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读《别论集》随感
19xx年本人对谭绍凯教授主编的《外国文学新编》写过一篇评论，其中论及高德祥（强）先生写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概述》，曾说：（它）描述全面，多有个人看法，与一般教材的简单化大相径庭。有的教材，在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时，竟连诗人塔索、散文家兼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的名字也没提；有的教材，竟然在讲文艺复兴时，不提德国的宗教改革和优美的散文；还有的教材，直线式地讲述文艺复兴的反教会反封建。《外国文学新编》的这一节谈得很辩证，它如实指出：“教会和城邦的统治者在古代文化复兴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列举了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赞护文艺复兴而本身又是古代文化热心研究者的许多教皇、热衷于在修道院寻找希腊罗马古书和传抄大量古书的修士修女。同时又如实地指出罗马天主教掀起反对宗教改革和异端的运动。这一正一反则辩证地论述了文艺复兴并非有组织的自觉运动及其特点。
讵料23年后，高德强先生出版的《别论集》中收录了这段话，令我汗颜。高先生让我全面读读这本书，谈谈看法，我用了好多天时光，将这本厚达400多页的16开本的大书，通读了一番。读后，心悦诚服地认为，这部书是学者的心血、著作家的创造，是很有价值的著作。我的老伴金留春教授也对之赞不绝口，以为很有见地。
首先当说《别论集》的博大精深。它（尤其“网文选”）包罗广泛，中外古今，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医学、史学、教育、社会问题、国际政治、小说创作、散文传记……，而全书重点在外国文学的研究。
《别论集》中有三篇小说：《何斯人》、《严复出山》、《壮飞之死》，第一篇写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和弹棉花匠的故事，苦涩而感人；后两篇写晚清历史人物严复、谭嗣同的事迹，意在从历史看改革。前者生动有趣，方言运用巧妙，后者青铜锈迹般的历史质感，深沉至极。《别论集》附录的作者自传《坎坷人生》是一篇优秀的散文，由中可见大时代中的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特道路。高德强先生有艺术创作的才能，只是人生道路被决定了从事教师工作而已。
《别论集》中的外国文学研究成绩斐然，它涉及欧美、俄苏、日本诸国文学。既有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惠特曼、海明威、奥尼尔、茨威格，又有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而重在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对俄苏文学，除了论冈察洛夫、契诃夫、艾特马托夫，重点在果戈里和托尔斯泰。《别论集》涉及果戈里的为人和创作，谈到了他的《涅瓦大街》、《狂人日记》以及《外套》、《钦差大臣》等等；更对托尔斯泰的《袭击》、《台球房记分员笔记》、《伐林》、《克莱采奏鸣曲》等小说和有关评论托尔斯泰的'传记、信件、序言、献词、谈话录以及研究论著等做了精当的概括和描述。这种广博的知识范围，是一位文学研究者和外国文学教师高度修养的体现。
我以为《别论集》的价值，不仅在研究的广博，而更在精深。其研究深度就在于：常常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具慧眼地别出心裁，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别论集》特点在第一辑的“别论系列”。
“别论系列”中关于莎士比亚有五篇，果戈里有三篇，其他有契诃夫、雨果、巴尔扎克、三岛由纪夫各一篇。别论莎士比亚的是其剧本创作分期问题，《哈姆莱特》研究中的误区问题，剧本人物语言非个性化问题，以及与孙法理教授一再商榷莎士比亚《凤凰与斑鸠》的政治性问题。对这些问题，高德强先生都提出了个人不同惯常说法的见解。如，一般都说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高德强认为这是不确实的。这个观点是对的。我也曾说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主要是指与研究神学相异的人文学的学者。”（见拙著《西洋戏剧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12世纪的丹麦王子显然不是人文主义者。论者们大约是借用这个词来说明哈姆莱特有人文主义的思想。不然莎士比亚为何要犯时代的错误：让12世纪的人读15世纪才成立的威登堡大学，读16世纪的托马斯·莫尔写的《乌托邦》呢？
又如果戈里笔下的“小人物”问题。高德强先生认为《狂人日记》中的波普里希钦与《外套》中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同，前者并非“小人物”。说得有理有据。不过，一百多年来，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多余人”（лишнийеловек）、“小人物”（маленькийчеловек）、“新人”（новыелюи）等词，均有较固定的含意与所指。一般说来“小人物”不是指劳动人民（不包括姚纳和万卡等），也不是指显赫的大人物，而是出于二者之间的一些人。俄语中的маленький，既和“大”相对而言，又有“渺小”（无足轻重）、“弱小”的意思。除了小市民、平民知识分子、小商人，当时的下级军官、小公务员一般都是贵族子弟。果戈里也是小地主家庭出身，不得志时也是住地下室、遭人白眼的小人物。果戈里对小人物的态度，前期讽刺多于同情，后期同情多于讽刺。他对波普里希庆、巴什马奇金二人，态度有差别，这和小说的主旨不同有关，并非定性迥异。因此，对“小人物”当广泛看待。
高德强先生对契诃夫的《套中人》的别论不同其他。许多教材，都把别里科夫作为反动势力来分析的。《别论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正确的。其实别里科夫身上体现出的是双重寓意：既是不满和反对一切新事物的保守主义者，又是被反动社会和反动思想毒化了而自觉维护反动秩序的知识分子。前者有超时代的意义，今天我们还把反对新事物的人叫做“套中人”；后者具有认识旧俄国的社会特点的价值。因此把别里科夫单一地视为反动派的走卒、密探，是片面的。我也曾说过：“别里科夫的保守主义和自觉维护专制黑暗统治的反动意识相结合，他是被警察制度征服了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形象中，作者不但写了自觉向当局打小报告的小丑，也反映了黑暗统治对人的精神的窒息。别里科夫老是怕‘别闹出什么乱子来’，一切循规蹈矩，最后也成了旧制度的殉葬品”（《外国文学自学教程——十九、二十世纪欧美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高德强先生在《别论集》中断言：别里科夫是“在沙皇制度下被扭曲了的奴性十足的‘小人物’的典型”，是确切精到的。
《别论集》中的创造性看法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我祝愿高德强先生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有更多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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