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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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左传》全书出现的人物，上至天子诸侯、王公卿相，下至士卒商贾、妾媵仆役，共有三千多个。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物群体，作者对之进行了细腻的刻画,不少人物都以其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面貌，活现于读者的面前。通过对这些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的分类和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左丘明当时对妇女的态度，还可以从中透析出一些文化意蕴。
【关键词】《左传》 女性形象 文化意蕴
一.《左传》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1.具有政治家素质和强烈爱国思想的女性
《左传》中描写的妇女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出身贵族，当她们以自身独有的地位与身份介入政治生活时，便以其各自的性格品质，呈现出各自特有的精神面貌。[1]
楚武王夫人邓曼是一位能详推天道、利贞之义的优秀女性。《左传》桓公十三年记载，楚大夫屈瑕将攻罗国，斗伯比观其骄而知其必败，请求武王“济师”（增援军队）。武王拒绝了，回宫后将此事告诉了夫人邓曼。
邓曼曰：“大夫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国。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2]
邓曼并未亲临军前，却能知莫敖之因前役之胜而骄矜；由斗伯比“济师”二字而知其本意非为增兵，而是请楚王安政固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邓曼对朝廷大臣的了解，更深一层明了她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及其识人之明。同时，解释斗伯比之言，也正是阐述她自己的政治观点：政为军本，政治稳定是军事胜利的根本之所在。并且还对如何固本安民做了具体表述：以诚信安抚百姓；以恩威并施驾驭群臣。经历代君王治世之实践，无不证明邓曼见解的正确与高明。
庄公四年春，楚武王将讨伐随国，行前感到心神不宁，告之于邓曼。
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3]
她从物满而亏、物盈而荡的自然之理，推断出楚武王福禄已尽，并预言此次出征，如果仅仅是武王卒于军中，而军队没有收获也没有损失，就是万幸了。事情的发展证实了她的预言：武王死在途中，幸令尹斗祁与莫敖屈重机警，秘不发丧，以楚王的名义入随并与之订盟，功成而返，直到军队渡过了汉水才公布丧事。
《左传》中这两段对邓曼的描写，充分体现了邓曼的睿智与精于易理，塑造了一位具有政治家的真知灼见和敏锐目光的女性人物形象。值得一提的是两段中楚王两次“入告”邓曼的细节描写，透露了楚武王对邓曼的尊重和对其意见的重视，从而进一步说明邓曼的聪明与能干，表现出她的不让须眉的政治才华。同时，邓曼明知楚武王伐随将尽禄而亡，却没有阻止，只能“叹曰”，说明她洞窥天道循环、盛衰易替之理，明白以个体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历史前行的车辙的。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远见卓识而顺应时命的预言家的形象。
这类人物的代表另有僖负羁之妻、卫定姜等。
僖负羁之妻，是一位能深刻犀利地分析形势和对事态发展高瞻远瞩的贵族妇女典型。当其得知晋公子重耳落难到曹国，曹共公乘重耳洗澡时窥其“骈胁”一事后，对丈夫说，晋公子有一批足以辅助他治国平天下的随从，将来必能回国登位，也必会在诸侯中得志，而得志之后必定惩罚对他无礼的国家，曹国将首当其冲，劝丈夫趁早向重耳示好，以免将来之祸。五年后（僖公二十八年春），晋文公果真攻打无礼的曹国，拘留了曹共公，却命人不得进入僖负羁之宅，同时还赦免了他的族人，就是为了报答当年的恩惠。
卫定姜，乃卫定公夫人。春秋时代，周王室衰落，诸侯竞起争霸，弱肉强食。卫国国力弱小，处于齐晋等大国之间，需保持高度的警觉。卫定姜正是如此，所以当晋国将卫定公厌恶的孙林父送回来而卫定公拒见时，她劝告定公去见他，以免给晋国以讨伐的借口，引来灭国之祸。表现了她能权衡利弊、顾全大局的政治家气度。不仅如此，当郑国的皇耳率兵包围卫国，孙林父占卜出卫国出战将丧失英雄，一时做不了决定，而将繇辞给卫定姜看时，卫定姜说：“ 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4]后来卫国出兵，果然俘获了皇耳。其实从繇辞来看，明明是不利于卫国的，但卫定姜心里很清楚，兵临城下，不战必亡，战则还有一线生机，体现了卫定姜身上所具有的果敢的政治家气质。同时，她曲解繇辞，安定军心，鼓舞士气，也说明她深知军心士气对战争取胜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
2. 深明大义、知书识礼的女性形象
春秋时代出现了一批深明大义、知书识礼的贤妇。
赵姬，晋文公之女，赵衰之妻。《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
狄人归季隗于晋，而请其二子。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5]
当年赵衰随晋文公流亡于狄，与文公同时娶了隗氏姐妹。现在狄人将文公夫人送了回来，赵姬想到了叔隗，请求赵衰迎回叔隗及其子赵盾，赵衰却推辞了。《左传》善于用曲笔，意思常常十分隐晦，虽并未点出赵衰拒绝接回前妻与长子的原因，但结合赵姬的身份来看，其意不言自明。赵姬是文公之女，赵衰之新宠，赵衰正是怕文公不受用，也怕赵姬此言并非出于真心或者仅是旁敲侧击之反语，所以推辞。而赵姬接下来的言行使赵衰的顾虑显得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她不仅让赵衰接回叔隗母子，还认为赵盾有才，请立之为嫡，自己的三个儿子反居其下，并让出正妻之位，甘居叔隗之下。这些言行充分表现出赵姬的雍容大度。她对赵盾的赏识，展现其慧眼识才的“伯乐”之能；不仅请求接回赵盾，并主动让出嫡嗣之位，这份容人之量，为须眉难及，与那些为夺嫡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恶妇来说更有天壤之别。正是她的宽容大度、唯才是举，为晋国觅得了一位难得的贤相，为晋国霸主地位的巩固做了间接的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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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夫人，晋献公与庶母齐姜所生之女，秦穆公之夫人。经骊姬之乱、晋大夫里克杀奚齐后，晋惠公（夷吾）自秦归国，秦穆夫人托付他将申生（秦穆夫人之同母弟，晋之先太子）之孀妻贾君送回晋国，并请他也将晋国的其他公子接回去。不料晋惠公竟与贾君私通，又不接回众公子，辜负秦穆夫人之嘱托。秦穆夫人因而怨之。僖公十五年，因晋惠公之背恩失信，秦攻晋，发生韩原大战。晋国溃败，惠公被俘。秦穆夫人听说晋侯将被解进秦都，于是领太子罃、次子弘和女儿简璧登上高台，踩着事先铺好的柴草准备自焚；同时派使者着丧服去迎秦穆公，告诉他若不放归晋君，她将以死相抗。秦穆夫人与晋惠公本有私怨，但真正到了危亡关头，却弃私怨、赴国难，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左传》塑造了一位“虽怨不忘亲，虽怒不弃礼”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光辉的女性人物形象。相较于晋惠公兵败被俘后不仅不自我反省，反而归咎于秦穆夫人（当初晋献公为秦穆夫人之嫁秦而筮，卦辞说将不利于晋军，会是秦胜晋败的局面），更显秦穆夫人公而忘私、深明大义的高贵品格。
此类人物还有不受齐庄公郊吊的杞梁殖之妻、设计使晋文公脱离温柔乡而力争霸业的齐姜等。
3. 勇于反抗的女性形象
声伯外妹（声伯同母异父的妹妹）即是这类女性的代表人物。
《左传》成公十一年记载了这样一则事件：
（声伯）嫁其外妹于施孝叔。卻犨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曰：“鸟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于卻氏。卻氏亡，晋人归之于施氏。施氏逆诸河，沉其二子。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施氏。[6]卻
声伯外妹的反抗有一个由弱而强的过程。当她被声伯夺走嫁给晋国的卻犨时，反抗性格初露端倪，她哀求施孝叔的保护；施孝叔为了自保，对卻犫的蛮横行径不敢有丝毫的反抗，反而冷酷无情地拒绝了。外妹对施孝叔的懦弱与无情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于是向声伯妥协，向命运妥协，嫁于卻犨。而当卻氏被灭，晋人又将她和她与卻氏所生的两个儿子送还施孝叔，施氏竟惨无人道地将二子丢进黄河活活淹死，施孝叔的阴狠凶残终于激发了外妹深埋在心底的反抗意识。她怒责施氏，并发誓永不再做施氏的妻子。此时她的反抗性格已经成熟起来，不仅用语言斥责，而且用行动与施氏决裂。由刚开始的无奈、顺从、委屈说理，直到后来强烈的怒责抗争，体现了其反抗个性的成熟过程，而她也成为一位具有反抗意识、追求人格独立的典型女性人物。
下层女性的反抗在追求婚姻爱情方面，相对于上层女性更显得大胆无畏。如《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
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僖子使助薳氏之 。反自 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其僚无子，使字敬叔。[7]
梦其实是内心压抑的情感的一种再现，泉丘之地的这位女子梦到用自己的帷幕覆盖了孟氏的祖庙，明确地知道了自己对自由爱情的渴望，便大胆地将之付诸实践——私奔到孟僖子处，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并用盟誓的方式来守护这份真爱。再如，楚平王在蔡国时，郹阳封人的女儿私奔到他那里，并生了太子建。
4.自私自利的妇人
此类人物首推郑庄公之母武姜。
《左传》开篇（隐公元年）即记载，郑武公夫人武姜，由于难产而生长子庄公就厌恶他，而宠爱幼子共叔段，几次进言要立共叔段为太子，都被武公拒绝了。庄公继位后，她又为共叔段请求地势险要之城为封地，助长共叔段叛兄的劲头，并答应作其内应，打开城门。后庄公赶走了共叔段，将姜氏置于城颖，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8]武姜挑唆并参与了两个亲生儿子之间的斗争，使亲兄弟大动干戈，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她根据个人的喜恶来决定对人或事物的看法--连亲生儿子也不例外；为了满足个人的喜好，甚至置江山社稷于不顾，置百姓忧乐于不顾，是一个极端的自私自利的女人。
5.荒淫糜乱的女性形象
狄后，亦称隗后。当初周襄王借助狄族之力伐郑，成功之后感其恩，并闻隗氏之美，不听大夫富辰“妇德无极，妇怨无终，狄必为患”的劝告 ，执意立隗氏为后。[9]隗后与叔带私通为襄王发觉，被幽废，也因此促成了王子带与狄人的联合发难。襄王出奔郑。隗后便与王子带居于温地。诸侯勤王，叔带被杀，狄后的下场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了。
卫襄公夫人宣姜，与公子朝私通。公子朝因害怕而与齐豹、北宫喜等人发动叛乱。最后齐氏被灭，公子朝逃亡至晋，宣姜被杀。为一己淫欲，发动国乱，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死于非命的可耻下场。
卫大夫孔圉夫人孔姬，乃卫太子蒯聩的姐姐，孔悝之母。孔圉死后，孔姬与孔氏漂亮的小跟班浑良夫私通。因卫太子以成其好事为条件，孔姬胁迫儿子孔悝将蒯聩扶上君位。结果却是坐上君位的弟弟翻脸无情、过河拆桥，使得孔姬不得不与儿子孔悝出逃，而浑良夫则被杀。孔姬的淫乱为亲兄弟利用，又为满足私欲，竟母性殆尽，威胁亲子。而斗争胜利的结果却是“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
在《左传》中，淫妇的典型当属夏姬。夏姬，陈国夏氏妻。
陈灵公、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 服以戏于朝。（宣公九年）[10]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仪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 （宣公十年）[11]
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君臣不仅同时与夏姬通奸，还各自穿着夏姬的内衫在朝廷上炫耀，甚至还戏言夏姬之子征舒为何人之种。此三人与夏姬的淫乱行为已经到了禽兽不如、人所耻闻的地步，而夏姬的荡妇形象也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夏征舒终于不堪其辱，愤而弑灵公，孔宁与仪行父仓皇出逃。此事却给楚以出兵的借口，藉讨逆之名灭陈而车裂夏征舒。夏姬恐怕万万没想到因为她的淫荡而导致子死国灭的下场，她自己也成了楚国的战利品。楚国君臣（楚庄王与大夫子反）不接受陈国之教训，争相娶之，申公巫臣以堂皇的理由劝阻了他们。庄王将之送给了连尹襄老，襄老身死，夏姬不改淫乱本性，又与襄老之子黑要私通。此时巫臣撕下道德的假面，露出下流无耻的真面目，与夏姬相约，双双出奔。《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子反与子灵争夏姬，而雍害其事，子灵奔晋……通吴与晋，教吴叛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焉。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楚罢于奔命，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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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晋楚鄢陵之战，楚师大败，国君受伤，军队一蹶不振，子反为此而死。左氏借叔向之母指责夏姬：“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甚美必有甚恶’。”[13] 也许将责任全部加诸夏姬的身上并不公平，她并未直接参与其中的政杀事件，充其量她只是这个男权社会中男人们的一个漂亮的玩物，原究本质而言，还在于那些统治者自身的荒淫无道、腐化堕落。但是，夏姬的淫乱的确是征舒弑君、楚乘机灭陈的导火索，也是巫臣叛楚助吴、晋的推波助澜者。
诸如此种因私生活有失检点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引发者的女性，在《左传》里面还有很多。如鲁宣公夫人穆姜与宣伯私通，威逼鲁成公除去季、孟二氏；宋襄夫人欲通公子鲍而杀宋昭公（虽然宋昭公是罪有应得）；鲁桓公夫人文姜，与兄长通奸乱伦，使丈夫桓公身死，而自己也有家难归，寄身于齐鲁的夹缝之地，徘徊于两国之间。她们的行为已不仅仅是伦理道德的沦落，更是自我人格的丧失。
6.心狠手辣的毒妇形象
卫宣姜，本来是卫宣公为急子娶于齐的儿媳妇，因其美丽，卫宣公占为己有，并生了寿和朔二子。为了争嗣位，她与儿子朔密谋陷害急子。没料到害人者终害己，她那仁爱明礼的大儿子寿也死于她的阴谋中。
与之相较，晋献公夫人骊姬更是阴险狡诈，歹毒无双。
骊姬媵，欲立其子，赂外媵梁五与东关媵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场无主，则启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国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14]
看的出来，骊姬颇有政治手腕，懂得内帏欲变先求外援的道理（中国历史上的内帏之乱无不是内廷外官相勾结的），贿赂外宠梁五与东关媵五，争取外援。同时，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实现夺嗣的目的。先由“二五”出面，摸准了晋献公图霸的心态，以一条看似为晋安邦定国的“良策”说服晋献公将群公子调离了国都，实现了她的第一步计划。而后，再进一步对太子申生下手。骗申生去曲沃祭祀其生母，然后在其带回来献给晋献公的胙肉中下毒，诬以弑君篡位的谋逆大罪，并陷害重耳与夷吾为同谋，一箭双雕。由于晋献公的昏庸糊涂和申生的懦弱愚孝，骊姬顺利达成了她的第二步计划，申生自杀，重耳与夷吾逃亡，其子奚齐稳坐太子之位。《左传》对骊姬之乱的叙述，令一个阴险毒辣、玩弄诡计的毒妇形象呼之欲出，活脱脱地展示于读者的面前。太史公同样对骊姬的性格进行了刻画：“骊姬详誉太子，而阴令人谮恶太子，而欲立其子。”[15]其种种阴谋密计，使人在佩服她心思缜密、谋略高明的同时，又对她的两面三刀、阴狠险恶感到惊骇与可怕。
此外，还有许多的女性人物，左氏信笔所至，人物生动活泼，各有特点。总而言之，《左传》作者对女性人物形象的描绘多是一人一事的片段式，没有外貌的工笔描写，却大都具有非常清晰的性格轮廓，并且以各自不同的风貌、品质、情操，鲜活地呈现于读者的面前，存留于历史人物画廊中。
二. 左氏对各类女性人物的态度及其原因
晋代杜预在《春秋左传序》说《左传》：“其文缓，其旨远”，赞赏它的委婉与含蓄 ，但是《左传》又是继春秋之笔法，于委婉含蓄中暗寓褒贬。[16]
第一类人物，无疑是“最可爱的人”，是左氏最想褒扬的。因为她们都有着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目光以及果断的行动；能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只此一份政治家的胸襟与气度，就令人折服。同时，她们又有着正直无私的高尚品格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这才是关键之所在--人格魅力，不会因阶级立场不同而失色，不会为历史烟尘所湮没。与之相对的，第六类人物从聪明才智上来说，并不逊色于第一类人物，如宋平公之妻弃联合左师与伊戾构陷太子痤，季公鸟之妻季姒让侍女鞭打自己而诬告公若、申夜姑等人；这些人都是机谋巧设，才智过人，然而却将上天赋予的智慧用在了奸谋使诈上，用在了争权夺利上，所以为人们所唾弃。
鲁国自周公旦之子伯禽开国以来，奉行周礼，“周礼尽在鲁矣”。[17]周人把包括一切关于政治、法律、经济等等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章制度在内的东西，统称为“礼”。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礼乐，德之则也”。[18]自平王东迁后，诸侯各自为政，周王室统治名存实亡。
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之师伐郑，郑伯御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19]
左氏为鲁国人，深受周礼之教，面对周室不振，礼乐崩坏，自然痛心不已，而其着力描写第二类女性，用意不言而喻，自是为了重倡周礼，恢复“贵贱有等”、“长幼有序”、“朝廷有序”、“男女有别”、“贫富轻重皆有称”的社会秩序。[20]因此，左氏是十分痛恨第五类妇女的。春秋时期，缺乏妇女守节的观念，如所谓“焏”的制度，皆与世界各较原始国家相同，所以左氏非恶其“淫”，而是厌其淫所招致的“乱”。“古淫与乱有别，见《石雄雉序疏》：‘淫不为大恶，乱则曰鸟兽行，曰禽兽行，在诛绝之科也’。”[21]如鲁庄公夫人哀姜与庆父私通，杀公子般、弑鲁闵公，起鲁难。在左氏看来，“乱”不仅会影响一国之朝政，更会威胁和动摇整个时代的统治，因为“乱”触及了周时各项制度中的最主要最根本的东西--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贵族阶级的一种继承法，也是继统法。这种继承法严格区分嫡庶，嫡子为嫡妻之子，庶子是诸妃妾之子。只有称为宗子的嫡长子才有继承权，才有继承一切爵位、财产的权利，其地位特别高。《吕氏春秋·慎势》篇说：
故先王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借为“拟”，比也，下同）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嫡孽无别则宗族乱。[22]
这段话非常扼要地说出了建立宗法制度的意义，而“乱”之起，必会破坏宗法制度，动摇统治之根基，所以这也是左氏厌恨第四类妇女的原因之所在。
对于第三类女性人物，作者是满怀钦佩之情的。声伯外妹怒而与施孝叔决绝，是对夫权制度的一种挑战；莒女为夫报仇，是对莒子残暴行为的反抗，是对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奴役的抗争。左氏对这些女性的支持，是出于他对凶残的统治行为的不满，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找到其他的出路，只能寄希望于开明的统治者以“礼”、“乐”来怀柔天下，而这里也决非是鼓励妇女起来反抗，争取平等的政治、社会地位。
三.《左传》中女性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蕴
透过这些丰富多彩的妇女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呢？
从第一种具有政治家素质和强烈爱国思想的女性和第二种深明大义、知书识礼的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妇女的美好品质，这些好的品质后来形成了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影响和作用于后世的文化。回顾我们的古老文明，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这样的优秀妇女形象。“周时妇学始备，故上古妇女文学，亦周代为盛。周礼九嫔掌握妇学之法，以教九御。”[23]虽然春秋时正是周制分崩离析的瓦解时代，但是周礼对当时的思想仍有相当的影响，所以春秋时代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贤妇。
周代妇女和后世的女子比起来，她们所受的封建道德的束缚是要轻得多的。比如贞操观念淡薄。季康子之妹季姬婚前与季 侯私通，嫁齐悼公后仍受宠爱；秦穆公女怀嬴先侍晋怀公圉，后婚晋文公重耳等。男女关系较为通融，平辈间、上下辈之间，均可发生婚姻关系，而最为突出的是子承生母以外之诸母与弟之接嫂。如卫宣公焏于夷姜而后又夺子妇宣姜，晋惠公焏于兄妻贾君等等。而且，这些都是为社会所承认的，此种关系中所生之子女的地位也是被确认的。如卫宣公焏于庶母而生的急子，他的太子地位是公认的，因此才有了后来宣姜为了夺嫡子之位而生的种种变乱。
综观《左传》全书，只有一位女性的事迹中提及了贞节观，即息妫。
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熬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24]
此种“一女不事二夫”的观念，起于春秋战国间个体家长制形成之时，而此前所未有者（即有，也只是微弱的萌芽状态，观《左传》他文所记贵族男女关系可知），“盖《左传》作者误采战国时之野语入之传中也”。[25]
然而，正是从那些不守妇道，贞操观念薄弱的妇女身上，我们看到了母系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尚未泯灭的女性意识，妇女们那时还能充分意识到了自身的利益、自身的价值，她们用她们的身体、她们的才智，甚至她们的阴险，谋取她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在那些勇于反抗的妇女身上，女性意识就表现得更加的鲜明和形象。那些女性们在男人当权的时代，依然顽强地坚定自己的信念，为了自己的婚姻和爱情毅然地和男子私奔，这在当时那个讲究礼制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壮举。
但是，从《左传》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的女子们已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非礼也。御孙曰：“难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26]
从古代贵族相见时所用的礼物不同，可看出妇女地位是低于男子的。不仅如此，当时妇女并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能干如卫定姜者，提出“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的见解后，需加一句“大夫图之”，虽然她是先君夫人，是一国之母，但是行军打仗的决定仍得由大夫孙林父来做。
吕思勉《先秦史》中有言：“……亦视（女子）为财产而已，故苟有所取偿，则租借、馈赠，无所不可也。”[27]女子，甚至已经沦为男人的私有财产。《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齐庆封与卢蒲嫳易内；昭公二十八年，“晋祁胜与邬臧通室”。[28]尊贵如诸侯之女者，亦只是政治婚姻的牺牲品，被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在各国之间嫁来娶往。如蔡姬先嫁齐桓公，被遣回后又适楚，根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当作一件物品传递于掌权者的手中。而那些耍尽计谋的女人们，也无非是想获得活下去的权利而已。 如“狐媚工谗，奸刻毒辣，千古无两”的骊姬，机关算尽，无非是想自己的后半生能有所依靠，因为她深深知道以色事人的悲哀。[29]当年，申生之母齐姜肯定也是受过晋献公的宠爱的，不然不会立申生为太子。然而，献公得了新欢，早已忘了旧爱，不念夫妻之义，不顾父子亲情，逼杀先妻之子，何其寡恩薄情！聪明如骊姬，她当然明白齐姜的今天何尝不会是她的明天。所以她要趁献公对她言听计从时夺权。她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还得假手于另一个男人——她的儿子奚齐，因为女人是无法继承统治权的。她之所以能成功地离间晋献公与夷吾、重耳等人的父子关系，逼杀太子申生，主要靠的不是她的奇谋妙策，也不是梁五与东关媵五的推波助澜，而是献公对她的眷宠。不然，献公殁后，荀息辅佐奚齐为君，而骊姬为国母，何以里克将杀奚齐、卓子，先告诉荀息，而骊姬却无术制止，也骈首就戮呢？
展开余文
其实，在《左传》中，无论哪一类女性都只是男权社会的附庸，像邓曼之类的优秀女性，也只能在不危及男性统治的范围内施展才华，她们的美德之一便是绝不觊觎政治权利。而类似于声伯外妹、莒女等人的反抗，也只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时的孤单、微渺的呐喊而已。
干戈耀日，枹鼓喧天；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30]。春秋时代，无论战场与宫廷，都充斥着血腥与阴谋。 这里，不管是良谋巧计，还是阴谋诡计，都只是身处乱世的女性们为了求生存，为了追寻自己的生活理想，而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适应环境或是改造环境而已。善恶美丑，成败功过，也只是风流云散之后，一任后人评说罢了。
注释：
[1][2][3][4][5][6][7][8][9][10][11][12][14][17][18][19][24][26][28]引自《左传》第58页、第72页、第465页、第187页、第387页、第702页、第2页、第188页（僖公二十四年）、第310页、第312页、第558页、第106页（庄公二十八年）、第638页（昭公二年）、第201页、第42页（桓公五年）、第87页、第101页（庄公二十四年）、第816页；《春秋左传》，左丘明著，吴兆基编译，京华出版社出版，1999年10月第1版；
[13]引自《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第817页，版本同[1]；子灵即巫臣，子灵之妻即夏姬，三夫指子蛮、御叔、巫臣，一君指陈灵公，一自指夏征舒，一国即陈国，两卿为孔宁与仪行父；
[15]引自《史记·晋世家》第32页，司马迁著，周谷城前言，李全华标点，岳麓书社出版，1988年/长沙；
[16][30]转引自《春秋三传--乱世的青史》第4页、第84页，李梦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7年8月第1版；
[20][22]引自《周代社会辨析》第99页、第105-106页，赵光贤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2月第1版；
[21][27]引自《先秦史》第267页、第265页，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第1版；
[23]转引自《中国妇女文学史》，谢无量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据1916年中华书局本影印，1992年9月第1版；
[25]引自《春秋左传研究》第378页，童书业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0月第1版；
[29]引自《左传分国集注》第253页，韩席筹编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63年4月第1版；
参考书目：
①《春秋左传》，左丘明著，吴兆基编译，京华出版社出版，1999年10月第1版；
②《史记·晋世家》，司马迁著，周谷城前言，李全华标点，岳麓书社出版，1988年/长沙；
③《春秋三传--乱世的青史》，李梦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7年8月第1版；
④《周代社会辨析》，赵光贤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2月第1版；
⑤《先秦史》，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第1版；
⑥《中国妇女文学史》，谢无量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据1916年中华书局本影印，1992年9月第1版；
⑦《春秋左传研究》，童书业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0月第1版；
⑧《左传分国集注》，韩席筹编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63年4月第1版；
⑨《齐文化概论》，王志民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