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代派的构成及思想艺术特征

      兴起于50年代的台湾现代派诗歌，既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样式，同时也弥补了同时期大陆文坛的缺憾，使当代中国文学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台湾现代诗派的形成与30年代的现代派有着直接的关系。1953年，当年曾与戴望舒一起编辑《新诗》杂志的纪弦（又名路易士）在台湾创办《现代诗》杂志。1956年，纪弦等又成立“现代诗社”，参加者多达80余位，可谓阵容强大，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潮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纪弦显然是要恢复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传统，他创办杂志、成立诗社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纪弦曾为“现代诗社”规定了六条创作原则，除一条为反共呓语外，其余五条则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主要美学思想的概述。他们主张继承和发扬自波特莱尔以来西方的“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和要素”；认为新诗创作应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他们非常重视创新，致力于“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新的手法之发明”；他们强调“知性”，认为它是现代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追求“诗的纯粹性”，剔除“非诗的糟粕”，使诗歌纯洁、高雅。所有这些都说明，“现代诗社”同人对新诗现代化（或叫西化）的追求，与其前辈诗人相比又有了新有发展，他们以“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动新诗的现代化”为己任，广泛地开展诗歌活动，积极从事现代主义诗歌的尝试与探索。

      继路易士之后，又有两个著名的诗歌团体——“蓝星诗社”与“创世纪诗社”的创立。“蓝星诗社”成立于1954年，主要成员有覃子豪、钟鼎文、余光中、周梦蝶、夏菁、罗门、叶珊等，曾出版《蓝星季刊》、《蓝星周刊》和《蓝星诗页》等刊物和报纸副刊，主编过《蓝星诗选》。据说，“蓝星诗社”的命名，含有继承“新月”的意思，所以台湾有些评论文章称其为“新月蓝星派”。其领袖人物余光中也认为他们是“从新月出发”的，并且声称“蓝星诗社”“开创了现代诗”（《<天国的夜市>后记》）。“创世纪诗社”被认为是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贡献最大的社团，其主要成员有痖弦、洛夫、张默、白 、叶维廉等，大都为退职公务人员和大学生出生的诗人。他们通过《创世纪》杂志，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派诗歌，编辑出版中国早期现代派诗人李金发、戴望舒的诗作，积极鼓励新诗写作的现代化。他们提出要创造这样一种诗歌：既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也能反映现代人的精神、思想和智慧。所有这些，都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节 台湾现代派诗歌的诗学理念

      就诗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台湾现代派反对触及时代与社会，否定诗歌的思想倾向性和理想主义。纪弦曾在《现代诗》杂志的一篇社论里说：“无所谓‘意思’，不需要‘解释’，然而是诗，有某种东西，味之甘味，饮之清凉，透明而又深远，唯高级的心灵与之相默契，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高度的享受，不可言说，比什么都过瘾，它是少数人的文学，不是大众化的，它是艺术品的一种，不是供实用的。”认为新诗所要追求的“乃是一种纯粹的、超越和独立的宇宙之创造。”很显然，这里所表达的是“艺术至上”和神秘主义观点，完全取消了诗与现实生活的艺术联系。在他们看来，诗歌仅仅是少数人高级心灵的表现，并且仅仅是供他们“获得一种精神上高度的享受”的独占品。

      就艺术发展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而言，台湾现代派的一些诗人主张摈弃传统，强调标新立异。有的说：“现代诗最大的特征是对传统的叛离”；有的说：“现代诗是彻底反传统的，其野心在于一旷古所未有的全新的文学之创造”；也有的人说要“下五四的半旗”，“反抗传统中社会、道德、文学等旧有规范。”这些人极为鄙视甚至全盘否定我国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横的移植”，开辟现代主义的文学道路。

      热衷于表现人的命运的悲剧性，充满幻灭、冷漠与虚无感，对现存秩序和当下境遇的屈从，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纪弦慨叹自己命运多舛，过去的“台词与台步”样样“都弄错了”，以至弄到现在“既无纱帽或勋章以光宗耀祖”，又无钱去游山玩水。他把个人的穷通利达归之于命运，而且表示自己是“认了命的”，他说“我必须保持宁静、单纯与沉默，不再主演什么，也不看人家的戏”（《小杯的欢乐》）。对外在世界的反应，过去他是“不时的呐喊”，“如今已懂得享受寂寞了”（《六十自寿》）。在罗门、白 （qiu ）等人的诗作里，把战争抽象化、中性化，认为一切战争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毁灭性，没有崇高性，战争使数以万计的“灵魂陷落在比睡眠还深的地带”，“血已把伟大的纪念冲洗了出来，／战争都哭了，伟大它为什么不笑？”（罗门的《麦利坚堡》）。世界“是不可信赖的陌生人”，因此只有“遗忘自己的存在，立在空隙地带的一隅／将生命消磨吧。”（白 的《天空与鸟》）。人生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它“被命定地成为一株蔷薇无可奈何地要站着。”（白 的《风的蔷薇》）。黄用在一首题为《丧乐》的诗作里露骨地诉说着一种妥协：“我已安于被统治下的和平／因我熟知那种肯定”。他们是命运的屈从者，做随遇而安的“无所谓的人”，才是他们的理想。

      台湾现代派诗歌的另一重要主题是对生与死的哲理思索。思索的结果是生命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人生的价值也是虚无的。著名诗人洛夫历时五年写成《石室之死亡》可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品。我们虽然无法读懂全诗，但诗人对生与死的领悟却是显易见的。他认为生命以至整个世界都是虚无的，而死亡使他困惑，也使他欢欣。诗中写道：死亡象“松鼠般地，往来于肌肤与灵魂之间”，但不懂得它是什么；当死亡来临时，墓石竟能使他发现“橄榄枝上的愉悦，满园的洁白／死亡的声音如此温婉，犹如孔雀的前额”。而且“生”也就意味着“死”，他把“一口棺”和“一堆未署名的生日卡”并列，“蓦然回首／远处站着一个望坟而笑的婴儿”。周梦蝶的《囚》和《天问》是对生命的悲叹，认为生命必将象“一颗流星落了”，象“一株芦苇折了”，“身外身内，烟飞烟灭”，归宿何在呢？“天堂寂寞，人间桎梏，地狱愁惨”，到头来茫茫宇宙无归路。白 在诗中不止一次地触及生与死的主题，在《天空象征》一诗中就说，人既降生就在这世上活着，至于尽头，却是谁也解答不了的未知数。对于生与死问题的探索，把这些诗人引入了悲观厌世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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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生死问题的迷惘，又引导台湾现代派的一些诗人，去探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他们试图探求物象背后的另一种存在：一种“人们所不易觉察的事物的奥秘”。如覃子豪的《金色面具》和《瓶之存在》两首诗，据作者自序说，就是这种追求和企图的实践。诗人认为，自我和事物的存在只不过是“面具”，“面具背后的虚无，不定是虚无，只是肉眼不能察觉虚无中所存在的东西，它是神秘”。在这个微妙的“梦的世界”里，其奥秘是不可知的，但是不论自我与事物都“无动”亦“无静”，“存在于肯定中，亦存在于否定中”（《瓶之存在》），物性是统一的。覃子豪从谐和无间的观点体察宇宙，认为诗人创作诗歌就是要去表现和证实它的“神秘奥义”，展现“物我一体”，“物我两忘”的境界。正是出于这种思想，所以台湾的一些现代派诗人乞灵于禅宗，抛开现实生活去进行虚无飘缈的冥思静悟，把自我融入大自然作逍遥游。

      台湾现代派诗歌所表现的诗情内涵是狭窄单调的，情调也相当地低沉暗淡，但并不是说就没有了关注现实、积极向上的作品。纪弦的诗歌创作就相当丰富，有诗集《在飞扬的时代》、《摘星的少年》、《无人岛》、《饮者诗钞》、《槟榔树甲集》等十余部。他在政治思想方面虽有不光彩的记录，但他的诗却以幽默嘲讽的特点著称，常常在诙谐的情趣中抒发对丑恶现实的不满情绪。他诅咒那些“苍蝇一般讨厌的，太多的，死不光的，／大人，孩子，男的和女的”。他指斥苍蝇是“讨厌的黑色的小魔鬼！一切丑恶中之丑恶”！然后激愤地说：“我明知道我这恶重的诅咒是徒然的。／而当我怨恨着创造了他们的上帝时，／他们却齐声地唱起赞美诗来了。”（《苍蝇》）对社会上那么多肮脏的苍蝇，诗人是鄙视和愤恨的，竟至迁怒于上帝。对于人生，纪弦理直气壮地表示，他不愿像李白和里尔克那样挂起“月亮”和“玫瑰”的勋章，更鄙弃“同时代人”沉溺于“三角裤”、“乳罩”、“虚无主义”等深渊，而以平凡的“小小的螺丝钉”自诩（《勋章》）。

      余光中既是诗人，也是散文家和文艺评论家，他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五陵少年》、《天国的夜市》、《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和《天狼星》等十部诗集。余光中不论在创作思想，还是在艺术形式与风格上都经历过复杂的变化。他写过不少诠释生与死的诗篇，表现出以入世思想为核心的坚毅的灵魂，以及对生命的执着的积极人生态度。他认为《死亡，它不是一切》，“因为最重要的不是／交什么给坟墓，而是／交什么给历史”。余光中也不像罗门那样否定战争的正义性，当他看过一场描写日本武士的电影之后，写了《一武士之死》，认为英勇无畏地为正义而死仍然包含着永生的意义，他的精神会熔铸成“一柄无形的巨剑似悬在半空”，而这巨剑“从不为不义出鞘”，却使“一切奸徒夜夜冷汗”，陷入“恶梦”。纪弦认定自我应步履稳健、扎扎实实地走完人生的道路，余光中则要求把个人的生命融化到人类整体的生命中去，为历史作出贡献，这种人生态度能给人道德上的正直与诚实，也能给人生活的动力与勇气。

      在台湾现代派诗中，思国怀乡之情和对弱小者的悲悯之情也有所流露。如余光中自《莲的联想》以后的许多诗、特别是那首《乡愁》，洛夫的《床前明月光》等都抒发了诗人对故国家园的思念。痖弦的《坤伶》，写出了一个坤伶到处流浪、被人轻视和玩弄的不幸遭遇，她的生命就是“一种凄然的韵律”。

      在台湾现代派诗中，也还有不少诗篇是展露现代大都市的丑恶的。如痖弦的《深渊》、《巴黎》和罗门的《都市之死》等，在所谓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都市里，满是“粗暴的脚印”，连上帝也要“蒙着脸穿过圣母院”（《巴黎》），诗人眼中的都市，充满了“威尼斯商人的彩梦”，“蒙特卡罗的掷骰盘”，“钱币滚动的轮影”，“听不见第六交响乐的回音，牧神被弃在田园里晒太阳”（《都市之死》）。这和西方现代主义者视现代社会为荒诞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