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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总结对辨伪古籍的经验

时间:2023-06-27 11:16:23

梁启超总结对辨伪古籍的经验

  总结是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书面材料,它是增长才干的一种好办法,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总结吧。但是总结有什么要求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梁启超总结对辨伪古籍的经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梁启超总结对辨伪古籍的经验

  梁启超总结对辨伪古籍的经验

  1、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

  2、其书前代虽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

  3、其中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不可轻信。

  4、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5、其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得,早今本必伪。

  6、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部分伪。

  7、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选择。

  8、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书必伪。

  9、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

  10、各时代之文体,多读书者自能知之,知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

  11、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人据各方面资料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况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

  12、各时代之思想,其进行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和鉴定,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梁启超 教你辨识伪书

  “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梁启超在论及“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时,特别以一个章节的篇幅来探讨“辨伪书”。

  梁启超认为,宋朝学者“疑古最勇”,司马光、欧阳修、朱熹等都是辨伪先锋。到了清朝,辨伪更加兴盛,尤其可贵的是,清儒尊重古书,“能发明辨伪方法而善于运用”。梁任公简要列举了他们辨伪的方法:

  1、从著录传授上检查,即从流传渊源来检查。比如,东晋《古文尚书》,和《汉书·艺文志》所载的篇数以及其他书所载的篇名都不同,这表明不是原本。

  2、从书中记载的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涉及事实内容,只能后人征引前人,不会前人征引后人。任公举例,《史记》记载了汉元帝、汉成帝时期的事情,元帝公元前49年即位,但司马迁在公元前90年前后已经去世,“故知《史记》有一部分靠不住”。

  3、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各个时代文体不同,可以此为突破口。比如,《黄帝素问》长篇大段讲医理,不只是夏商周三代以前,就是春秋期间也没有这样的文体。所以,此书年代,可以定在汉代,最早不过战国末期。

  4、从思想渊源上检查。上面讲的是各个时代有其时代的文体,思想也是如此。如,《管子》里有驳“兼爱”,不是在墨子之后,不会发生这种问题,“故知这书决非春秋初年管仲所作”。

  5、从作伪者所用的原始材料上检查,发现其露马脚之处。如,《古文尚书》把荀子引《道经》的“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和《论语》的“允执其中”连起来,造成所谓“十六字心传”,意义却连接不起来。

  6、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已经佚失的书,后人伪造。若从别的书发现所引原书佚文,为今本所无,便知今本靠不住。

  在梁启超看来,这些检查书籍真伪的方法,虽然不完备,但重要的辨伪方法都在这里,可方便有心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除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氏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谈到史料鉴别时也曾提出辨别伪书的“十二条公例”,可参考。需要说明的是,所探讨的对象虽然是古书,但其辨伪方法,用以辨别时下出版的书,仍然能发挥作用。

  梁启超人物介绍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梁启超政治主张

  改良思想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复归传统

  民国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而且也有力地说明,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赋税思想

  梁启超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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