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晋末年的京口北府集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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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东晋末年的京口北府集团论文

  西晋末年,北方陷入混战,北人大量南迁,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等方面条件所致,京口成为南来北人寄居的集中区域; 加上江左着意经营,最后在京口逐渐发展起来一股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影响及于东晋南朝军政发展,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先期予以揭橥。①田余庆先生则进一步予以拓展深入,以为东晋一朝为“门阀政治”的典型,而京口北府出身的刘裕所建的刘宋政权则重新回归皇权政治,这种认知成为学界有关京口北府和东晋南朝军事政治论说的最突出代表。②

浅析东晋末年的京口北府集团论文

  此后学者又从不同的选题和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北府势力发展与国家政治军事之间关系的认知。① 京口北府集团迅速崛起,以强势的军功打破既有的门第制度,对当时军事、政治、社会形势发展发挥主导作用,并直接导致刘裕的代晋事业。笔者借用“军功受益阶层”② 这一概念对北府集团的崛起以及刘裕代晋进行探讨分析,认为自元兴三年( 404) 以刘裕、刘毅为代表的京口北府集团起事到刘裕“造宋”事业完成这段时间内,北府集团内部势力发展呈现出颇为清晰的三个阶段,而这个过程又与刘裕代晋事业构成了紧密的一一对应关系,清楚地勾勒出刘宋的建立过程。关于这一点,学界少有注意,笔者不揣浅陋,有以论述,并就教于方家。

  一东晋之时,以九品中正制为依托的门阀制度业已形成,它在确立以门第出身作为人们出仕标准的同时也保证了高门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优势。在这种体制及价值导向上,与高门士族相对的低等士族和庶民阶层在政治上无疑处于受压制的劣势地位。不过,东晋末年迅速崛起的以刘裕、刘毅为代表的、出身低等士族的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在特殊政治形势之下凭借强势军功打破既有的高门士族对国家方镇垄断的政治体制,最后彻底击败门阀的政治优势,取得对国家方镇的独占,这大抵发生在元兴三年到义熙元年( 405) 之间,通过两次重要的方镇调整而达成。

  第一次调整情况,元兴三年二月底,刘裕等人揭举旗帜反对桓玄,随即斩杀徐、兖二州刺史桓修,攻克京口,进而平定建康,桓玄被迫西逃荆州。三月,以琅玡王谧为代表的高门士族与以刘裕为主导的京口北府集团合作,暂时达成以下军政格局: 王谧为扬州刺史、録尚书事; 刘裕都督扬、徐等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石头; 刘毅冠军将军、青州刺史、广陵相,何无忌辅国将军、琅玡内史,孟昶建武将军、丹阳尹,刘道规振武将军、义昌太守。③ 随即,桓玄豫州刺史刁逵弃城而走,为部下所执,历阳收复。刘裕立即以魏咏之为豫州刺史,镇历阳; 诸葛长民为宣城内史,借以安定豫州局势。四月底,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人平定江州,刘裕即以刘敬宣为江州刺史。④ 至此,京口北府军功阶层在长江中、下游的优势地位确立。

  北府集团在方镇分割上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荆州方镇。桓玄西逃,江州及上游荆、雍诸州还处在桓氏势力控制之下。据《建康实录》卷一一,刘穆之言“大事草创,用王谧为神州( 按即扬州刺史) ,王绥为分陕( 按即荆州刺史) ,以安当时之心耳,岂是经远大计,理尽于此哉! ”⑤以此来看,刘裕入定建康之初,朝廷曾以太原王绥为荆州刺史。虽然是出于权宜之计,应该是有具体考虑。何以在荆州方镇问题上北府集团没有表现出在徐、兖二镇上的强势优势呢? 首先,荆州方镇为桓氏根基渊薮所在,北府集团举事反对桓玄,事起仓促,所以他们也不敢对荆州贸然处置。其次,北府集团当时虽然在军事上有优势,但是说到底,刘裕等人不过是借一旅而起的草莽之辈,就声望和资历而言,他们暂时还不具备担任分陕的资望。综合联系到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太原王绥以门第、资望权宜当选,主要是能“安当时之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荆州还处在桓氏势力范围之内,并没有得到收复,所以王绥的任命只是朝廷理论上的处置而已。同年三月,尚书左仆射王愉被诬谋逆,子荆州刺史王绥一并受诛。四月,承制的武陵王司马遵以宗室司马休之监荆、益、梁、宁、秦、雍六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① 授令称司马休之“才干贞审,功业既成”,“应亲贤之举,宜委分陕之重”。② 义熙元年正月,南阳太守鲁宗之起兵袭取襄阳,随即与刘毅等人合兵攻下江陵,③ 这个时候,司马休之才有机会到江陵就任荆州刺史之职。太原王绥出任荆州是能“安当时之心”,司马休之出镇荆州是出于“亲贤”两个方面的考虑,在刘裕等人起事之初,朝廷在荆州方镇人员的选用上,明显避开了京口北府集团,这也说明,高门士族和宗室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军功集团依然保有其相对的抗礼优势。

  第二次调整情况,在这次调整中,前此高门士族和宗室的残余影响力在北府集团军功的进一步拓展扩张之下被击碎,直至完全消逝。义熙元年三月,征讨桓氏的军事行动取得节节胜利,安帝銮驾返回建康,历时一年的征讨告一段落,国家局势基本稳定。在这种形势之下,国家方镇格局又得到调整。同月,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徐、青二州刺史,刘毅为左将军,何无忌右将军、督豫州、扬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刘道规辅国将军、督淮北诸军事、并州刺史,魏咏之征虏将军、吴国内史。④

  就以上格局来看,徐、兖、青、豫中下游方镇部署依然为京口北府集团垄断,没有留下任何悬念,而主要变动还是集中在上游的荆州方镇上。义熙元年三月,逃逸涢川的桓振举兵袭击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战败,被迫投奔襄阳。⑤ 随即,御史中丞王桢之奏司马休之“失戍”,司马休之被免去了职位。⑥ 据《宋书·武帝纪》,元兴三年四月,光禄勳卞承之、左卫将军褚粲、游击将军司马秀等人因“役使官人”,被御史中丞王祯之纠察弹劾; 卞承之等人心怀怨愤,见于言辞,触怒刘裕,刘裕致书给承制的武陵王司马遵,建议罢免褚粲等人官职。⑦从所任职务( “御史中丞”) 和时间来看,奏免司马休之的“王桢之”和纠察卞承之等人的“王祯之”应该是同一个人。同据《世说新语·排调》刘孝标注, “思道,王祯之小字也”,余嘉锡援引程炎震之说,“‘祯’当作‘桢’,《品藻篇》‘桢之字公干’,则字当从木,《晋书》亦从木”。⑧ 综上而言,则此王桢之即彼王祯之,出身琅玡王氏,王羲之之孙,王徽之之子。就当时中枢情势而言,刘裕以“位微于朝,众无一旅,奋臂草莱之中,倡大义以复皇祚……王谧等诸人……莫不愧而惮”,⑨ 加之他趁势剪除政敌太原王愉、王绥父子,却又刻意回护与自己有旧交情的王谧一事来看,刘裕在政治上的强势独断可见一斑。以此而言,王桢之纠劾卞承之等人( 刘裕又坚持将卞承之等人罢免) ,可知他在政治立场上是偏向刘裕的。则司马休之因战败失守被王桢之弹劾罢免,不为无因;或出于刘裕的授意,正好借机排挤司马休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接替司马休之荆州刺史一职的恰恰就是京口北府出身的魏咏之。同年九月,魏咏之卒于荆州任内,刘裕以弟刘道规接任荆州刺史,直至义熙八年( 412) 四月刘道规“以疾求归”。。

  四月,刘裕加领兖州刺史。五月,荆、湘、江、豫四州基本平定,朝廷诏刘毅都督淮南等五郡军事、豫州刺史,何无忌转都督江东五郡军事、会稽内史。① 至此,东晋的方镇格局分布为: 刘裕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诸军事,徐、兖、青三州刺史,刘毅都督淮南等五郡军事、豫州刺史,何无忌都督浙东五郡诸军事、会稽内史,刘道规督淮北诸军事、并州刺史,魏咏之征虏将军、荆州刺史。经过第二次调整,京口北府集团终于凭借强势的军功将以门第自恃的高门士族和宗室势力排挤出国家方镇之列,形成了以北府集团占绝对优势的方镇格局。

  综上而言,北府军功将领在国家方镇格局中优势的完全取得,是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形成所具有的重要内容,它所体现出来的“军功”对既有“门第”的军事政治优势,在当时特殊军事政治形势下,切实地通过两次调整来达成。第一次调整中,北府集团虽然凭借强势军功取得对下游方镇的控制,一时却也无法掌控荆州方镇,门第优势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二次调整主要解决的就是门第优势残留问题,刘毅等人平定荆州上游,刘裕借机排挤司马休之,以魏咏之为荆州刺史,这一免一任突出反映出军功的军事政治优势。到这个时候,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凭借军功排斥高门士族势力,军功优势彻底击败门第优势,取得独占性的胜利,以刘裕、刘毅等人为代表的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形成。这可以说是东晋末年京口北府集团发展的第一阶段特色。

  二北府军功受益阶层的形成,它不仅仅在事实和价值层面上确立了以军功的有无来确定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政治利益的分享与否,而且在阶层内部也确立了以军功的高低来确定政治地位的高低。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义熙七年( 411) 之后国家政治军事形势发展上。义熙七年之前,在北府集团内部,刘裕对刘毅等人的军事政治优势并不明显,加上刘毅有意作对,刘裕行事多为掣肘,为了摆脱当前政治困境,刘裕不得不向外寻求政治军事上的突破,北伐南燕和平定卢循之乱正是这个突破口所在。在平定南燕和卢循之乱的过程中,刘裕麾下的将领得到极大的发展机会,军功的建立使得他们有资格跻身国家方镇及重要军郡之列,如刘怀慎、孟怀玉、刘道怜三人进入方镇之例,而刘钟、蒯恩、虞丘进、向弥、刘基、刘遵等人则进入重要军郡之例,在刘裕麾下形成了“国家方镇———重要军郡”这种良好的军事权力梯队构成。

  徐州、北徐州由于刘毅等人没有参与平定南燕,所以他们失去了在三齐方镇部署上置喙的权利,这使得刘裕独占了对三齐的支配权,趁机拓展自己的势力。义熙七年,并州刺史刘道怜为北徐州刺史,移镇彭城。② 并州侨置于淮南江北间,没有实土。自义熙四年( 408) ,刘道怜接替诸葛长民为并州刺史、义昌太守,戍石头。后转镇山阳,进督淮北诸郡军事、北东海太守,并州刺史、义昌太守如故。至此,刘道怜借北伐南燕之机得以转镇山阳,取得了刺镇北徐州实土的任命。八年( 412) 九月,刘裕诛杀刘毅弟兖州刺史刘藩,即以刘道怜为兖州刺史,镇京口。刘道怜回镇兖州之后,其留下的北徐州之缺,由刘怀慎补替。刘怀慎,刘怀肃弟,刘裕从母兄弟,曾参刘裕镇军军府军事。同年,刘怀慎监北徐州诸军事、北徐州刺史。③ 则北徐州自始即牢固地掌握在刘裕手中。

  江州江州地处冲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义熙八年四月,荆州刺史刘道规以疾上表求归。荆州与豫州方镇换防,刘毅为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刘道规转都督豫、江二州、扬州之宣城等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闰六月,刘道规卒。④ 刘裕以青州刺史诸葛长民接替刘道规为豫州刺史,领淮南太守。①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刘道规、诸葛长民的交替中,前此因刘毅与刘裕作对而造成的豫、江二州合督布局②合而复分,诸葛长民仅得督豫州及扬州六郡诸军事,不得兼督江州。而刘裕趁机任命自己麾下年轻将领孟怀玉为江州刺史,取得对江州的控制,时在义熙八年。③

  其他重要郡镇在刘道怜、孟怀玉、刘怀慎三人凭借军功取得北徐、兖、江州等重要方镇的任命的同时,向弥、刘钟、虞丘进、刘遵、沈田子、刘基等人则取得梁国( 寿阳) 、下邳、浔阳、淮南( 姑孰) 、淮陵、秦郡等居处南北军事要冲的重要军郡的授受。而且,这些布置充分体现了刘裕对当前军事政治形势发展可能性的考虑和把握。如义熙八年,诸葛长民虽然接任了刘道规豫州刺史一职,但是向弥却分担了原本为刘道规豫州刺史任内所都督的马头、淮西诸郡军事,并任龙骧将军、镇蛮护军、安丰、汝阴二郡太守、梁国内史,戍寿阳。而刘遵为宣城内史、淮南太守,刘基为秦郡太守,这些军郡格局的布置很明显有防范司马长民的意思,足以在非常时期构成对司马长民的掣肘之势。孟怀玉任江州刺史,史书即称“时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居上流,有异志,故授怀玉此任以防之”,④ 则对江州方镇的布置早已将上游荆州可能的形势发展计算在内。而虞丘进义熙八年除宁蛮护军、浔阳太守,⑤ 刘粹为建威将军、江夏相,⑥ 事实也很快证明,他们成为刘裕征讨刘毅的有效策应势力。

  义熙七年之后,刘裕阵营军功将领的升迁轨迹,其所显示的以军功的高低来确定军事政治地位高低的原则,也正是北府军功价值导向中的重要内容。

  相较刘裕、刘毅等人而言,刘怀慎、孟怀玉、刘道怜等人在京口北府集团起事之初,资望浅薄,地位不高,不能与刘裕等人比肩,这一点可以从起事之初朝廷赏军功的`高低重轻看出来。义熙二年,朝廷赏匡复之功,刘裕豫章郡公万户,刘毅南平郡公五千户,何无忌安成郡公、檀凭之曲江县公、刘道规华容县公各三千户,孟昶临汝县公、刘藩安陆县公、诸葛长民新淦县公、魏咏之江陵县公各二千五百户,⑦ 刘怀肃东兴县侯千户,⑧ 檀祗西昌县侯千户,⑨ 檀韶巴丘县侯五百户。则诸人所获实封爵食邑户自万户到五百户不等。而孟怀玉( 鄱阳县五等侯) 、刘道怜( 新兴县五等侯) 、向弥( 山阳县五等侯) 、刘钟( 安丘县五等侯) 、虞丘进( 龙川县五等侯) 等人仅得带“五等”字号的虚封爵,蒯恩仅得封“都乡侯”,刘怀慎、刘粹二人爵赏无闻。封赏中封爵的实虚、户邑的多少直接反映受封者军功的多寡高低,而军功的多寡高低又直接决定了个人享有政治地位和利益的高低。则相较而言,孟怀玉、向弥、刘怀慎等人资望浅薄,地位低下可知。

  义熙七、八年之际,凭借北伐南燕和平定卢循之乱的军功,刘怀慎、孟怀玉、刘道怜三人取得北徐、兖、江州方镇的任命,与刘裕、刘毅等人比肩,跻身于国家重要方镇之列。向弥、刘钟、虞丘进、刘遵、沈田子、刘基等人则取得梁国、下邳、浔阳、淮南、淮陵、秦郡等重要军郡的授受。这突出地反映出北府军功利益阶层在当时军事政治形势之下的发展动态,也是军功受益阶层发展本身所具有的重要内容。而凭借这批军功将领的崛起,刘裕阵营在京口北府集团内部以及国家方镇中的军事政治势力得到很大的拓展,优势明显。这也使得东晋末年北府集团发展呈现出第二阶段发展特色。

  三以军功的有无和高下为核心的惩奖升降机制与北府军功受益阶层的形成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随着国家军事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它也使得北府内部权力的分化组合更加明显,自义熙七年起,刘裕阵营军功将领的优势地位确立,已如上述。而自义熙十一年起( 415 ) ,刘裕麾下军功将领被迫退居二线,刘氏宗亲戚属逐渐开始取代他们而出居重要方镇,取得对国家方镇的主导权。①

  可以说,刘氏宗亲戚属对方镇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刘裕个人的军功和威势得以达成。义熙六年刘裕北伐南燕成功,七年平定卢循之乱,八年剪除刘毅,九年诛杀诸葛长民,十一年驱逐宗室司马休之,十二年大举北伐,这一系列的对内剪除异己、对外拓展疆土的军事政治行动,使得刘裕个人的声望和威势达到顶峰。凭借着刘裕的军功,刘裕宗亲戚属也当然地取得对当前军事政治优势的分享和占有。这自然也是军功受益阶层事实中的特殊内容。义熙末年,以刘裕为代表的京口北府将领,业已从新生代变成老将,随着刘裕代晋事业的瓜熟蒂落,不得已开始退居二线。西讨司马休之之后,刘裕政治上的对手基本全部被消灭,北府首义功臣也大多凋零殆尽,只有在这个时候,刘裕宗亲戚属才取得列于政治前台的资格和实力。北府军功将领退居二线与刘氏宗亲开赴前台,彼此的你退我进,步调一致,这使得北府集团内部发展和刘裕“造宋”事业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色。至此刘裕的“造宋”事业接近收尾阶段。这是晋末北府集团势力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以下对这个问题予以论述。

  义熙后期以及永初元年,刘裕收缩北府军功将领阵线,因此也有了檀祗、刘怀慎、向弥、刘粹、刘钟等人从方镇内转为中枢文武职的一系列调动举措。

  义熙十四年( 418) ,宋国建,刘裕转右将军、青州刺史檀祗为宋国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檀祗“性矜豪,乐在外放恣,不愿内迁,甚不得志”。② 同时,刘裕以宋国中领军刘怀慎为五兵尚书,仍督江北淮南诸军事,青州刺史。元熙元年( 419) 七月,刘裕自彭城迁都寿春,留刘怀慎督北徐、兖、青、淮北诸军事、中军将军、北徐州刺史。③ 此下青州刺史缺镇。永初元年( 420) 六月,刘裕任命刘道怜子刘义欣为青州刺史,八月,并青州入兖州。刘裕对青州方镇问题的解决主要针对是檀祗: 以刘怀慎代檀祗为中间关键的第一步; 后来刘怀慎转任北徐州,青州缺镇,此时青州方镇已掌握在刘裕手中,缺镇与否已经不重要,随即刘裕借机适时并青州入兖州。

  义熙八年,刘怀慎继刘道怜为北徐州刺史。十二年( 416) 九月,刘裕北伐后秦,次彭城,征刘怀慎为中领军、征虏将军、护卫辇毂。而刘裕自领北徐州。十三年( 417) 正月刘裕发自彭城,留子刘义隆镇彭城。直到元熙元年七月,刘裕自彭城迁都寿春,才以宋国度支尚书刘怀慎为都督北徐、兖、青、淮北诸军事、中军将军、北徐州刺史。永初元年,进刘怀慎为平北将军,征为五兵尚书,加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北徐州刺史刘怀慎内调。

  义熙十一年,北青州刺史刘敬宣为叛佐所杀。十二年,刘裕以南郡公刘义庆为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未赴任。① 随即,刘裕以屯守柏谷的向弥为督北青州诸军事、北青州刺史。② 则刘裕初始是想以刘义庆刺镇青州的,刘义庆未赴任,才以随征的向弥为北青州刺史。永初元年刘裕受命,向弥自北青州刺史迁太子左卫率,加散骑常侍。北青州刺史向弥内调。

  刘粹,义熙十一年进号辅国将军,迁相国右司马、侍中、中军司马、冠军将军。十四年,迁左卫将军。则北伐后秦之时,刘粹被安置在建康,不得参与北伐。十二年刘义符任中军将军,留守建康,刘粹为中军司马,护卫辇毂,为了安抚刘粹,或许还有加强监控安帝的意思,刘裕才着意加刘粹侍中一职。③ 后迁左卫将军。则刘粹自义熙十一年就远离北方疆场。

  刘钟,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留龙骧将军刘钟镇守,增其兵力,命府置佐吏。荆州刺史刘道怜献名马三匹,刘裕悉以赐刘钟三子。十四年迁右卫将军。则刘钟自十二年起也被刘裕调离北方疆场,回镇建康,刘裕赐马之举是否也有安抚之意,不得而知。则自北伐后秦起,刘怀慎、刘粹、刘钟三人就被任命镇守建康,不得参与北伐。

  王仲德,义熙十二年,王仲德继刘敬宣为冀州刺史,北伐,为前锋率诸军出征。十四年,刘裕回镇彭城,领冀州刺史,则王仲德冀州刺史自然解除。而据《宋书·徐羡之传》刘裕永初元年封赏诏中称“领太子左卫率新淦侯王仲德”,④ 则义熙十四年后,王仲德也被内调。

  与此同时,随着这些从龙功臣的内调,刘裕子侄宗亲先后被外调刺镇各主要州镇,如刘裕弟刘道怜,四子刘义符、刘义真、刘义隆、刘义康,侄刘义庆,宗属刘遵考,姻亲萧源之、赵伦之等等,开始进入方镇藩伯行列,刘氏宗属在国家方镇中的绝对优势构成。

  荆州、雍州义熙十一年,刘道怜代司马休之任荆州刺史,⑤ 十二年赵伦之雍州刺史在任。⑥十四年正月荆州刺史刘道怜为徐、兖二州刺史,冠军将军、徐州刺史刘义隆转任西中郎将、荆州刺史。⑦

  北雍州义熙十二年,刘裕兼领北雍州刺史,⑧ 十三年十二月刘义真领北雍州刺史,镇长安。⑨徐、兖二州义熙十一年八月,刘义符为兖州刺史,十二年正月改任豫州,二月改任徐、兖二州。十三年刘义隆代刘义符为徐、兖二州刺史。十四年,萧源之为兖州刺史。并州十四年正月,辅国将军刘遵考为并州刺史,领河南太守,戍蒲坂。

  豫州元熙二年,刘裕任第四子刘义康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豫州刺史。刘裕被征入辅建康,刘义康代守寿阳,领司州刺史,进督徐州之钟离、荆州之义阳诸军事。就上面梳理来看,北伐后秦前后,京口北府将刘粹、刘钟、刘怀慎等被调离疆场,不得参与征战。与此同时,凭借自身的军功威势,刘裕四子刘义符、刘义真、刘义隆、刘义康,侄刘义庆、刘义欣等出任方镇,宗属刘遵考,戚属赵伦之、萧源之等也借军功迭相出镇,控制要津。则随着“造宋”事业接近尾声,刘裕开始收缩京口北府将的方镇战线,让他们退居二线,刘氏宗亲戚属开始代替军功将领跻身方镇序列,垄断了对国家方镇的控制。这使得京口北府内部势力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色,而这种方镇部署的完成则标志着刘裕代晋的初步确立。

  在晋末特殊政治军事形势下,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强势军功向既有的政治体制争取自身的军事政治利益,并取得相当突出的成效,一个新的“军功受益阶层”形成。这个军功受益阶层在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上确立了“军功”对既有“门阀”制度的优势地位: 在整个社会阶层之间以及阶层自身内部,以军功的有无和高低来确定其军事政治社会地位的有无和高低。这种明确的价值取向与当时政治形势相互为用,互相影响,这使得晋宋鼎革之际京口北府势力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色,而且这个发展轨迹与刘裕代晋事业具有紧密的一一对应趋势。在第一阶段,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凭借强势军功突破既有的门第制度,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有效控制,军功受益阶层形成; 在第二阶段,借着北伐南燕和平定卢循之乱的军功,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内部出现权力分化,刘裕阵营中资历浅的一辈将领开始跻身国家方镇之列,刘裕阵营军事政治优势突显; 在第三阶段,随着刘裕“造宋”事业的进行,刘氏宗亲戚属开始取代刘裕麾下军功将领出任方镇,军功将领退居二线,也就在这种权力的交换中,刘裕代晋事业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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