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道雄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论文
谷川道雄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论文
【内容提要】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谷川道雄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多有建树，他最先提出豪族共同体的概念，1970年又与川胜义雄共同系统推出了这一理论，在日本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辩论，这一年也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谷川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坚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验证先辈的理论，坚持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因而在赋予魏晋南北朝隋唐中世说以新内容的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
【作者简介】 王大建(1954-)，女，山东莱阳人，山东大学副教授。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谷川道雄先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多有建树，他与川胜义雄先生提出的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学术界曾得到广泛的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将日本学术界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向深入，其影响至今不衰。本文拟全面介绍谷川道雄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以期对我国史学界有所启迪。
一
谷川道雄先生1925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芦北郡水俣町（今水俣市）。这个以农业和渔业为主业的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化学工业污染而产生了一种病，就被称为“水俣病”，水俣町也由此而知名。谷川先生在当地小学毕业后，进入熊本中学，后入大阪府立浪速高等学校（现大阪大学）文科求学。1945年4月升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业。此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日本战败已成定局，7月，谷川先生被征召入伍，8月，在兵营迎来了战争的结束。第二年，重新回到学校。谷川先生回顾这段历史时，称自己的学生时代，“是与所谓的十五年战争同步的”。[1]入小学的前一年，“九一八”事变；入中学的前一年，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中学四年级，太平洋战争扩大；大学一年级，日本战败。战争带给日本的不仅是废墟、通货膨胀和贫穷，另一大后遗症是使青年人失去了未来志向。年轻的谷川置身于战败后的日本，茫然无措，与本来就无多大兴趣的东洋史研究产生了无限的距离感，甚至一度产生了转学科的念头。一次，他听说宇都宫清吉先生学生时代对东洋史也没有兴趣，曾打算放弃，经叔父的劝说才改变了想法，后来成为日本史学界秦汉、六朝史第一人。宇都宫先生的事迹对正处于迷茫状态的谷川以极大的精神鼓励，但当时的他却做梦也没想到，将来自己能成为宇都宫先生的助手，时时聆听先生的教诲。
战后的日本，涌现出用新方法研究历史的石母田正、藤间生大，与战前流行的注重理论的历史学家不同，二人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对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两人的著作使人有一种新鲜感，完全摆脱了所谓讲坛历史学的迂腐与沉闷，受到广大史学科学生的欢迎，不论是学日本史，还是学东洋史、西洋史，都深受其影响。谷川先生那时读了石母田正的《中世世界的形成》、藤间生大的《日本古代国家》等书，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初步的兴趣。写大学毕业论文时，选择了府兵制度为课题。在写作过程中，立下了毕业后从事史学研究的志愿。
1948年9月，谷川先生大学毕业，为了能够继续研究工作，选择了教师的工作。他发现，繁重的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有很大的矛盾。3年后，他的毕业论文得以发表。同年11月，又幸运地被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聘为助手，教授就是研究室的创立者宇都宫先生。这个于战后成立的研究室，充分体现了宇都宫先生的人品和治学风格，大家在完全自由即学问第一的氛围中工作。虽然当时物质条件很差，藏书也极少，但谷川先生心情愉快，勤奋读书，经常与老师同学讨论问题，每年都有论文发表。
在日本史学界，隋唐两朝被视为日本律令国家的祖型，因而对隋唐史的研究极为重视，研究成果丰富，硕果累累。受此影响，谷川先生最初的研究方向也选择了隋唐史，大学毕业论文以府兵制度为题，不是因为对府兵制度本身有兴趣，而是想搞清作为隋唐帝国的象征，府兵制度如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构造。从制度或事件入手，探讨历史深层的东西，尤其是社会下层的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是谷川先生从事史学研究的一贯原则，而他的视角总是比较特殊。在研究职田制时，以职田制中反映的唐朝官僚与农民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这一制度是怎样随着农民阶级的成长而崩溃的。[2]在分析安史之乱性质时，深入发掘了当时抵抗叛军的河北民众的动向，并根据分析得出，这些民众在安史之乱后，被河北三镇所吸收，成为反唐力量的一部分。[3]通过庞勋之乱的研究，特别强调了徐州藩镇的士兵叛乱，是与周边的农民结为同盟的，也就是说，雇佣兵与农民的同盟，彻底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基础。这是决定庞勋之乱性质的关键一点。虽然这种联盟是暂时的，庞勋之乱也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对反唐斗争的大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就爆发了黄巢大起义。[4]对武后朝末年到玄宗朝初年的政治斗争，历来的研究都认为，武韦之祸是统治阶级内部即门阀贵族官僚与新兴的科举官僚之间的斗争。谷川先生认为，事情决不是如此单纯，其根底深处蕴藏着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强烈欲望。[5]对唐史的一系列研究，都贯穿着一个思想，那就是与唐朝对立的主导力量是民众，民众的动向是决定性的因素。密切关注人民大众的欲望、动向在历史上的作用，是谷川先生对战争深刻反思的结果。战争不仅给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而且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军国主义崩溃后，日本必须以民主为国家之本，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要重视历史上民众的地位和作用。这是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日本历史学者所关心的问题。
正当谷川先生的唐史研究顺利进展时，他却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有一种空虚的感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战后日本学术界正开展的关于时代分期的大讨论有关。当时的史学界，围绕唐代是中国的古代还是中世这一问题而展开讨论。谷川先生密切关注这场大讨论，同时也深受讨论中各种思潮的影响。回顾自己尚未成熟的隋唐史研究工作，他认为有以下特点：第一，强烈关注民众的动向。第二，将民众和与其对立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对抗作为轴心，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关键。至今他也坚持认为这一研究方向并没有错。然而，问题是，如果将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看作完全对立的话，就会陷入单纯机械论的泥潭。自己的文章尚未把握唐代历史的本质，是由于一面告诫自己不要陷入只注重历史现象的机械论，但又不能突破其框框。因此，苦恼中的谷川进退维谷，一年多未动笔，酝酿着自己研究生涯的大转型。
二
谷川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隋唐史改为北魏史。因为他认识到，要探讨唐代的历史，必须探寻其根源，而唐朝可以称为六朝历史的到达点。唐帝国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他研究的切入点。他认为，强大的、统一的唐帝国的出发点，亦即其前史，应当是离这一时期最近的分裂时期即最混乱时期。由于隋代已具备唐代国家形态的基本框架，所以隋末的大动乱应该排除，最早应上溯至北魏末年的动乱时期：东西两魏的分裂，北周吞并北齐，隋灭陈，一步步由分裂走向统一。
决定了新的研究方向后，谷川先生首先开始以《资治通鉴》为参照，细读《魏书》。那时，尚无新版百纳本和中华书局的标点本，只有上京印刷很差的线装本。虽然条件差，但他却以探索未知的愉快心情扎扎实实读书，做笔记。在读书的过程中，城民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唐长孺、宫川尚志两位先生曾经论及城民，认为是被配置在边境，与一般郡民有区别的军人。谷川先生从大量史料入手分析，认为城民是北魏末六镇之乱后反叛的主要力量，不仅在北方缘边地区，在关东、关西等内地也能见到。城民问题有利于我们了解北魏末动乱的本质，也许还是搞清隋唐再统一历程的钥匙。如何给城民下一个定义呢？单从字面上理解，是居住在城里的人，谷川先生从《魏书》中，发现城民是当时特定制度的用语。1958年，谷川先生在《史林》上发表了他研究北魏史的第一篇论文《北魏末的内乱和城民》。宫崎市定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这使初涉北魏史研究的谷川先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写作过程中，谷川先生认真吸收了宫崎市定、宫川尚志及浜口重国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因为此前，他对先学的研究成果不大感兴趣。1959年，谷川先生又发表了题为《北魏官界的门阀主义和贤才主义》。他认为，如果说内乱和城民问题讲的是北魏军事方面的核心问题的话，那么，对引发内乱的官僚制度加以革新的问题，就是这篇文章的主旨。
按照谷川先生当时的构想，是以北魏末年的内乱为契机，军队和官僚制度发生变化，打破门阀社会，建立隋唐统一的国家政权。根据这一研究框架，他主要对北魏灭亡后的东西魏、北齐、北周等的政治史加以研究，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后来，他遵循宫崎先生的教诲：“要搞北魏史，不能不读《晋书》的载记。”于是，又开始读《晋书》的载记部分，研究五胡十六国史。此时，他刚刚结束了9年的助手生活，晋升为专任讲师，而他最初的讲义就是有关五胡十六国史的内容。1962年，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论文《慕容燕的权力构造》。谷川先生始终认为，将自己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充实到讲义中，是写大学讲义的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是非常辛苦的。如果背离这一原则，只依靠旧的研究成果写讲义，是一种羞耻。按他的经验，一年若不能发表2至3篇高质量论文的话，其讲义就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讲义。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谷川先生发表了以五胡十六国至隋朝建立为主要内容的论文近20篇，后经选编，于1971年出版，书名为《隋唐帝国形成史论》，1973年，他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就是以此书为申请论文。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包含了谷川先生70年代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隋唐国家形成理论。主要观点是，魏晋南北朝有两个时代特色，一是游牧民族在中国内地进行政治活动，二是豪族阶级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主人公。虽然两者的渊源不同，但都是秦汉帝国统一的专制集权即皇帝的一元化统治遭到破坏后所发生的现象。在这一历史现象的深处，二者大概是紧密联系的。但是，在魏晋南北朝的前半期，这两种现象是分别存在的，于是，发生了各种分裂状态。使两者融合起来的，是魏孝文帝改革时的汉化政策。但是，在原来的形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完全的融合是很难实现的。通过北魏末的动乱、国家的分裂等一系列剧烈动荡，促进了二者的融合，奠定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六镇之乱是北方少数民族内部的门阀主义的运动，但随着内乱的扩大，在汉人豪族中，也掀起了反门阀的风潮。形成了超越种族和身份的差异，争取平等化的运动。隋唐实现了中国的再统一，是建立在平等化的基础上的，但是，当时的社会的表面，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门阀阶级和占据地方社会统治中心的胡汉土著豪放。
三
在刚涉足历史研究之初，谷川先生就非常重视民众问题，从隋唐史转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之后，也未中止民众问题的研究。在出版《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时，由于内容和篇幅所限，有些文章不得不忍痛割爱。所以说，《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未能囊括谷川先生的全部研究成果，有关民众问题的研究内容就未载入书中。因此，谷川先生将余下的论文加上后来写的两篇文章，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中世社会和共同体》。其中新写的两篇文章题为《中国社会和封建制》、《中国的中世》，后来被译成英文，于1985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中世社会和共同体》一书，集中体现了谷川先生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看法，在充分研讨历史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豪族共同体”的理论。
豪族共同体理论最初是由谷川道雄先生提出来的，得到了对此也有研究的川胜义雄先生的支持，在二人领导主持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的共同推动下，这一理论日臻成熟，1970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国中世史研究》，登载了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合作的文章《关于中国中世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正式全面地推出了豪族共同体的理论。随之，围绕豪族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因而，1970年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日本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性质长期以来存在着中世说和古代说两种对立的观点。二战前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是内藤湖南及其学派京都学派，主张六朝至隋唐为中世，中世的时代特点是贵族政治，当时的主要劳动者是农奴。持这一观点的有著名历史学家宇都宫清吉、宫崎市定等。宫崎市定先生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书，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即乡品与官品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乡品与官品相互对应，看一个人的乡品就可预测出他在仕途上的最高位置。当时士人的任官资格是根据乡品来认定的，而官职的等级，是根据乡里的评价高低即乡品来规定的。宫崎市定先生的这一观点，为九品中正制研究的深入，打开了一个缺口，也为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受此启发，川胜义雄先生通过乡里社会中乡论对于官僚的选拔、任用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乡论主义”。川胜着重考察当时的乡里社会，是如何通过乡品来支配官僚的选拔与官品的高低？他认为，到东汉末年，人物评价的潮流，已经由地方规模发展到中央规模，这种人物评价的潮流就是乡论。乡论在全国高涨，进而形成了全国的士大夫阶层。贵族士大夫阶层是通过社会对卓越人物的支持或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权威及人与人的关系等形成的。中国不像西欧那样是封建领主制，是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由乡论选拔人才，正是适合这一社会的任官方式。这就是“乡论主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九品中正制下的乡论，是由贵族出身的名望家支配的，但当时在名望家与乡里之间，民间的舆论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而这一影响的基础，就是“豪族共同体”。1993年第3期的《文史哲》，发表了谷川道雄先生向“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其中简要介绍了“豪族共同体论”的主要观点。
从东汉末到六朝时代，随着国家权力的衰微，人民的生活陷入极度不安的状态。人民只有依附“坞”等组织才能得以生存，而领导村坞集团的正是名望家族的杰出人物。这种村坞集团是由依附于杰出人物而集结起来的宗族、乡党构成的。当时的社会构成，一部分是作为大土地所有者的名望家们与隶属于他们的奴婢、佃客等隶属民，另一部分则是在大土地经营的周边，广泛存在着属于宗族、乡党的独立农民，他们以名望家为中心集结到了一起。而后者，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构成。在当时动乱的局面下，名望家对于宗族、乡党进行赈恤、农业指导、纷争调停、医疗、防敌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活动，人们深为他们“重义轻财”的行为所感动，对他们充满景仰。这就是乡论产生的根源。如果没有名望家的财力及精神领袖的作用，人民的团结是困难的；反之，如果没有人民的这种团结，名望家自身也难以在动乱中生存延续。像这种以名望家族为核心结成的相互共存的体制，就称之为豪族共同体。豪族共同体不仅构成了当时社会的基层，而且在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明显的事例，是以这种豪族共同体的团结力量，构成了魏晋时期各个王朝的政府军队。例如曹操军队的一部分，东晋以来的北府军，南齐、梁的革命军队，西魏、北周的乡兵集团等等。
豪族共同体的理论一出现，就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大争论。按照当时的传统观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线是大土地所有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而豪族共同体的理论被认为背离了这一原则。对这一理论的批评意见主要有二：一是认为过分重视了道德观念的力量；二是忽视了阶级对立的观点，在共同体成立的契机方面，过分重视名望家的精神作用。尤其对后者的批评更为严厉。当然，也有部分或者全部赞成的意见。
面对批评，谷川先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使后来，他来到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也大张旗鼓地宣传共同体的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也说过，近代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都是各种历史形态的共同体社会。构成汉帝国基础结构的“里”，也是共同体的一种形态。这种里瓦解后，只有产生一种新的共同体结构，人们才能够生存。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要实现的，就是这种共同体社会，他们所遵循的道戒，阐述的是自己同别人的共存伦理。共存伦理正是当时的时代要求。面对汉末以来的种种社会危机，豪族阶级不得不带头谋求自家与群众共存，设法使社会保持调和。
在豪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有精神和物质两大要素在起作用。豪族阶级在精神方面起了领导作用，在当时“人相食”的悲惨境遇中，他们限制自己的欲望，向贫民散发部分财富，这些行为鼓舞和团结了人们，使人们在意志上愿意共存，提高了群众生活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当时小农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是依靠精神和物质的相互作用来推动的。其中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农民阶级来推动的。这种士农阶层的分工，是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所共有的，但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士农分工的特点，就是有些特定之家凌驾于其他家之上，来统治其他家。因此，所谓豪族共同体就是以特定之家为中心，由它领导的共同体，并不是像汉代的里那种比较对等的家之集合体。换言之，也就是以阶级关系为媒介的共同体。基于以上观点，谷川先生认为，那种批评自己的学说忽视了阶级观点的意见，未必正确。他说，批判我的人也不否认共同体结合的存在，不过，他们也只是把这种结合理解为阶级统治的手段而已。然而，共同体结合，是人类在前近代社会中的基本生存条件，这种关系是由阶级关系来保证的。我们应该承认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深刻的阶级社会的矛盾。
对共同体中存在的阶级矛盾，谷川先生是这样解释的：从理论上讲，阶级矛盾和共同体关系是不相容的，但在当时的时代，这两者却很和谐、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受时代的限制，人们必须努力抑制自己的欲望，从而使共同体内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随着时代的发展，领导共同体的望族，通过在乡里社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升官的特权，望族倾向于逐渐脱离乡里社会，转变为中央贵族。他们的生活也奢侈起来，并且要求扩大各种经济利益，官职变成了追求利润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阶级和共同体之间的调和关系就崩溃了，共同体关系由于贵族阶级的苛敛诛求而瓦解。总之，当时的共同体关系是由阶级关系形成的，但它最后又因阶级关系而消灭。[6]
共同体理论提出后，在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学界围绕共同体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通过论争，推动了魏晋南北朝研究的深入发展。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划分、贵族制等，历来就是论争的热点，共同体论作为中世说的新观点，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关于这方面的大讨论。由于共同体理论的影响，研究贵族制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地域社会或乡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围绕共同体问题的大讨论在日本就结束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大讨论中，批评与反批评的论争是非常激烈的，对一个问题，经常是往复论辩。但即使在批评阵营中，也有人会部分接受谷川先生的观点。如多田狷介先生是共同体理论的主要批评者之一，他就试图将阶级对立和共同体的观点相结合，说明时代的性质。[7]还有许多学者从某一角度，某一侧面出发，对那些看似“小”的问题进行研究，参与到讨论中来。如小尾孟夫[8]、窪添庆文[9]从地方社会的角度研究地方官的原籍任用问题等。在这场论争中，不同观点的史学工作者畅所欲言，互相争论，互相启发，共同提高，将史学研究推向深入。过去，在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比较薄弱的，经过这场大讨论，大大推进了日本史学界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80年代以来，谷川先生的学说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其影响不仅在六朝史研究，其他朝代的研究也受到他的影响。在中国、韩国、美国等国家，豪族共同体的理论也受到史学界的重视。
四
1994年3月，68岁的谷川道雄先生从龙谷大学退职。他将自己40余年的研究生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1952年至1957年（27至32岁）。
第二期：1958年至1970年（33至45岁）。
第三期：1971年至1977年（46至52岁）。
第四期：1978年至现在（53岁至69岁）。
在第一至第三期，谷川先生经历了京都府高中教师，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助手、讲师、助教授、教授等教学研究生涯。将1970至1971作为第二期至第三期的分界，是由于《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的刊行，而针对豪族共同体的大讨论，基本上是集中在第三期开展的。谷川先生认为，治学生涯的第二至第三阶段，是自己意气风发的年代，感觉学问成了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已达到了自成体系的水平。1978年，谷川先生转入京都大学，从第三期的后半段开始，他的研究重点移往已中断多年的隋唐史研究，发表多篇论文探讨藩镇问题。关于藩镇的起源问题，谷川先生认为应上溯至六朝时代。除藩镇问题外，他还就武则天、贞观之治的政治伦理、李林甫等发表了几篇论文，但他认为，这些研究是零碎的。第四期的研究，还是以有关六朝史问题为主，但只能看作是对第三期时观点的补充而已。
作为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者，谷川先生非常渴望与中国学者面对面地交流。1983年秋天，谷川先生随团来到四川参加唐史学会，见到了我国著名学者唐长孺、王仲荦、缪钺、胡如雷等先生。翌年春天，他又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北省社科院、武汉大学、江苏省社科院、山东大学演讲，举行座谈，宣传自己的学说“豪族共同体论”。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欢迎和接待。回国后，谷川先生又于1987年与吉川中夫、上田早苗、安田二郎、中村圭尔、高木智见5人发起以《六朝时代的政治和文化以及地域社会的作用》为题，欢迎中国学者共同参与讨论，得到了广泛响应。1992年，谷川先生参加了在西安召开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了题为《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的主题发言，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中，谷川先生非常尊重中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谷川先生的研究室里，珍藏着唐长孺先生给他写的一幅字，那时，唐先生的视力已不太好，字写得有些斜，谷川先生将这幅字镶在镜框里保存。1998年我到京都拜访谷川先生，谷川先生将这幅字拿给我看，我们合影时，谷川先生仍抱着这幅字不放，并认真地对我说：“我们都是唐先生的学生。”谷川先生这种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赢得了中国学者的尊重，他的共同体理论也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黎虎先生在论及汉末北朝的豪族坞堡建筑时，就引用了“共同体”这一概念。[10]除中国大陆外，谷川先生还应邀到中国香港、台湾及韩国进行学术交流。因此，谷川先生称80年代至90年代是自己的“国际化时代”，他的学说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谷川先生在京都大学任职期满后，又到龙谷大学任教授。1994年3月，5年任期结束。1993年11月4日，由日本龙谷学会、唐代史研究会、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中国史学会共同在龙谷大学文学部举办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的专题研讨会，以纪念谷川先生40余年来对史学研究的杰出贡献。来自日本各地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纪念盛会。为了纪念自己龙谷大学专任教员生活的结束，谷川先生在《龙谷大学论集》(443)上发表了论文《府兵制国家论》，与此前在《东洋史苑》90、91合并号上登载的《西魏二十四军和豪族社会》一起，两篇论文集中展现了谷川先生关于府兵制度的研究成果。回顾以往的研究生涯，谷川先生感慨万千，当初他写大学毕业论文，就是以府兵制为题，而要结束教授生涯之际，又是同样的研究课题。几十年过去了，研究的目的未变，即不单是把府兵制作为一种制度来研究，而是要研究其历史性，隋唐帝国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才是他最想知道的。 “因为我生活在人类社会里，所以我要研究的历史，必须是活生生的人的历史。”[1]以人为本，研究活生生的人，研究活生生的人的历史，这正是谷川先生研究生涯中始终奉行的准则。另外，对权威、前辈的研究成果，如中世即六朝隋唐说，不盲目信奉，而是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验证。正是由于坚持以上两条治学原则，谷川先生才能最先提出豪族共同体的理论，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正是由于这一理论是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所以他才不怕任何尖锐的批评，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参考文献】
[1] 谷川道雄：研究生活四十余年[J] 东洋史苑，1994。（42、43合并号）。
[2] 谷川道雄：唐代の职田制とその克服[J] 东洋史研究，1953，(12-5)。
[3] 谷川道雄：“安史の乱”の性格につい[A]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8[C]。1954。
[4] 谷川道雄：庞勋の乱につい[A]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1[C]。1955。
[5] 谷川道雄：武后朝末年ょり玄宗朝初年に至る政争につい[J] 东洋史研究，1956，(12-5)。
[6] 谷川道雄：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的社会和国家[J] 中国史研究，1986，（3）。
[7] 多田狷介：关于“后汉或后魏以降中国中世”说[J] 历史学研究，1975，（422）。
[8] 小尾孟夫：南朝的地方统治与豪放——关于地方长官的本籍地任用问题[J] 东方学，1971，（42）。
[9] 窪添庆文：关于魏晋南北朝地方官的本籍地任用[J] 史学杂志，1974，（82卷1-2期）。
[10] 黎虎：汉魏晋南朝中原大宅、坞堡与客家民居[J] 文史哲，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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