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狂人日记论文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坛“独尊现实主义”，而鲁迅在诸多创作方法中选择现实主义为主轴之举也被史家过度阐释、定义，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属性问题因此争议不休。
《狂人日记》的奠基意义，一些研究者心有不甘，费尽心思为《狂人日记》中所运用的象征主义表现法作美学易容：或削足适履，将《狂人日记》归入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作品之列，称其是“鲁迅开展他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天才活动时”“第一篇现实主义小说”;或舍本逐末，冠之以“主要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所用的主要艺术手法则是象征手法”之类的判语。
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说的唐强完全按照现实主义小说的塑形原则分析“狂人”形象，认定“狂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狂人。他在没有发疯之前，可能思想倾向比较进步，对封建制度有所不满;这样一旦发疯之后，出于这个缘由，当他翻开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便会从字缝里看出‘吃人’两个字来，并且最后做出‘救救孩子’的呼号”。而王富仁在沿袭、发挥唐张上述，起重工所运用的象征主义艺术方法不仅是古今中外广义的象征手法的承传与发展，同时也是对西方现代象征主义表现法的吸取与改造。既有研究以切实的论据证明，作品除了借鉴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还受到运用象征主义方法创作的安德列耶夫的《红笑》《墙》《谩》、迎尔询的《红花》等作品的深刻影响。鲁迅在论述安德列耶夫、勃洛克将象征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的一些作品时，曾一再肯定了这种尝试。
象征主义惯用使普通事物变形或升华的方法，曲折地表现隐匿在普通事物背后的理念世界。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正是凭借自己那超凡的想象力，使“狂人”的感觉能力得以升华，以强化“狂人”与传统社会的内在冲突，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惊世之间，传递了新文化先驱者不无孤绝地反传统的心境。
自由联想这一象征主义的主要手法也被鲁迅创造性地运用于《狂人日记》中：医生嘱咐病人“不要乱想。静静地养几天，就好了”，被联想为“养肥了，自然可以多吃”;赵家的狗多看了几眼被联想为“可见他也同谋，早己接洽”……在象征主义作品中，自由联想得以实现，往往凭借非理性的直觉与幻觉。而鲁迅则巧妙地以“狂人”作为小说的意识中心，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狂人”的感觉本身就是幻觉。这样，自由联想这一象征主义的主要艺术手法就被鲁迅在不违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了。
由于非理性的社会思潮的影响，衍生了象征主义作品中非理性的艺术特征。他们过分地强调直觉、无意识与本能，往往走向极端。在部分作品中，主观凌驾于客观之上，内心世界游离于外部世界，不仅未能通过表现内心活动反映现实，而且连内心活动本身也得不到真实的反映。
与西方象征主义的非理性恰成对照，清醒的理性始终是鲁迅小说的重要特征。即便在运用了象征主义艺术方法的《狂人日记》中，如同美国学者哈南指出的，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智对象征的把握”。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非理性的是作者;而在鲁迅的作品中，体现非理性的只是人物，在非理性的人物背后，始终站立着一个有着异常清醒的理性的作者。
在鲁迅前期小说中，象征性形象大都具有相对明确的指向性，读者较容易沿着它的指向性追寻到它的象征含义。这是因为在鲁迅笔下，除具有象征含义外，自身也具有实在的具体含义;而且自身的具体含义与象征含义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似的属性，有着一定的推理关系。唯独有《狂人日记》有所不同。在《狂人日记》中，象征性形象自身的含义与象征含义之间既存在着对立性，又有同一性;既无逻辑性，又有一定的推理关系。
象征派与其他现代派一样，大都是有机形式主义者。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他们将形式的重要强调到极致，认为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离开了形式无所谓内容。这种理论积极的一面，在于促使人们不断地进行艺术形式的创新;其消极的一面，在于某些花样翻新是以牺牲内容为代价的。
鲁迅为何要在《狂人日记》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实践中尝试将象征主义表现法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相调和;为何不像同时代的某些理论家那样将象征主义艺术方法视为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相对立的东西?探索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鲁迅的多元创作方法观。
鲁迅在这一点上与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较为接近。卢那察尔斯基肯定“为艺术之一形式的象征主义，严密地说起来是决非和写实主义相对立的。要之，是为了开发写实主义的远的步骤，是较之写实主义更加深刻的理解，也是更加勇敢而合乎顺序的现实”。高尔基说：《万尼亚舅舅》和《海鸥》是一种崭新的'戏剧艺术，在这里现实主义提高到一种精神崇高和含义深刻的象征境地，“别的戏剧是不能把人从现实中吸引到哲学的概括上面的，—这一点您却做到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创造性地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
鲁迅创造性地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首先在于更及时地服从思想革命的需要。面对数千年的封建上层建筑，鲁迅的忧愤是那样深广，为了使艺术形式这一外壳拥有尽可能大的思想容量，即卢那察尔斯基所肯定的“开发现实主义”，鲁迅用了象征主义表现法—这个“内蕴”远远超出“外象”的方法，以便将作品的主题思想延展得更为深广。无独有偶，苏联诗人勃洛克也运用象征主义的表现与现实主义的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仅仅两个月便创作了长诗《十二个》，“对布尔什维克革命首先作出积极反应”。这一创作实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中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的认识。
其次在于，思想革命这一任务决定了作品不仅应将观念借具体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同时应将具体形象高度抽象化为观念。象征主义表现法有利于浓缩生活、增强作品的概括性。《狂人日记》以它高度抽象的思想性，成为鲁迅前期反传统思想革命小说的“纲”。封建礼教“吃人”这一观念在鲁迅以后的一系列小说中又具体化为阿Q、祥林嫂、孔乙己、魏连受、夏瑜、子君等纷纷被“吃”掉的人物形象。又如，在《阿Q正传》中，若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出“阿Q”这一典型，则不尽符合思想革命的需要;他还必须是“国人的魂灵”。于是“阿Q”这一具体形象不得不高度抽象化为“阿Q主义”的精神特征。
其三在于，思想革命需要作者着力解剖国民的灵魂，并对其进行思想启蒙。象征主义强调表现内心的生活、心理的真实，它的主观性、内向性如果用得恰当，可以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客观性、外向性的补充。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将象征主义表现法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相调和这一尝试，为鲁迅以后的创作、也为新文学提供了经验。
《狂人日记》艺术形式就其为思想革命“呐喊”这一思想意义而言，确实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振聋发碳的作用;然而，如同鲁迅自省的那样，作品的艺术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象征主义表现法与现实主义手法的调和尚未如此后的《药》《明天乡》那样浑然一体，未能完全避免象征主义小说容易出现的思想容量大于艺术形式、观念大于形象的现象。
这一弊端渐次得到了克服。在《药》《明天》等小说中，鲁迅更圆熟地将象征的艺术方法调和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艺术方法中，将象征性形象有机地融化于客观描写中，使象征物与象征含义之间天衣无缝，似象征，又“不失其现实性”。为尝试集合诸种方法的张力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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