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支书病了随笔
春节前，我得知家乡曾经的老支书病了，着急得真想飞回去看他。
我指的这位老支书，名叫邓全阶。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开始在当地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卸任，共担任了20多年。想当年，可以说他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人物。我跟这位老支书，还是亲戚关系。他老伴也姓钱，我叫她姑妈。而对他自然该叫姑爹才对。然而，我们姊妹从小都叫他伯伯。究其原因，牵扯到前辈，故，没人深究。
去年腊月二十八，我一家三口回乡下过年。因我的老家跟老支书家是一个组的人，步行仅3公里路。当天下午，回家匆匆吃过午饭，我就携妻女，在“80后”老爹的陪同下，直奔老支书家，迫不急待地看望这位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
当我走近老支书的病榻前，周围全是人。既有前来看望他的亲戚朋友和邻居，又有轮流照看他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和孙子孙媳等。由于他趟在床上的头部朝着房门，我进去后，正对着的是他的头部。我俯下身子，见他面部精瘦下陷，下巴成了一个倒三角形，还插着氧气管。要是事先不知道是他，还真辨认不出来。当我看到那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很快打消这一念头，并连忙低声叫“伯伯”。当时，他的`眼睛半闭着，也许是听清了我叫他的声音，他使劲睁开双眼，微微地点了点了头，并从被窝里伸出左手握住我的手。这对一个病入膏盲的人来说，给我的是多么高的礼节啊！当时，我连忙安慰道：“您别急，会好起来的”。他摇了摇头。面对一个连气都喘不过来的病人，我不忍心再说话，只好默默地注视着他。
据老支书家人介绍，他得的是心力衰竭的疾病，卧床已有10多天。据说，在生命垂危时刻，还是我二哥从20多公里外赶去抢救的。后来，我年迈的父亲也帮他诊断过。而我最先得知伯伯病危，也是听二哥说的。在我去看望之前，曾多次打电话询问过伯伯的病情，一直担心见不到最后一面。也就在我们去看望他的那天，无论是跟他看过病的医生，还是家人和其他好心人，都在议论伯伯活不过凌晨1点。因此，我们前去看望病人的许多人，围着病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当久违的黎明来临时，生命力极强的伯伯总算熬过来了，大伙儿心里终于松了口气。当我与父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家睡觉时，东方已露出鱼肚白，虽然一夜没合眼，但是挺值得。
大年初一，我带着拜年的礼仪又去看望病中的老支书。他的脸色好多了，听说还吃了一些他最爱吃的土家豆腐和水饺（包面）。伯伯们全家和我们大家，一直担心他过不了年的心总算落地了。尽管他的家人每天24小时轮流精心守护，非常辛苦疲惫，以至于没过上安宁、愉快的新春佳节，但是有伯伯这颗大树在，比什么都重要，同样是一件无比喜庆的事。
有时，我在想，人生就是变化无常。回想去年正月初二，我去给老支书拜年，见他还精神抖擞地说笑、走路，俨然像个老顽童。我还特意给他们拍了全家福。而时隔不足一年，仅判若两人。不过，毕竟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去年，我去拜年，带有采访任务。因为，伯伯在当地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大家都很尊重他，尤其是我与他可以说是忘年之交，每次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我很钦佩他在那些饥寒交迫的年代，义无反顾地带领村民们逐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的苦日子。他的“为官一任”太不容易了。因此，我有责任和义务对其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难得的好支书。2015年4月，我采写的《回望老支书》一文，先后被《中国作家网》、《》等多家网站采用和转载；6月，我慕名给辽宁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全国唯一的《党支部书记》刊物投稿，真实感人的事迹打动了编辑人员。随后，编辑部副主编陈丽亲自跟我打电话，一是肯定稿件质量；二是提出改换体裁的想法。于是，我按照陈主编的意见，将散文类改为采访类，写成了陈主编拟定的标题——《听老支书讲那过去的事情》一文，还配了两张照片，很快被该刊物第六期采用。同时，还上了《中华先锋网》。回忆此事，我特别感谢陈主编，不仅用了稿子，而且还特意送了几本《党支部书记》杂志给老支书和我作纪念，并委托我代问老支书好。她真是一位有爱心有责任担当的好编辑。由于老支书听力不好，只通过父亲把书带回去给他看了，一些细节，原计划回家过年当面讲给他听的，谁知，他病倒了。就在年前去看老支书的那晚，他细心的大儿子凑到我跟前小声提醒：“别跟他说过去的事情，受不得刺激”。我嘴里连称“是”，心里却想的是“可惜”。其实，我有许多话想对邓伯伯说，还想听他讲更多过去的事情。
过完年，我回到单位又开始忙碌起来。不过，再忙我也会通过电话和微信，密切关注老支书的病情，衷心希望他早日好起来。我们都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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