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隐身衣》导读

      “文革”期间，杨绛、钱钟书夫妇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其间遭受巨大而深重的打击，身心备受摧残。然而杨绛却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地以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坚韧精神，默默支持着钱钟书先生的学习和研究。“文革”中苦难的积累成为新时代杨绛散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其中《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是近年来公认为“文革”描写角度独到的文集。在这部文集中，作者以一种“冷幽默”的方式描绘了一幅“干校奇景”，将动乱年代各种不合常情的甚至是令人辛酸的故事以一种“正常”的口吻平静道来，虽然记述的都是日常小事，但却从另一种角度凸现了“文革”的荒唐和极大的悲哀。

      杨绛的另一个随笔集《将饮茶》，部分也写到了作家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但更有价值的，是回忆亲人往事的部分。其中对家人的真切回忆，让读者更客观地了解了钱钟书、杨绛等个性化人物的独特生活侧面。

      《隐身衣》是杨绛散文集《将饮茶》中的最后一篇，也称《废话》或《代后记》。

      隐身衣是古代传奇或西方科幻小说中的一种大胆想象，以使人能摆脱现实的羁束，为所欲为。现实中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仙家法宝”的。在此文里，杨绛是以“隐身衣”来比喻、表达自己所推崇、所选择的生活位置和人生态度：甘愿居于卑微，同时不自暴自弃，“是什么料，充什么用。”

      《隐身衣》中她说到“卑微”是人世间的隐身衣，“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甘愿居于卑微，又不自暴自弃，“是什么料，充什么用”，这是作者在文章中所推崇，所选择的生活位置和人生态度

      文章由点题、释题、辨题三部分组成。

      开头部分，点题：“我们都要隐身衣”，“因为这种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的人，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

      中间部分，释题：“人的尊卑，不靠地位，不由出身，只看你自己的成就，我们不防再加上一句：‘是什么料，充什么用’”。“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性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最后部分，辨题：从科幻、仙家的、凡间的，多个层面辨析隐身衣之不便，“但无论如何，隐身衣总比国王的新衣好”。“国王的新衣”追求的是的是华美、张扬，是可笑，可鄙的；而“隐身衣”虽多有不便，但它不事张扬，乐在平凡、质朴、自然

      作品自始至终闪烁作者的精明睿智。旁征博引，中西贯通，知识趣事中隐含着达观众恬适的人生态度，充溢着人生应顺应自然的哲理，表现出作家经历沧桑的心智和感悟，更体现了知识分子高洁的人格力量。

      这篇短文是作者历尽人间磨难后的肺腑之言。杨绛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多灾多难、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生存的，特别是建国后，他们更是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颠波飘摇，世事的变迁，政治权力的更迭，使她亲身经历了人世的倾诈，目睹了世态的丑陋，更看到作为个体的人在强权的暴力下软弱与无奈，而饱受中西文化熏陶的杨绛是个洞察世事，富于理性而又不愿随波逐流的人，她始终坚守内心的自由，并用理智来领会这个疯狂变态的年代。她在谈论英国作家奥斯丁时说：“沃尔波尔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奥斯丁是凭理智来领会，把这个世界看成喜剧。”杨绛是很欣赏奥斯丁的，所以，面对非常态的社会，杨绛看到的是世人的愚谬与世事的荒诞，因而喜站在生活的边缘，用传统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笔法，微笑着描述这个真实的世界，在此文里，面对社会人事的争端和艰难，杨绛就是采用这种走出事态之外平静审视的方法，既不夸张也不妄自菲薄，从而获得一种举重若轻的效果。

      《隐身衣》在艺术上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以下两点：

      浸透着浓郁的悲喜剧因素，常给人以哭笑相兼之感。她的文字笑中含愤，笑中融理，初读要笑，细读免不了想哭，我们只有从“笑”中读出“哭”，才能真正理解杨绛。她的文笔喜欢用短句子，像讲故事似的又穿插一些轻松的评论和独白，还包括生活的奇闻轶事，中外文坛掌故，对话情态，闲趣琐状，这其中充分表达了一个家庭的和乐风范，而对生活中存在的悲剧。却只是用淡淡的语调平实地叙来，丝毫看不到抱怨和泄愤的企图。杨绛不希望读者承受她的痛苦，而读者却恰恰能从她的作品中读到无须言喻的生活体验

      温婉而简约的风格。和同时期的多数“老年作家”的散文一样，杨绛的散文恬淡、平和，在冷静的叙述中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显得睿智而常呈幽默；语言表达简洁、凝练，结构安排开合自如，技巧运用娴熟、洒脱而又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