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楷第与中国通俗小说目录学的发展分析论文
中国通俗小说历来不被文人所重视，所以官修书目中并没有著录通俗小说，对于通俗小说的著录也只是零散见于一些私家书目。直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小说地位尤其是通俗小说地位的不断上升，众多学者才将目光投到通俗小说的研究当中。随着研究地不断深入，专门著录通俗小说的书目也逐渐出现并随之完善。至1933年，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问世，标志着中国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正式形成。
一 孙楷第之前通俗小说目录的著录状况
(一)著录通俗小说
《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业也”，可见小说这一体裁历来不被士大夫阶层所重视。直至唐宋，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小说这一通俗文学样式越来越受到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创作数量也随之增多。但囿于传统文学观念——小说乃属不登大雅之堂之文学，士大夫阶层仍普遍轻视小说戏曲。官修书目中，通俗小说未有一席之地。直至明代，私家书目中，高儒的《百川书志》才将通俗文学提到一个可观的位置。
中国小说目录学史上最早著录通俗小说的是明代的私家书目——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在《百川书志》中将通俗小说归入史部，在史部之下创设“野史”、“外史”、“小史”三类来著录通俗小说，展现了他独到的目录学思想。在“野史”类中，高儒著录《三国志演义》二百四卷、《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在“小史”类中著录《剪灯新话》。这虽不出于传统的小说稗官野史的观念，但从书中另有子部“小说家”类、“神仙”类并兼收志怪传奇来看，高儒显然是有意在旧的“小说家”类之外，努力为通俗小说寻找一个更能凸显其特点的位置。他把戏曲也放在史部，称之为“外史”，同样显示了这种努力[1]。
高儒不受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大胆冲破旧有的藩篱，为目录学引入进新文学样式的创造精神，还是值得钦佩的[2]。同时，高儒的所作的著录工作为研究元、明、清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二)著录宋元话本
私家书目中，最早著录宋元话本的应当属钱曾的《也是园书目》。本书共设8部，除经、史、子、集外，还设有三藏、道藏和戏曲小说四部。其中戏曲小说又细分为古今杂剧、宋人词话、传奇、通俗小说等八类。在宋人词话中著录有《灯花婆婆》、《错斩崔宁》、《西湖三塔》、《种瓜得瓜》等话本小说16种。私家书目的著录则有助于我们考查话本小说的流传和演变。例如《灯花婆婆》这一宋代话本，现已失传。冯梦龙《新平妖传》第一回卷首有情节节要。但它在明代仍有流传，钱希言《桐薪》三卷、天都外臣《水浒传序》和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等都有明确记载。《也是园书目》的著录，即可为旁证[3]。
《也是园书目》中除了著录宋元话本，在通俗小说中还录有《古今演义三国志》十二卷《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梨园广记》二十卷等。
(三)著录戏曲史料
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可谓是中国古代戏曲史料的拓荒之作。本书共设目470多条，收录戏曲多达325种。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全书一共八本，通俗小说部分材料远不及戏曲，恐怕最多只占两本，零零落落地散载各册内”(《中国小说史料跋》)[4]。《小说考证》收录曲史料三百多种，其中一百多种今已不可见。因此，《小说考证》所著录的曲目，对于考查古曲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本书亦成为一本著录戏曲的目录学著作。
自蒋瑞藻之后，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发展进入新的时代。大约1912年以后，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第二、三代留学者相继归国，他们文化底蕴丰富，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这些学者便成为连接中西学术的纽带，他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方针来研究中国原有的体例、范式，从而创造出“中国式”的研究方法。白话文运动的引领者胡适，为了推动白话文的发展，专门为通俗小说作序，采用传统的考证方法，推动白话文本发展(后将序文合并成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鲁迅为了弥补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空白，在其课堂讲稿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众多优秀的学者都致力于小说的研究，从而在20世纪初期，小说成为一门“显学”。这其中也包括通俗小说目录学。
尝试从事小说目录学研究的人有很多，如郑振铎在研究小说目录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说提要》和《西谛书话》，虽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的目录学著作，但贡献也是不容小视的;马廉也曾经致力于完成一部小说目录学方面的专著，然也未成功……直至孙楷第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1933年完成了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这部书的问世标志着小说目录学已有了初步系统和比较完备的著作，为小说研究奠定了目录学基础。
二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写法
(一)孙楷第创新的目录方法
上世纪对中国小说分类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为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的“文学史”分类方法，侧重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突出某个时代小说发展的主流，并且能够看到时代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另一为孙楷第在参考《中国小说史略》分类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图书学”分类方法。孙楷第认为如果小说书目完全囿于“文学史”的分类方法，过于纷繁支离，不易观察期发展脉络和检索[5]。所谓“图书学”的分类方法，就是如传统目录学将书目分经、史、子、集四部，强调的是以类相从，任何一本书都应在门类中占有自己的位置[5]。从《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分类说明》中可以看出，他首先将通俗小说分为讲史和小说两个大类，之后按照时代演变分为宋元部、明清讲史部、明清小说部甲和明清小说部乙四类。其中明清小说部甲指话本小说，明清小说部乙指除讲史以外的章回体小说。每类之下，又有子类：宋元部下设讲史、小说和小说总集三个子类;明清讲史部下设古史、太平天国、古今中外史事等类，按时代排列;明清小说部甲下设短篇(历代书目著录和留存实物)、总集和自著总集三类;明清小说部乙设有烟粉、灵怪、说公案、讽喻这四类。其中部分类别下面又有子目，如烟粉类下有子目人情、狭邪、才子佳人、英雄儿女、猥亵五类。
这种以小说形式为主体的分法，即突出话本、讲史、短篇小说、章回小说等，同一类型著作再以内容分类，使得条目分明，达到所谓“以类相从，纵横上下，具见条理，则列朝著作之渊源系统与夫异同多寡，可得而稽考”之目的[6]。例如：《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书，如按时代先后的顺序来著录，两本书的排列则相去甚远，无法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另辟蹊径，将两本书归入明清小说部乙中的烟粉类中，《红楼梦》录在《金瓶梅》等书之后，便可以准确的描绘出伟大的《红楼梦》那“卑微”的精神渊源[5]。从而达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
当然，孙楷第的编目方法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较为典型的是，孙楷第将《水浒传》归入明清小说部乙中的说公案类。至于为什么孙楷第会产生如此归类思想，在下文中，笔者将作浅析。然而尚且不论孙目编辑是否得当，孙楷第前后勾连、贯通古今、思维缜密的编目思想，是后代学者在编纂小说目录中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另外，孙楷第的创新之处还在于为所著录的通俗小说撰写提要、区分版本和藏书处。首先我们来看孙楷第根据不同的情况所撰写的序跋提要，重点突出，详略得当[6]。对于一般的作品，提要的撰写则是简明扼要，简单概括;对于重点的作品，则是多加考证、批点，尽求详细，便于后世研究;其次，孙楷第对于所著录书目的版本和藏书处特别关注。对于版本的著录如，在《明清小说部乙·烟粉第一》中的《金瓶梅》，孙楷第著录13种，并且将这13种本子分为词话本四种，说散本四种，张竹坡本五种这三类，每一类本子的特点和异同都写得很明白，而且在三类本子之后对每一类都做了按语，按语中的叙评文字，或追源溯流，或提纲挈领，其意义在于对于各本书可以比较甄别，辨其异同得失。对于藏书地点的著录，则为后世研究者搜集散佚作品提供了线索。在孙目《附记》中则对于藏书地点做了专门说明：“我这部书所录小说，以旧孔德中学图书馆、旧大连图书馆、已故马隅卿先生、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书为主。其他中外图书馆或私人所藏，本书著录者，多或数种，少只一种。虽有精品，总不如此数处所藏之富。……所以本书所注藏书之地，其重要者大致尚可据。惟私人藏书，则二十余年间必有变化，无从调查耳。”
从上文可以看出，孙楷第为书目撰写序跋提要、著录版本和藏书地点，为小说版本目录学奠定了基础。
(二)孙楷第对于传统分类方法的继承
孙楷第在品题上有部分是沿用宋人说话的名目。在《分类说明》中作者指出：“为此乃文学史之分类，若以图书学分类言之，则乃有不必进从者。史略讲史二字，用宋人说话名目。考宋人说话，小说有灵怪，实即神魔;有烟粉，实即人情及狭邪小说;有公案，实即狭义。故以此书小说分类其子目虽依小说史略，而大目则沿宋人之旧。次非以旧称为雅，实因意义本无差别，称为即不妨照旧耳。”由此可见：第一，《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的“讲史”类是继承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说法。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一篇中：“宋人说话之影响於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 而“讲史”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 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 ，讲史。” 孙楷第在编目时便实际上便是继承的宋人的说法;第二，作者在明清小说部乙，即章回小说这一类中，将明清的章回小说分为烟粉、灵怪、说公案和讽喻这四类，这种分类法则是源于宋人罗烨的笔记《醉翁谈录》。《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中的“小说开辟”里，分话本小说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8种。在这里是袭宋代说话艺术的分类。
另外，上文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孙楷第将《水浒传》归入“说公案”类是否得当。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样归类，确实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在《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中提到“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由此可以看出，孙楷第是在对前人分目的历史继承上将《水浒传》归入了“说公案”中。
上文中《分类说明》中也提到，孙楷第在各部类下设子目，是依照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先生在他的这本书中的第十一至二十八篇，对于由宋至清的小说分为了宋代的话本、拟话本，元代的讲史，明代的讲史、神魔、人情小说清代的拟唐、讽刺、人情、狭邪、狭义、公案、谴责等类。孙楷第在部类下设子目时，则是依据了鲁迅先生的分法，如在烟粉类下设子目人情、狭邪、才子佳人等，在说公案下设狭义、精察，在讽喻下设讽刺、劝诫。孙楷第的分目则是建在对鲁迅先生的继承的基础上而完成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孙楷第先生是建立在对于前人继承的基础上，并加以开拓创新，从而完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国通俗小说的编目工作，比较符合图书学分类的要求，体现了较强的学术性。合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求，分类精当，便于后世对于通俗小说的研究。
三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意义
小说这一文体历来不被人们所重视，导致众多小说在时代的'大潮中被人们所遗忘。更甚者，有些经典的通缩小说更是在政治浪潮中被摧毁。但是，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由于众多学者的努力，对于通俗小说的研究开始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而为了更好地研究通俗小说，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文献，具体则包括对于书目版本的调查、史料的汇编、小说文本的整理等。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最终全面确立了其在传统目录学中的地位。
中国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建立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7]：首先是“准备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史料的汇编，介绍通俗小说，为专科目录的出现奠定史料基础。代表作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其次是“发韧期”，这一时期，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形式已基本出现，但收书规模较小，大多以论文方式记录某地区或某图书馆所藏之通俗小说，编排简单，尚无科学系统的分类，体现着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形成初期的面貌。代表作为郑振铎《中国小说提要》等;最后则是“建立期”，这一时期以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为标志性著作，至此具有学术意义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正式建立。这部书在古代通俗小说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本书第一次对存世及可见的古代通俗小说，进行了整理和著录，较全面地展示了古代通俗小说的整体面貌。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还初步确立了编制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学术规范。在郑振铎《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序》中说：“孙先生又由‘目录之学’而更深入的研究小说的流变与发展。他从古代的许多文献材料里，细心而正确的找出有关小说的资料来，而加以整理、研究。”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充分看出孙楷第先生的学术规范。孙楷第研究中国通俗小说，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方法，继承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的思想，并且将三者统一起来，以这一点作为其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孙楷第先生的研究为后世研究和编辑中国通俗小说目录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具有奠基性意义的作品，从中国通俗小说的产生、演变、流传以及学术研究角度进行编排，使该书成为一部便于检索通俗小说的版本、藏书处等方面的最为便利的一部著作，其在目录学史层面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具有极高目录学学术参考价值，为后世学者研究和探讨中国通俗小说提供了范例。
四结语
综上，通过对泰戈尔、纪伯伦散文诗的研究，“梵”与“神”是两者散文诗中重要的主题，“梵人合一”与“神人合一”更是两者追求的最高境界。由于两者同属于东方，又受到西方的影响，“梵”与“神”的表现方式的相似，“梵人合一”与“神人合一”途径的相似是有其原因的。当然“梵”与“神”的实质还是有其相异之处。泰戈尔的是充满“静”态的东方精神的宗教哲学，认为永恒存在于天国而尘世只是昙花一现，所以对现实是“静观”式的态度，着重于人们心灵的除残去秽。纪伯伦则现实充满了战斗精神，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批判。反映在两人的诗中，泰戈尔的总情调是静谧、柔美，而纪伯伦则像暴风雨一般。可以说，正是这种异与同，使得我们更能领略两位大师作品的美，更能品味作品给我们带来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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