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同体的衰落与复兴论文
摘要：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导致共同体衰落的因素变得日渐复杂，个体主义思潮的泛滥和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是造成公共空间萎缩的重要原因所在。对西方学者关于共同体和社会的研究传统进行了分析，以探索现代公共生活衰落的根源，试图发现重建社区共同体的道路。
关键词：共同体；社会；个体化
近年来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中有关“社区共同体衰落”的讨论变得非常频繁，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出了“就地点所能嵌入的亲密关系而言，社区的确被大大毁坏了”的论断[1]；费雷德·霍斯认为，是消费社会的市场关系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导致了共同体生活在当前的削弱；保罗·霍普则指出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相应地减少了人们社会交往的机会，从而构成了对共同体生活的挑战[2]。总之，随着“不确定的时代”的到来，过去那种共同体的亲密关系和固定的身份已逐渐消失，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公共生活的衰落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国内外的社会学者、政治学者都热衷于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以探讨社会改革之路。
一、关于“共同体”和“社会”的研究传统。
在社会学发展的初期，有关“共同体”和“社会”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滕尼斯早在1935年就以“共同体”与“社会”两个概念来表明人类共同生活的两种基本形式，并对二者作了详细的比较。他认为，在“共同体”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不分你我的私人关系，而在“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则是建立在目的、利益和彼此分离的基础之上；“共同体”的主要形式表现为亲属、邻里和友谊，它们以血缘、感情和有机团结为纽带；而“社会”的表现形式则是大公司、大城市乃至工业社会，它们是基于规范的制度、公众舆论和特殊利益联系起来的。此外，滕尼斯还从意志类型、意志取向、行动方式、互动表现等方面对“共同体”和“社会”作了区分。
从滕尼斯对“共同体”与“社会”的分析，不难看出他深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时刻都流露出对“共同体”的执着偏爱。而涂尔干则客观中立地指出劳动的分工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分化和传统观念的解体。在他看来，“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劳动开始分化，个体的差异增加，人们能看到这样一个时期的到来：在同一个人类群体中的所有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之处，他们仅仅都是人。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的情感竭尽全力依附于这种个体留下的唯一东西，并由此给予个体一种无与伦比的价值”[3]。同时涂尔干认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不再有一种足以认识现实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没有相当牢固和相当亲近的联系，这一切使人们感到无所依附，漂浮在空虚之中，成为不真实和无形态的半肉体。
由于支配人们行动的传统习俗和规范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所以试图把机械团结社会中所形成的古老集体意识建立在分化社会中的新道德基础上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齐美尔也在《货币哲学》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正是在由货币所集中体现的现代文化矛盾的影响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双重的关系，即个人必须在社会中生活而不能与它脱离，但同时又与社会相对立。社会发展的要求和社会分化的扩大，必然会导致专门化和理性化的发展，由小群体发展到大群体，形成由封闭单一到开放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而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而造成个人对社会的疏远和异化[4]。
现代化的力量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在马克思·韦伯看来，理性化具有破坏传统的内在动能，“所有的固体都将被熔化为气体”[5]。理性化提高了现代化的生产效率，但也大大损害了那些曾经为人们带来生活意义和目标的传统价值，因此，在韦伯看来，理性化对传统性的破坏是“我们时代的必然命运”。
乌尔利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人则进一步指出共同体和传统受到了“内省的现代化”的进一步削弱。所谓“内省的现代化”是基于这样一种主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越来越摆脱了传统的约束，人们的行为不再受习俗和传统权威的影响与引导，个体拥有了极大的自由，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于是，思考被延伸到个体的社会生活之中，“权威”发生了转向，从“外部”世界转向了自我的“内部”世界。
总之，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其基础是理性的扩展和迷信的退缩。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城市和世俗的世界。这个社会是围绕各种形式的市场和交换而组织起来的。在这个社会中，最明显的事实是缺乏新的传统，没有稳定的世俗习惯，成员间的密切联系被打破。由于这一切，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伴随着共同体衰落所产生的焦虑感以及安全感的缺乏。
二、共同体衰落的根源。
1、全球化的影响。
资本的全球流动所引发的全球化不仅仅只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影响，而且也严重影响了人们的集体认同、文化生产、日常生活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其中最令人焦虑的问题是全球资本的这种流动使人们的安全失去了保障，使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认同和公共空间都变得不确定和短暂。托尼·布莱尔认为，当前是一个让人感到非常不安的时期，“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就是不得安宁，人们体验到或正在经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缺乏的经济安全感”[6]。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全球化进程不但给人们的就业预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还使人们面对更多的风险和不安全性。因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无常及其本质上的不稳定性，可能会导致人们的储蓄和资产转眼间大量缩水。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也令人们不得不担心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有可能使新技术和知识迅速变得落伍。总之，全球化引发了风险社会的到来，也导致了国家将越来越难以承担其作为公民保护神的角色，因此，每一个社会个体必须要更多地依靠自己来决定未来的生活计划，以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风险”，不安全感的个体感受加深了当代的个人主义倾向。这必然对地方共同体的衰落和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产生影响。当个体感觉到不可能寄希望于国家提供足够的福利保障，那么，他们就可能不愿意为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一旦人们变得越来越独立，他们就不需要参与公民的共同体活动。这就是鲍曼所言的“当前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与过去民族国家时代的差异及其给个体化社会所带来的系列‘意外后果’。由于资本的流动溶解了现代国家所建构的稳固秩序，使现代生产方式所确定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转变”[7]。
在全球化的境况中，流动的现代性强调短暂而不是持续、瞬间而不是长久、实用而不是崇高价值的特征，它中断了人们之间联系的纽带，从而使所有人都成为用自己的方式追求保障的单个体。因此，全球化、流动的现代性是呈现个体化社会的条件。但绝大多数已经被个体化的人都无力成为真正的个体，却不得不面对个体化过程所带来的后果，因为这些私人化的矛盾和冲突无法转化为公共事务并通过公共空间来解决。所以，正如贝克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利己主义的，和比我们想象的更道德的风险时代中。个人实现自我和成就的伦理是现代西方社会最强劲的潮流，选择、决定，成为个人所渴望的自己生活的主宰和自己‘身份’的创造者的个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特征”[8]。
全球化不仅导致了“风险社会”的产生和个人主义的盛行，也引发了全球文化趋同现象的出现，这必然威胁着地方文化和传统的延续。吉登斯指出：“从不同的文化组合中进行重新选择，汲取其他文化的精华，反思或摒弃本国特定文化传统强加于人的某些偏见和桎梏。不过，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的选择，才促进了传统性的衰落。[9]”经历了全球贸易覆盖和工业化洗礼的现代社会，所有的城镇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银行、快餐店、商场，展示出相同的广告，广告上的商品遍布于全球各地。总之，全球性的商业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别于传统和习俗要求的行为准则，这必然造成包括社区共同体在内的传统性的进一步衰落。
2、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
鲍曼在考察西方社会转型的时候指出，消费主义主要体现在对象征性物质的生产、分配、欲求、获得与使用上，消费，不仅是一种满足物质欲求或精神需要的行为，同时还是一种处于各种目的和需要对象征物进行操作的行为。因此，可以这么说，在生活层面上，消费是为了达到建构身份、建构自身以及建构与他人的关系等目的；在社会层面上，消费是为了支撑体制、团体、机构等的存在与继续运作；在制度层面上，消费是为了保障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当今的社会是围绕着消费而不是生产来整合，自我认同和个人欲望的满足都是通过消费市场来实现的。
鲍曼同时还指出在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缓慢过渡后，消费市场在人们的生活模式、价值选择、道德审美和文化认同中逐渐地占据了主动地位，尽管人们在消费社会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消费社会的膨胀不仅吞噬了文化的独立性，而且还削弱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和意愿。
费雷得·霍斯也认为，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引起了社会生活或共同体生活在当前时期的削弱。为了维持现有的消费水平，人们不得不在工作上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这必然导致人们能与家人和亲友在一起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更谈不上有时间参与共同体活动了。
西方不少学者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个体化社会出现结构性危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包括国家、民族、种族、家庭和社区共同体在内的所有社会关系都受到消费主义的侵蚀，从而导致传统的集体认同流向自我认同。人们所追求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提升，也因广告的刺激，而体现出高度的个人主义色彩。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消费主义文化对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影响，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都扮演着多重角色，消费的角色只是其中一种，但是在人类步入消费社会后，我们的所有日常需求都要通过“消费”来满足，而且当人们失去了传统信仰，将一切快乐的满足和希望的实现都寄望于消费过程中时，我们就不能不说，消费主义文化正在消解传统的社区共同体文化。
3、新技术的发展。
新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是共同体生活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尤其是它对工作与休闲方式的影响。
电视、电话、网络等新电子技术的最新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与休闲娱乐方式，突出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行为方式，减少了人们参与地方共同体生活的直接需求。
乌尔利希·贝克认为：“电视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减少了人们的社会参与性。它改变了人们交流、体验与生活的传统环境。每个人都处于孤立的状态，即使在家庭中也是如此，甚至当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无言以对。我们将要变成一群孤独的遁世者。[10]”此外，其他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也相应地减少了社会互动的机会。私人轿车变得越来越多，必然会减少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机会，而且，新技术带来越来越多的“自助服务”，网上订购、电话订购都大大减少了人们相互交往的机会。总之，当今的技术发展，不仅能够让人们居家工作与购物，还可以让人们在家里体验自娱自乐。人们的生活、工作与休闲娱乐越来越个人化。当然，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建立虚拟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能性。跨越国界与地区的网友、网恋都建立在通信技术的发展基础上，甚至有调查数据表明，人们更乐于在网络空间中交往。而网络在建立虚拟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人们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由于缺乏共同体生活的体验，人际之间的交往和诚信关系则必然会处于较低的水平。
而且在社会资源不断衰减的状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关系以及其他人际关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个人间以及个体与社会间都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这种相互疏离的状态既使个体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身处危险世界的外来者，缺乏安全感，同时也使个体在内心筑起了心墙，加强了对于他者的防范意识，并为此承付更多的防范成本。
三、关于共同体主义的幻像。
鲍曼认为，现代西方学者习惯于把共同体与温馨、舒适的场所密切联系起来，这是由于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变迁一直遵循“丛林法则”的残酷无情，使得拥有自由的人们丧失了“礼仪社会”中亲密无间的信任关系，所以有部分人开始仇视现实社会，而夸大传统共同体的温馨、美好。于是在学术界就产生了“共同体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的分野。
共同体主义学派以麦金太尔、桑德尔、泰乐、沃尔泽等人为代表，他们强调共同体的整体价值，认为个体对共同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不是外在工具性的，而是内在实质性的，同时，在一定共同体内，个人的好生活高于正当的自由生活。但是共同体主义学派的观点遭到了鲍曼的猛烈抨击，他认为，我们怀念共同体是因为我们怀念安全感，但是我们栖息的这个世界，又无法给我们提供安全感，甚至不愿作出承诺。
于是我们继续梦想安全感，继续努力，但不断失败。不安全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取消控制、灵活多变、充满竞争和普遍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流动的、不可预料的世界。
在这个灵活多变的世界中，个体自由获得充分的解放，传统共同体必然遭到质疑和摒弃，现代的个体化进程是以提升个体的自由来换取确定性保障的'。共同体共享的规范与自我主张、自我建构的个体自由之间存在着冲突，要获得某种价值就必须舍去正在使用的价值。另外，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在充分享受消费自由与技术发展带来舒适生活的同时，深受不确定性和风险煎熬的个体逐渐开始向往温馨稳定的共同体，人们试图寄希望于共同体，以在享受自由的同时规避自由所产生的“意外后果”。鲍曼指出，这就是共同体主义的幻像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的原因。而鲍曼认为共同体主义只不过是人们在拥有完全的消费自由之后陷入孤独和不稳定状态中的一种幻象，是自由与安全失衡后的一种心理反应。
因此，共同体主义者试图强调地方共同体的重要性，通过反对自由主义来消除个体化社会化中的个体困境。不管共同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哪一方的论据更充分，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传统的结构、体制和规范的消退。这种消退一方面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体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因个人主义的盛行而造成了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割裂状态。团结的消亡、价值的贬损、权利取向的享乐主义等等现代性特征正在暗中削弱着传统共同体的力量，人们正面临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的逐渐瓦解，个体间社会联系的持续弱化和社会纽带的逐渐松弛，社会信任的缺失和传统道德体系的崩溃等等问题。总之，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个人生活，这就必然要以公共生活的丧失为代价，共同体必将处于长期的危机状态中，而关于共同体的各种主张在面对现代性挑战之时却也无力自救，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人类愿景。
四、“脱域”共同体的兴起。
社区作为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化，对此，涂尔干指出，与地域群体、地方观念衰落同时产生的是一种作为“替代物”的次级群体。这种次级群体的形成伴随着现代社会制度发展中的“脱域”机制的建立以及“脱域”共同体的兴起。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1]。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脱域”机制已经逐步地将人们的社会关系从它们所处的特殊的地域“情境”中提取了出来。阿尔布劳指出，今天的社会科学家与其将注意力放在已经对人们的生活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地域性的所谓社区（互不相关的邻里），还不如来关注虽可能延伸到全球却依然与具体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个人切身的社会环境[12]。
各种超越地域范围的社会组织或者社会团体的形成都标志着现代社会“脱域共同体”（disembededcommunity）的兴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推动“共同体”的复兴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地方治理状况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高效的全球治理网络来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贫穷、失业、社会失范、环境恶化等公共问题。世界银行通过每年的研究报告向全世界发布该机构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和判断。经合组织也先后启动了“民主治理”、“治理网络组织体系与地方发展”等计划。
总之，这些“脱域共同体”的形成，一方面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可以向个体提供帮助以及个体可以依靠的专家系统。正是通过“脱域共同体”，个体形成了对于“个人切身社会环境”的判断。
崔卫平教授曾以《我们不愿做“原子化的个人”》为题表达自己对于复兴传统和社会共同体的愿望，她说：“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与他人‘团结一致’的感觉了。我们都是阿伦特所说的‘原子化的个人’，因为离开共同体而从‘根’上开始枯萎。”[13]以个体为本位的现代社会只意味着个体与所属的群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个体不再需要群体或不再存在群体。保罗·霍普说：“共同体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它所构成的自足系统可以满足人类的合群寻求，并让人类能获得一种归属感。[14]”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次级群体作为一种社会联结形式，与地域的关联性虽不如前现代社会那么明显，但“脱域共同体”的出现不但反映了在个体与社会这一张力之下寻求新的生长点的可能，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共同体的消解所带给人们的不安全感、孤立感。
五、结语。
总之，在日渐个体化的现代社会，我们已无法回到传统社会，但是在肯定现代社会个体化发展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在确认个体与社会之张力基础上展开对共同体的重新思考，并重新建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规范和关于共同体的价值表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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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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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保罗·霍普著，沈毅译。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65—68
[11]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译林出版社，2000：23—25
[12]马丁·阿尔布劳著，冯玲等译。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2001：252—255
[13]崔卫平。我们不想做“原子化的个人”[J]。新闻周刊，2004（10）：65—67
[14]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5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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