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三)

　　 

思想境界　张梦阳

    四、80年代初的新进展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在恢复和过渡时期里，王士菁的《

鲁迅传》于1979年2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印行。新书基本是59年

版本的重印，仅在个别处有所增删。1980年3 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

社又出版了唐著的《鲁迅的故事》。这本书虽然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传

记，但是事实准确，叙述清晰，文笔雅洁，是作者后来写作《鲁迅传

》的雏型蓝本。

    新时期到来之后，出版新的鲁迅传成为时代的需要。1981年纪念

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前后，陆续出版了七种新的鲁迅传。虽然出版时间

略有差异，但是都写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面依出版顺序，逐一

评述：曾庆瑞著的《鲁迅评传》。

    这本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5 月出版，58万7 千字，分三

卷九十章全面评述了鲁迅的生平和著作。第一卷“为救国救民寻求真

理”，从1881年9 月鲁迅诞生到1918年1 月在补树书屋抄古碑止；第

二卷“在斗争中成为主将”，从1918年1 月写作《狂人日记》到1927

年广州四×一五事变止；第三卷“为人民解放奋战终生”，从1927年

4月在广州营救被捕学生到1936 年10月在上海逝世止。与其它鲁迅传

分卷方法不同之处，是以“四×一五”为界，把鲁迅在广州的后几个

月与上海十年一起合写为后期，归于最后一卷中。

    曾著在前言中说：“要写人，而不写‘神’”，“把实践当作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侧面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

内进行分析，坚持严格的历史性，绝不把鲁迅没有的思想硬挂在他的

名下，而不管这思想是‘贬低’的还是‘拔高’的；另一侧面是，这

于每一个有关的事采取分析的态度，划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正确

和错误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而“这一切，都不能简单地以

亲疏划线，判定好坏。鉴于历史情况复杂，对那些挨过鲁迅的‘骂’

或者与鲁迅有过意见分岐乃至争论的人，尤其要慎重对待。我们评述

这些历史人物和鲁迅的关系，当然要重视鲁迅的论述、评价，但是，

归根到底，裁判是非的唯一标准，还是实践。”

    曾著的宗旨很正确，也很重要。这些认识，是在“文革”结束不

久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的结晶。没有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得

出这些宝贵的认识。在这一宗旨指导下，曾著取得了一些成绩。最主

要的是，对鲁迅作品中的一些背景材料进行了较前人更为深、细的开

掘。例如五、“下层社会的不幸”一章所述富盛山区管坟妇女的孩子

被狼吃光“脸上、胸前的肉，肚子里的肠子”一事，看来确如曾著所

说“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祝福》里的祥林

嫂的孩子阿毛被狼吃掉，就取材于富盛山区这个悲惨的故事”。四、

“安桥头和水乡天地”一章中关于绍兴目连戏的描绘也较为细致，有

助于对鲁迅杂文的《女吊》、《无常》的理解。较为为充分地描写绍

兴的风俗、乡习，并与鲁迅后来的作品进行对照，可以说是曾著的一

大特色。这样写，有益于帮助读者理解鲁迅作品与故乡生活的渊源关

系。其次，由于篇幅浩繁，容量较大，曾著对一些事件的政治背景揭

示较为充分，传主的活动也叙述得较为具体。

    但是，“左”的政治枷锁并不是很容易挣脱的，曾著虽然在前言

中申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宗旨，主观上也努力去做，并取

得一定效果，然而从思维模式到语言风格，却依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

“文革”影响与“左”的痕迹。如判定鲁迅留日期间是“做革命党之

骁将”，就有违真实。事实上，无论是从鲁迅自述来看，还是以许寿

裳、许广平的回忆作旁证，鲁迅始终都是一位学者、作家和思想家，

很少参与实际的革命活动，更谈不上做什么“革命党之骁将”。把鲁

迅拔高为革命骁将，不仅有违真实，而且也不能够反映他本身特有的

个性与价值。而这种过分强调鲁迅革命骁将性质的观念，几乎贯串曾

著全书，使人感到此书虽写于“文革”之后，却仍然带着“文革”火

药味儿，不禁因而蹙眉。再如二四、“思想变迁得毫不悲观”一章，

把《“来了”》与《圣武》两文当作鲁迅在“欣喜地宣布十月革命给

了他巨大的鼓舞”，也有违真实，有失谨严。而在语言上，曾著的

“文革”印痕更为明显。如前言中称鲁迅是“工人阶级的好战士”，

“异军突起，勇斗顽敌，征战挞伐，胜利辉煌”。全书也经常出现

“奋起作战”，回击“猖狂进攻”之类打打斗斗的四字句，并称周作

人、林语堂是“混迹于《语丝》”“登台表演”，与鲁迅对峙一方不

是“极端无耻”就是“无耻谰言”，或者什么“大阴谋”之类的词语。

除此之外，行文也时显拗口、别扭。有的章节连续使用“比如”、

“再比如”、“还比如”等词以及“应该提到的还有两次”、“只说

说……一些事迹”、“评述……还需要追述一下”、“我们在前面没

有说到的，还有……”等等拗嘴的连接语，甚至在第740 页将鲁迅在

1933年1 月至3 月间所写的杂文按时间顺序排出题目，即充为一大段。

说明作者写得实在过于匆忙，缺乏加工和提炼。

    写得匆忙的地方，还表现在史实的失误。例如关于红军长征胜利

的贺信，曾著这样写道：“1935年11月的一天，茅盾到鲁迅寓所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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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十分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鲁迅建议发一封贺信到陕北祝

贺。茅盾说这很好，立即同意。茅盾走后，鲁迅起草了贺信。”现在

看来，曾著对这个重要史实的处理是过于草率了。茅盾有过关于长征

贺电的回忆，但没有说明具体日期，只说“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

道”这个消息。据有关学者考证，鲁迅得知消息是在1936年2 月，并

且有人还认为鲁迅得知的不是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而是

1936年2 月20日红军东征胜利的消息。总之，说鲁迅是在1935年11月

的一天，告诉茅盾这个消息，并起草贺信，显然是臆想多于了根据。

    这种轻率的学风，除了史实的失误之外，在思想和艺术的分析上

就表现为平直与一般化。例如对鲁迅思想的评述有失简单，对鲁迅小

说、杂文的评析流于一般。内容繁缛，但对鲁迅与朱安的悲剧婚姻这

种大事仅一笔带过；体例庞大，却对鲁迅与“托尼学说、魏晋文章”

的关系这类中外文化的重要问题没有深谈。总体上给人以芜杂而欠剪

裁、罗列而少升华的感觉。给予后人的教训是：要写好一部鲁迅传，

仅有决心和干劲是不行的，还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独到的研究，以及独

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并且不能否认还必须具备相当的思想深度与文学

才能，倘若没有这些必要准备就匆忙上马，是很容易写成资料长编的。

    吴中杰著的《鲁迅传略》。

    这本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文艺知识丛书”之一种于1981年

6月出版，13 万7 千字，简明扼要地评述了鲁迅一生的经历、创作和

思想变迁。

    这是一本出自专家之手的普及性读物。说它是普及性读物，因其

简明易懂，深入浅出；而又说它出自专家之手，因其虽然平易，却甚

中肯，虽然简短，却得要领，是长期积累、反复含咀所结出的果实，

绝非那些仓促上阵、七拼八凑的资料长编可比拟。譬如该书对鲁迅各

个时期的作品，没有采取平铺直叙的时间连缀法，而是进行了切中肯

綮的精辟概括。《狂人日记》和五四时期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杂文《

我之节烈观》、《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等等，概括为“精神界

之战士”；《药》、《明天》、《阿Q 正传》等《呐喊》中的其它小

说，概括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祝福》、《离婚》、《

孤独者》等《彷徨》中的各篇和《野草》中的精美诗章，概括为“吾

将上下而求索”。这样概括地进行分析，既节省篇幅、避免逐一评析

之烦，又宜于归纳出鲁迅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作品的不同特点，寻出鲁

迅思想和艺术发展的轨迹。尤其可贵的是，吴著虽然是普及性读物，

却没有满足于一般化的评介，而是在许多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独立见

解。如十四“擎起文化战线的红旗”，归理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论

争的要点时，坚持肯定了鲁迅思想观点的正确性与深刻性，认为那些

“革命文学家”“对于中国社会情况缺乏深刻的认识”，“较多地幻

想着未来的光明，却不注重对于黑暗现实的揭露”，“流于标语口号

化”，鲁迅则是“坚持现实主义的态度，要求作家正视现实”，“要

求作品思想和艺术的统一”。在评述鲁迅从进化论转向阶级论的过程

中，强调鲁迅“并不把阶级论搞得绝对化。他认为人的性格、感情等

因为受支配于经济，所以都带阶级性，但是‘都带’，而并非‘只有

’。他更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斗一气，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

可怕的事。他批评有些人摆着一种极‘左’的凶恶面貌，好似革命一

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其实革命

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他也仍然爱护青年，有些还是非革命的

青年，只要他们向上，鲁迅就扶持他们成长，虽然常常受骗，而仍不

止歇。”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可贵的。

    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吴著的有些分析，如鲁迅与尼采哲学的

关系等等，已显得过时；有些部分，如鲁迅后期杂文的评述等等，过

于简略和浅近。总之，作为一部普及性读物，吴著是不错的，但是离

理想的鲁迅传还差得较远。

    林志浩著的《鲁迅传》。

    这本书由北京出版社于1981年8 月出版，37万字，分三编二十七

章评述了鲁迅一生的经历与创作。第一编五章，从1881年鲁迅诞生起，

到1918年抄古碑、在寂寞中沉思止；第二编八章，从写作《狂人日记

》起，到1927年9 月离开广州止；第三编十四章，写上海十年的生活。

明显加强了后期的份量。

    林著除了加重后期的份量之外，还偏重于鲁迅作品的分析。正如

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由于传记体裁宜于叙述和描写，不宜于过多地

议论，因而有些为鲁迅立传的作者喜欢多写经历和事迹，至于作品部

分，则偏重小说而忽略杂文。”林著则扭转了这种偏向，把最精粹的

笔力集中在鲁迅作品上，对杂文更是倾注心血。作者本来就擅长作品

分析，在这方面造诣深厚，所以这一点就成为林著最基本的特色。

    对鲁迅留日时期所作论文的分析，就显出了功力。其中，对《文

化偏至论》的剖析尤为深入，指出鲁迅所说的“掊物质”“既不是反

对唯物主义，也不是反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主要是反对资本

主义世界的物质弊害”，“金钱、物欲统治一切，势必造成精神的堕

落”，“因此鲁迅要掊击这种对物质‘崇奉逾度’的偏向。”这一观

点，至今仍然难能可贵。在对鲁迅小说的分析中，对《彷徨》的体味

特别细腻，令人信服地论析了鲁迅从《呐喊》到《彷徨》的思想与艺

术的发展。对《野草》的分析也很充分，分为以揭露社会为主与以内

心抒发为主两大类，逐篇进行了解剖。而倾力最多的还是杂文，前期

用两章篇幅分析，后期则用五章专门剖析，其它章在叙述事迹过程中

也兼及杂文，几乎所有的杂文集都予以了评述。

    作家的实践以及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于他的作品，所以林著

以鲁迅作品的分析为全传的重心是正确的。

    林著对史实的处理也很谨严、慎重。如鲁迅电贺红军长征胜利事，

如实引用了当时所发现的有关电文的最新材料，没有妄加臆断。

    从全传的文体结构来说，林著“力求把鲁迅的战斗历程、作品评

述和思想发展三者结合起来，以时间为线索，进行较为具体的撰述。”

因而条理清晰，详略得当，严谨扎实，比较合体。

    然而，以今天的眼光观察，林著还是存在很大的缺憾。最突出之

点是全传缺乏一种制高点与整合力，不能像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那样，抓住传主最主要的特征，从高处进行观照和凸现，使之成为

统领全书的灵魂，使传记产生一种凝聚力，动人心魄，而似乎只是鲁

迅作品分析的连缀和鲁迅经历的复述，给人以松散、平淡、粘滞于小

事情、放不开、挣不脱的感觉，显得气格不够高，概括力不够强。因

而作品分析尽管力图面面俱到，还是难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展开余文

    其实，林著对鲁迅作品的分析仍然有很多遗漏，如早期论文没有

提十分重要的《破恶声论》，后期杂文则对有关清代文字狱档的《隔

膜》、《买< 小学大全> 记》等剖析中国历史与士人心态的精粹篇章

只字未提。这说明传记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无概括力，而不在于事事求

全。倘若仅拘泥于局部，则会再细致周到也可能挂一漏万，难于反映

全貌。

    由于林著写于“文革”结束后不久，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印

痕，如说鲁迅留日时期就“以‘革命党之骁将’的姿态，参加过实际

斗争”，却举不出实例，显然属于依臆想而拔高；叙述鲁迅猛攻佛经、

并称释伽牟尼为“大哲”一事后，竟评议道：“这说明鲁迅赞同过释

伽牟尼的某些观点，这说明黑暗的环境和势力怎样蚕食一个伟大的灵

魂。”这属于对佛教文化缺乏基本了解的浅薄之谈，鲁迅称释伽牟尼

为“大哲”、赞同他的某些观点并非坏事，佛教经典中确实包含着很

深奥的人生哲理和很伟大的人类智慧，鲁迅从释伽牟尼这位“大哲”

那里获益非浅，他对人类精神现象的深邃探索与精神胜利法的发现、

阿Q 艺术典型的塑造等等，都与读佛经有关，岂可以“蚕食”灵魂评

之；后期评述鲁迅在《庄子》、《文选》上的争论时，称施蛰存是

“拙劣的表演”、“洋场恶少”等也有失公允。

    另外，关于鲁迅与朱安、许广平的关系等个人生活内容叙述过简，

并有个别失误，当时就有评论者指出来了。

    林非、刘再复著的《鲁迅传》。

    这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1年12月出版，28万6 千字，

24章，以文学笔法描述和评析了鲁迅一生的经历与创作。

    作者之一的林非，后来在专著《鲁迅和中国文化》附录《我和鲁

迅研究》中，对这部鲁迅传的写作进行了这样的总结：“此书的创作

意图，是要在活生生的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上，写出一个真实的鲁迅，

写出他的奋斗与追求、热爱与憎恨、憧憬与绝望，想在素朴而又高峻

的意境中间，写出他的血肉之躯与丰满性格，写出他是怎样在暴风骤

雨般的时代里挺立起来的，他究竟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贡献了一些什么？

这个意图应该说是多少实现了一些，却并没有完满地达到预想的目标。”

    “素朴而又高峻”，正是林、刘合著基本特色的准确概括。

    所谓“素朴”，并不仅仅指语言，主要是指一种学风、文风，或

者说是“史德”，就是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不拔高，也不遮

掩，不附加任何外来的主观成分。这点最突出的一例，早在80年代初

就已被英年早逝的鲁迅研究家许允明慧眼看出了：“关于鲁迅在广州

会见陈延年一事，一直被当作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似乎陈延年的一

席话使鲁迅‘提高认识’了。但是林、刘合著却对这种想法泼了冷水”。

“作者对会见一事持审慎态度，同时对会见( 如果有过的话) 在鲁迅

生活中的地位作了必要的限制，这里表现出作者的‘史识’，而‘史

识’又来自‘史德’----‘能具史德者，必知史识’。根据鲁迅的个

性，不必过分重视他与某位著名人物的偶尔接触。他在东京听过孙中

山的讲演，后来却对增田涉说‘没听清’。鲁迅与陈延年的父亲陈独

秀以及李大钊是很熟悉的，而且是战友，但是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

始人不曾直接影响过鲁迅的生活道路，有影响，那是间接的。鲁迅富

于思索精神，他的生活道路是他经过观察、思索而选择的，如果不是

这样，鲁迅就不成其为鲁迅了。”(1) 后来，林非满怀真诚的谢意提

到许允明的这段评论：“这充分显示了他对我摒弃当时那种时髦却不

科学的模式，是很理解和赞赏的，我在阅读他的文章时真是充满了一

种知音之感。”(2) 所谓“时髦却并不科学的模式”，正是“素朴”

的反面，要坚持“素朴”的风格，坚持“史识”与“史德”，就必须

坚决摒弃这类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东西，走坚实的科学之路。

    “素朴”，不仅意味着不附加任何外来的主观成分，而且要求作

者不掩盖传主本来客观存在的事情，不为贤者、亲者讳。例如鲁迅与

朱安的悲剧婚姻，本是既定的事实，然而以前的鲁迅传记却讳莫如深，

根本不提，有的即使提了，也是一笔带过。林、刘合著则是第一部如

实评述此事的鲁迅传，不单单写出了鲁迅一方的痛苦，也刻划出了朱

安内心深处的难言苦衷：“终年无语，确实是她和鲁迅之间的令人悲

哀的现实。在这种现实的寂寞的土地上，她的心也是痛苦的。……只

是她也只能蕴藏在心里，没有什么地方好去诉说，也没有能力去向别

人诉说清楚。”这种识力与刻划，至今看来仍然难能可贵。

    仅仅“素朴”，如实，是不够的，还必须“高峻”。所谓“高峻”，

就是站在时代的理论高峰上，从总体上去俯视和鸟瞰鲁迅和他所处的

历史环境，以高屋建瓴之势去观察和审视鲁迅的作品和史实，由宏观

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中引出科学的结论。前文引述的林、刘合著给鲁

迅会见陈延年事泼冷水一例，正是作者站在“高峻”的境界中对鲁迅

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进行俯视的结果，倘若立足点不高，仅盯着一个

事件不放，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就不可能得出这样的观点了。同样，

林、刘合著对鲁迅作品的评述，也是如林非自己所说的“尽量做到宏

观线索底下的微观细致分析”，没有像有些传记那样只是各篇作品分

析的连缀。例如第九章“呐喊”，把《狂人日记》、《孔乙己》和前

期杂文聚合在一章论述，然后又分析《药》和《一件小事》。这样写，

既符合作品问世的时间顺序，又集中反映了鲁迅五四时期的呐喊之声

与作品综合的反封建主题。第十章“走向世界”，把鲁迅1919年返乡

的经历、小说《故乡》的简析和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国小说史

略》的写作与讲述连在一起写，然后分析1920年写成的《头发的故事

》和《风波》，最后集中论述《阿Q 正传》，并以鲁迅作品“越过了

祖国的疆界，走向整个的世界”作结，又归因于广泛汲取世界文化营

养基础上的独立创造。这样，既统一于“走向世界”的总题，又反映

出了当时鲁迅及其作品在世界文化长河中的流向与地位。正由于这种

历史的俯视感与洞察力，使林、刘合著在评述鲁迅后期杂文时，在有

限的篇幅内，以浓重的笔墨分析了《隔膜》、《买< 小学大全> 记》

等剖析清代文字狱的重要篇章，得出了见道之论：“鲁迅在他的晚年，

对于封建制度的揭露，已经到了十分深刻的程度，他的杂文在挖掘许

多社会现象的历史渊源时，远远地超过了当时很多文学作品的思想水

准。”为什么对鲁迅这些极为珍贵的思想遗产，其他传记作者劫忽略

了呢？这就不能不从历史的宏观视野与思想的理解深度中寻找原因了。

    裴度《寄李翱书》有言：“故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

浅，不在裂章句，隳废声韵也。”同样道理，传记作品之异，也在于

“气格”、“思致”的高下深浅，不在于个别章句和声韵。正是“素

朴而又高峻”的境界追求，使林、刘合著在“气格”与“思致”上，

于27种鲁迅传记中占取了领先地位。

    当然，林、刘合著也非完美之作。林非本人作了这样的自省：

“经过几年冷静的回顾之后，觉得这部作品由于是匆促赶出的急就章，

因此还显得比较粗糙，在历史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这两个方面，都还

开拓不够，不少地方还应该提炼得更精致和概括一些。如果我在今天

开始来撰写，而且写得从容一些的话，相信会超过当时这个水准的。”

(3) 这一自省是中肯的。林、刘合著尽管在27种鲁迅传记中属于上乘

之作，但是由于出手过于促迫，许多地方确实有“急就章”的痕迹：

有的地方，出现了个别史实失误；有的地方，显得冗赘，语句拗口，

缺乏足够的锤炼。在鲁迅精神风貌的勾勒、描绘上，虽然取得了相当

的成就，然而与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相比，却相距尚远，没有

给人以如贝多芬那样的深刻、突兀、厚重的整体印象。当然，这似乎

有些近于苛求了。不过，中国的鲁迅传记作者们，的确心中须有一根

世界传记作品的高竿。

    彭定安著的《鲁迅评传》。

    这本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7 月出版，35万字，分七章67

节，全面评述了鲁迅一生的生活与创作。

    彭著最突出的特点有二：文体洒脱与描绘如实。

    文体结构，是传记作品的重要课题。以前的鲁迅传，多采取直线

的平面结构，文体上显得死板。彭著一出，这种过于板正的框架终于

打破了，出现了一种灵活洒脱、多样交错、近于立体的新结构。正如

作者在《我心中的鲁迅----写在< 鲁迅评传> 后面》中所说：“鲁迅

主张讲学术艺文的文章，也要有点闲枝蔓叶，他赞赏外国著作的这种

风貌，而批评在翻译时删尽枝叶使之失去生机的作法。本此，我不避

枝繁叶蔓拖泥带水之嫌，而掺杂了一些闲文，行文不刻意追求简略概

括，却尽量运用一些形象思维，和所谓文艺笔法，同时，还把记述与

评论适当地分开和交错进行。这一点用心，都是为了读起来不那么枯

燥和令人烦腻，内容较易为人接受，特别是奢望能争取到更多年青的

读者。但成败得失，则不暇计及了。”

    实践证明彭著还是比较成功的，尽管在记述与评论、描绘与抒情

的交错衔接中，有一些不够和谐之处，但是终归得大于失，使全书富

于变化和抒情味儿，令人爱读，那些运用形象思维和文艺笔法写的

“闲文”，不仅没有成为多余的枝蔓，反而幻化为闪光、引人之处。

展开余文

例如“在世界的海边”中“古老美丽的绍兴”一节，以如诗如画的笔

触描绘了展现在幼年鲁迅眼前的浩瀚世界：“碧水盈盈，波光潋滟，

青山隐隐，绿染大地。浩渺的钱塘江水，缓缓地流淌，曹娥江的波浪，

翻卷奔腾。……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接着，又幻化出了百草园、

会稽山、禹王庙、越王台、兰亭路和大诗人陆游的遗迹沈园等等。读

到这些地方，就像在旅途中遇到了一处消闲绿地，可以松弛精神，怡

悦心胸。“荒寒中的岁月”中“海草国门碧”一节，写自日归国的鲁

迅乘扁舟一叶，飘浮江上，望故国江景，与船夫对答，也引人入胜，

可以从中体会到青年鲁迅当时的抑郁心境。在捕捉显现传主心灵意蕴

的“情境”、适时进行描绘和抒情方面，彭著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为

鲁迅传记文体的多样化开出一条新路。

    文体结构终归是形式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内容要符合实际。彭

著“坚持信守一条原则：如实地描绘，而不添加任何主观的臆测和各

种方式的歪曲----无论拔高或贬低都是一种歪曲。把鲁迅当作一个人

----当然，是伟大的、革命的人来写，而不是当作一个‘天才’和尊

神来描画。”正是因为信守如实描绘的原则，所以彭著没有附会把青

年鲁迅说成是“革命党的骁将”之潮流，坚持认为鲁迅“活动的方面

仍然是思想文化领域”，内因是“他的经历、思想性格与特长，都决

定了他的活动领域不是那刀光剑影的沙场，` 而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天

地。”这是从人物个性的内在因素，寻找符合实际的答案。除此之外，

彭著还善于从外在的历史条件上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鲁迅辛亥革

命后至五四运动前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的沉默与苦闷，是郑学稼等

人贬损他的一个根据，而彭著则从“历史条件对于一个伟大人物的产

生的‘最后决定权’”这一观点出发，例举了孙中山、李大钊、瞿秋

白、郭沫若当时同样处于苦闷的事实，从同时代人相同的思想轨迹中，

理解鲁迅的内心活动与思想历程，说明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这些伟

大人物只能在沉默中积蓄力量，而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共同在沉默中爆

发，这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有力地驳斥了郑学稼等人的观点。

    另外，彭著对“狂人”形象与阿Q 典型性的分析，关于鲁迅杂文

可分为理论型、论战型、批判型、象征型、散文型、学术型六种类型

的见解，尤其是对鲁迅后期抵制左倾错误的论述，都形成了这部鲁迅

传记的独立特色。

    总之，彭著在27种鲁迅传记中应该算是比较好、比较有思想、有

艺术个性的。然而，尽管如此，现在看来这本书仍存在很多的不足之

处。其一是作者立论大胆快捷有余，而谨严沉积不够，所以虽然努力

创新处不少，而真正深入、充实的论述虽有却嫌太少。其二是文体洒

脱自由有余，而锤炼熔铸不够，所以虽然诗情洋溢处不少，而从整体

上看，有些松散、冗赘，缺乏足够的整合力。其三是有些评析简单化，

用词过激，虽然竭力挣脱“左”的枷锁，却仍然不可避免地留有“左”

的痕迹。如对尼采缺乏更深入的研究，定论过于简单；对胡适用“阴

险狡诈”形容，有违真实；有些地方常用“冲锋陷阵”、“拼杀”、

“飞翔”等词，显得过陋；而有些章节，仍停留在政治化、概念化的

表面陈述上，未能深入进去作富有个性的解析，如后期过分突出“党

给鲁迅以力量”等等，而忽略了鲁迅本人的独立精神。从全书看，又

有开头感情充溢、后边势头消弱之感，对鲁迅后期思想与作品的研究

不够充分。

    朱正著的《鲁迅传略》( 修订版) 。

    这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2年9 月出版，22万8 千字，是1956

年版的扩充与修订，很多内容是新写的，所以可看成一部新著。

    仍然是依照年代分章，但是比旧版多分出两章。这就是八(1926 

年--1927年) 与十一(1932 年--1935年) ，这两个年段是鲁迅思想与

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以前的鲁迅传却有所忽略，朱著新版将其单独

划分出来进行专章评述，有益于更为清晰地认识鲁迅的前进轨迹。仅

从分章来看，就感到朱著新版是更加深入、细致了。

    这版新著充分发挥了朱正在《鲁迅回忆录正误》中所表现出的特

长：对鲁迅回忆录和名种史料进行严格的多角度的考证与核实，力求

做到句句有来历，事事有根据，以史实的准确性、科学性为根本准则。

从这一准则出发，朱著经过周密分析，得出了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是

他离京南下主要原因的结论；也澄清了种种政治性的迷雾，归理出了

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的直接原因----中大聘请了顾颉刚前来任教等

等。

    这种严格的求实精神，使朱著在鲁迅作品的分析中也见出了功力。

例如通过各方面的史料证明“《孤独者》是鲁迅小说中自传成分最多

的一篇”，写的很多细节“都像是鲁迅自己的事情”，“魏连殳那种

愤世疾俗的态度，和当时鲁迅的思想也是有某种共同之处的”。在分

析鲁迅《< 唐宋传奇集> 序例》结尾的话时，一反当时风行的政治解

释说，指出：“在这一段话中，也许包含了对时局的感概，但如果我

们联想到鲁迅1926年11月15日致许广平的信，其中说高长虹‘还是吸

血的’，‘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杀了煮吃’，就知道这里

‘饕蚊’说的是谁了。联想到高长虹的诗以夜比鲁迅，以月亮比许广

平，就更明白‘大夜弥天，碧月澄照’的含意。……”当人们头脑冷

静下来之后，就感到朱著的分析是接近实际的，而那种政治化解释未

免有点儿可笑了。朱正在《鲁迅回忆录正误》的《编完写起》中强调

给鲁迅作传或写回忆鲁迅的文章，必须牢记“描写不可过实”的原则。

为了贯彻这一原则，他“把许多转述的史料改为直接的引用，以避免

转述文字的不够准确。”这样做，提高了该书的准确性，然而也使得

行文不够晓畅。如何使用史料，怎样才能做到既准确，又晓畅，是传

记写作的一个难题。

    另外，朱著平实有余而激情不足，准确可嘉而略输文采，史料翔

实而分析欠深，个别地方仍存有简单化的倾向，这都是该书的缺憾。

    陈漱渝著的《民族魂》。

    这本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83年7 月出版，11万9 千字，以简

约的文学笔法评述了鲁迅一生的历程。

    陈著虽然到1983年才正式出版，但是早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前夕，

即1981年8 月27日至9 月24日就在中国青年报上作了连载，后来北京

人民广播电台也予以连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书就是在报刊连载

的5 万字基础上扩充、增写至12万字而成的。

    作者在《跋》中作了这样的总结：“要在选材上做到‘博学约取，

厚积薄发’，在语言上做到‘文华而不实’，似乎也多少要有些功力。”

知作莫若己，这一自我总结正是对陈著的最佳评点，胜过许多旁人的

论说。

    作者陈漱渝以鲁迅生平史实的考证与研究见长，不仅对鲁迅和中

国现代文学的史实资料了然于心，而且自己就亲手挖掘、考证出了不

少新鲜资料，倘若给他充裕的篇幅，任他敷衍连缀成长篇巨制，恐怕

倒不会犯难，而写这本书却须在狭小的空间里驰骋，把伟人的一生、

丰富的材料压缩在每章三千字的短小篇幅中，确乎是异常艰难了！面

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该如何处理？写什么，怎么写？没有功力，不费心

计，实在难于成功。但是，也正是在这一难点上显出了作者非同寻常

的功底。他在各章中，总能“择取那些既能顾及鲁迅一生战斗业绩的

各个方面而本身又比较生动亲切的史料加以提炼”，进行准确而生动

的描述。例如写鲁迅生长的时代背景和少年生活，别的传记往往都以

数万言篇幅予以渲染，并且常常以此引人，而陈著则以第一章“兽乳

养大的英雄”的三千字短文概括完毕，写得很有兴味儿，其奥妙就在

于擅长选择典型细节：写童年生活，选择祖母蒋氏讲民间故事和保姆

长妈妈送《山海经》、家庭败落后被称为“乞食者”的人生感受与

“地主租船到，心头别别跳”的绍兴民谣以及管坟妇女的孩子被狼叼

吃的故事；写鲁迅从农民身上汲取智慧，选择目莲戏里一段《武松打

虎》的有趣对话。这样，既突出了“兽乳养大的英雄”这一主题，又

使该书开头就充满了情趣。第十六章“‘我可以爱！’”，写鲁迅和

许广平的爱情，选择“为了使许广平放心，他身处海滨而竟不去洗海

水浴”一事，就将两人情感表现得极为深、细了。读了这些细节，不

能不赞叹作者在选材上的确做到了“博学约取，厚积薄发”。

    语言上，陈著也很富有文学味道。像第九章“为前驱者呐喊”，

开头写道：“北京宣武门外有一条僻静的胡同----南半截胡同；胡同

里有一个僻静的小院----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院中原有一株开

着淡紫色花朵的楝树。后来楝树不知怎么被折断了，就又补植了一株

槐树。‘补树书屋’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逶迤曲折，层层

递进，没有什么华词丽藻，却非常富有蕴藉，这才称得上是经得咀嚼

的文学语言，显示出作者在散文上的潜力，称得上是“文华而不失实”。

    这种选材和语言上的功力，绝非一蹴而就，而如名酒的酿造，经

过陈年的沉淀、过滤，才成为纯正、浓烈的好酒。要写出一部成功的

鲁迅传记，必须经历长期的涵养与修炼。

    陈著也有不足，主要是过于偏重生平史实的叙述，而忽略了鲁迅

作品的思想、艺术分析。鲁迅首先是一位作家，他的实践主要是他的

作品，作传也须以作品为重。

    总之，上述七部鲁迅传记虽然出版时间略有先后之差，然而实际

上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构思、写作，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前后

出版的。所以，这一批鲁迅传记一方面反映了挣脱“文革”枷锁后的

思想解放气象和新的文体与笔法，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带有“左”

的印痕，学术分析也欠深入。

    (1) 徐允明：《鲁迅研究与鲁迅传记的写作----兼谈新出的七种

鲁迅传》，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5 期。

    (2) (3) 见林非著《鲁迅和中国文化》第330 页，学苑出版社1990

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