碎，后来我发现北岛、杨炼他们的作品，语言也免不了有翻译的味道。

　　　　朱洪军：回头看，当初这种崇扬个性，是不是也显得有些矫枉过正？

　　　　洛　 夫：文学思潮上的推陈出新，往往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那是可以理解的。不像现在所谓的第三代、第四代有些诗人的诗歌，已经不是张扬个性的问题，而是个性泛滥，不知所云。比如有人提倡“下半身写作“，其实下半身，并不是不可以写，但必须视为题材来进行艺术处理，而不是赤裸裸的直陈，以之为标榜的手段。

　　　　朱洪军：90年代的中国诗坛，有过激烈的诗歌立场之争，即知识分子立场和民间立场之争，你觉得诗人应该有所谓的立场吗？

　　　　洛　 夫：一个作者可能有他的立场，但作为一名真正的诗人则不该有，至少不应有意识地去树立。因为真正的诗歌应该是世界性的，超时空，超派别，超意识形态的。当然，有时为了推进思潮和理念的变革，启示新的方向，难免以某某立场自许，但是如果纯为立场之争，指望东风压倒西风，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传统与现代：只要拓片存在，碑林存在，汉语的词汇和音节就不会消弭。

　　　　坐在河岸思索一个陌生的句子/看着另一个句子在激流中逐渐成熟/云从发髻上瓢过/起风时/鱼群争食他的倒影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赠王维》

　　　　朱洪军：提起你，似乎不能不提《创世纪》诗刊，现在它已经是中国现代诗坛的标志性刊物了，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

　　　　洛　 夫：1954年，我和张默、痖弦一起在左营创办了《创世纪》诗刊，之后我一直担任了几十年的总编，辞职以后，还担任着顾问的虚名。最初的情形是相当困难的，书印好了，没有钱付印刷费，我们三个人就轮流进当铺，当手表、脚踏车之类的东西，等到发薪水的时候，再赎回来。最初也有卖，但卖得很少，我特别记得，有一次，我们拿着新的杂志去代售的书店，发现老板根本没有把我们旧的杂志上架，所以只卖了几本，当时我们很生气，便质问他为什么不上架。那个山东老板一下子生气了，把我们的书全扔到了街上，当时心里那滋味真不好受。

　　　　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10年，《创世纪》渐渐成了台湾三大诗刊之一，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在一些青年学生当中。我们也经常出入于一些大学，开讲座或举办诗歌朗诵会，气氛都相当热烈。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诗歌在一种物质贫穷的环境下，反而更能受人喜爱和壮大。六七十年代，内地好像也是这样。

　　　　朱洪军：台湾诗坛从5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一场由全盘西化逐渐回归古典传统的历程，我注意到你早年时的许多作品也大量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比如《石室之死亡》，你一度还被人誉为“诗魔“。

　　　　洛　 夫：都说我的诗表现手法奇异诡谲，都说我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此即彼，其实我的诗有许多生活化的东西，诗的背后也蕴涵着许多中国古典的精华。我从小就对中国古典诗歌有兴趣，几岁就开始念唐诗，几十年间没有间断过。60年代，因为写好诗的欲望迫切，借鉴了一些西方现代的表现手法，也写过一些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在七八十年代，当我重头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时，蓦地发现中国古代许多东西与西方相似，暗合西方美学思想，所以后来我就尝试着把西方超现实主义的东西很好地和中国古典诗歌结合在一起。

　　　　朱洪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诗人该如何准确定位？

　　　　洛　 夫：我们的国家因为历史原因，最易犯的就是数典忘祖，而我始终觉得，只要拓片存在，碑林存在，兵马俑存在，汉语的词汇和音节也一定会存在，与古老文字相伴而生的传统文化就不会消弭。一个现代中国诗人必须在站在纵的（传统）和横的（世界）坐标点上，去感受、去体验、去思考千百年来中国人泅过血泪的时空，在历史中承受无穷尽的撞击与磨难所激发的悲剧精神，以及由悲剧衍发的批判精神。这样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负责的态度。

展开余文　　　　朱洪军：你写了很多取材于古典传统的诗，譬如《长恨歌》、《李白传奇》、《走向王维》等，在具体写作时，你是怎么体现诗人的这种定位的？

　　　　洛　 夫：我从古典诗中寻找灵感，希望通过对古典精神的把握和古典题材的吸取和消化，使诗作能够更清楚地体现历史的真貌。譬如用现代手法改写的《长恨歌》，我就是不相信唐玄宗与杨玉环之间的爱情，真如白居易所写的那么纯真美好，所以才没有古诗今译，而是进行现代式的解读，用现代观念、现代情绪与美学趣味去试图创造，才将这出传诵千古的悲剧化为了辛辣的反讽与深刻的批判。

　　　　朱洪军：你比较喜欢哪些古代诗人？

　　　　洛　 夫：这种爱好与自己的年龄和经历有关，像我，40岁以前，向往李白的儒侠精神，杜甫的宇宙性的孤独感，李贺反抗庸俗文化的气质，但到了晚年，我却转而欣赏王维的恬淡隐退的心境。

　　　　生与死：生是偶然，死是必然，重要的是活得坦然。

　　　　我的面容展开如一株树，树在火中成长/一切静止，唯眸子在眼睑后面移动/移向许多人都怕谈及的方向/而我确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在年轮上，你仍可听清楚风声、蝉声

　　　　--《石室之死亡》

　　　　朱洪军：你早年创作的长诗《石室之死亡》，至今仍为许多评论家津津乐道，其中塑造了许多与生死相关的意象。

　　　　洛　 夫：早期的诗承载的东西太多，写好的欲望也很迫切，写《石室之死亡》时，就运用了许多现代的手法，意象比较奇崛，那个时候，刻意希望诗歌并不仅仅是自我情感的表达，而是负载一些普遍的东西和内涵。一个人孤悬海外，最深切的便是对生命有了很深层的思考，常常追问自己，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死亡也是绕不开的话题，看哲学书籍也经常会遇到这些关于生死的阐述，内在和外在的启发，促使我用诗歌，用生动的意象表达出来，就成了那种样子。

　　　　朱洪军：人到晚年，你对于生死怎么看？

　　　　洛　 夫：生死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作为生物的肉体的消亡，如果从这个立场考虑，你就会自然觉得宇宙其实就是一个秩序，和花开、叶落、结果一样，都是自然法则，世界在按着某种准则在运转，该生则生，该灭则灭；但若提升到人的境界，就会考虑到这一段在世的时间怎么样去使它发光，做一些利于自己、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所谓的人生意义。信宗教的人比较相信来世和轮回，我从来没有考虑。这一次，我和太太出来，也都签了遗书，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说生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重要的是活得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