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集与元代南方道教的相互影响论文
虞集与元代南方道教的相互影响论文
蒙元前期，全真道成为北方十分显赫的大道派。但元灭南宋以后，逐渐把扶植道教的重点转向南方的正一道，从而使其发展后来居上，超过包括全真道在内的其他道派。以正一道为代表的南方道教，在政治上取得尊崇显贵地位的同时表现出明显的文人化与儒学化倾向。而元室扶持道教的政策及当时整个社会思潮兼容并蓄的形势，又使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对道教抱有接受和认同的态度。这两个方面互相作用，致使元代中后期的文入学士与南方道教关系甚为密切。一时间，文儒与道流交往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直接、间接涉及道教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而虞集在这一文士与道教双向互动的潮流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中国文人一般不把宗教作为一种信仰，而只当作一种知识或学问来对待，元代文人也是如此。当然，如果这知识或学问本身富有魅力，能够使自命清高的知识群体心仪折服，它也就一定能对这一群体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而元代南方道教实际并不具备这个对士人产生深切影响的条件。南方道教的符篆印剑、斋醮祈禳本不适合士大夫阶层的口味，即使它在元代趋于显盛，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儒学化倾向后，在理论上也少有建树。南方道教真正吸引士大夫注意的是其政治上的尊崇地位和思
想上的儒学化倾向。一个理论思想贫乏的教派是不可能
真正对社会的知识阶层产生深刻的思想影响的。因而从历史上说，尽管元代中后期道流与士流的深相结纳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颇为后世所瞩目，但道教对文人学士的影响却多停留在浅表层次上，其思想并未深入士大夫的灵魂深处。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似乎不如有着精致的宗教哲学、高超的思辨艺术、玄妙的形上思维的佛教深远。
由于元代文人功利性的宗教态度与元代南方道教自身理论的贫乏两方面的原因，南方道教对虞集的影响亦呈表层化的特征。南方道教对虞集学术思想、文艺思想的影响微乎其微，对虞集最为直接的影响则表现在创作题材上。现存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和《道园遗稿》中保存了为数甚多的题赠道士之作、题记名山宫观圣物之作以及宫观碑记、道士道行记和斋醮青词等有关道教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中深切发挥道家义理、学术的并不多，除了一些习见的道家生活场景或典故外，它们与道园文集中其他题材的作品相比，无论在风格上还是艺术技巧上，似乎并无大的不同。另外，道教淡泊清静、全身远祸的教义也曾对虞集产生一定影响。这一因素与虞集在朝中屡遭权贵近臣的排挤、打击结合在一起，使其表现归隐、闲适之情的作品占有一定的分量。
虞集对南方道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虞集以大量的作品弘扬道教文化，保存了许多有关南方道教的珍贵史料。虞集所侨寓的江西又是蒙元中后期道教发展的中心，张留孙、吴全节、夏文泳等道教领袖、骨干人物与虞集有同乡之谊，关系密切，虞集常应他们延请而写诗作文，致使虞集作品中保存了大量与道教有关的文字。在这些作品中，虞集或赞美道教名山的胜水佳境，如《赋壶洲》、《游仙游山赋诗》等;或宣扬道教法术的神奇灵验，如《灵惠冲虚通妙真君王侍宸碑》、《处州路少微山紫虚观记》等;或颂扬道教人物的道行高深，如《孙真人墓志铭》、《黄中黄墓志铭》等;或表示自己对神仙境界的无限向往，如《玉隆留题》、《黄堂留题》等。
虞集的这类作品不仅起到了宣传、弘扬道教文化，扩大道教社会影响的作用，而且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张宗师墓志铭》、《河图仙坛之碑》，分别详细记录了玄教领袖张留孙、吴全节一生的重大活动，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张、吴二人行止及当时玄教发展状况的重要资料。《陈真人碑》是研究玄教著名文学道士陈日新必读的史料。元代南方道教最著名的文学道士张雨，在《道藏·茅山志》和《元史·释老传》中均不见其名，虞集《崇寿观碑》是现存最早较为详细记录张雨出处的史料。元代茅山宗的发展以苏浙为主要基地，但在江西亦有传播踪迹，虞集《相山重修保安观记》"上清法师孙庆衍，受玺书，领相山"的记载是这一论断的主要证据。关于"符篆三宗"之一的阁皂宗，现存资料极少。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十六有《苍玉轩新记》，记延祐二年（1315），玄教嗣师吴全节奉旨代祠东南名山时，曾至阁皂山万寿崇真宫，憩于其中之苍玉轩，见其年久失修，勉其徒葺之。由此可见，阁皂宗至元代已趋衰落，大概不久即合并于正一道。元代南方道教，还有神霄一派。虞集《灵惠冲虚通妙真君王侍宸碑》是现存研究这一道派由宋入元传衍情况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而《道园学古录》卷五十的《黄中黄墓志铭》一文，则几乎是今人研究元代净明忠孝道第二代传人黄元吉的惟一史料。 虞集与全真、真大、太一等北方道派也有一定接触，因而其文集中也保存了不少这些道派的重要史料。如《道园学古录》卷四十六的《白云观记》和卷五十的《孙真人墓志铭》，分别为全真道掌教祁志诚和孙德６作，因而也就成为研究祁、孙二人的重要依据。在陈垣先生对全真道继孙德彧之后两任掌教的考证文章《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二《全真篇下》中，《河图仙坛之碑》的有关记载曾为其提供重要的线索。台湾学者袁国藩在其《元代真大道教考》（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第四册《宋辽金元史研究论集》， 台湾大陆杂志社1970年版）一文中说，元代真大道教的史料散亡颇多，作者虽经十年力积，也仅得二十余条而已。而在作者开列的二十四条珍贵史料中，虞集《道园学古录》就占有三条:卷六之《吴张高风图序》、卷二十二之《大道教十一祖张真人制》和卷五十之《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碑》。后者在袁氏考证元代真大道教的创始与传宗、教义与道众以及各代真人的生平时，更被反复引用。《道园学古录》卷三有《次韵伯庸尚书春暮游七祖真人庵兼简吴宗师》与《奉同吴宗师赋蔡七祖新斋》两诗题，陈垣先生据此并参以其他史料，考证出元代太一道之七祖（见《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四《太一篇》）。而陈垣先生对以善写山水著称的张彦辅的太一道士及蒙古族人身份的确定，直接得益于虞集的《赋道士张彦辅为徐中孚作江南秋思图》一诗（见同上）。
其二，虞集在元代南方道教的文人化、儒学化过程中曾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全真道本来是宣扬清净寡欲、息心养性的，而以正一道为代表的南方道教本来是比较注重斋醮祈禳、符咒印剑的。"一般说来，前者是从内在心性的修养及外在生理的保养入手，进而深入到人的生活情趣、人生哲学乃至政治理想的，也就是说，它是一套从养性、全命、处世到治世的理论与实践体系，看起来比较高雅深邃，符合士大夫的口味;而后者是从外在的鬼神与内在的迷信心理入手，进而满足人们的需要，制约人们的观念、行为的，也就是说是以与鬼神交通的仪式、方法为主的一套理论与实践体系，看上去比较鄙俗浅陋，却对文化较低的世俗社会很有威慑力。"（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但是，宋、元易代之际的南方道教，却由于为数甚多的士人的加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教士的组成成分，从而表现出雅化的趋势。同时，其领袖人物深谙"欲其教广传，而不先罗致智识分子，人几何不疑为愚民之术，不足登大雅之堂"（《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全真篇上》）的道理，因而广泛结纳士流，从而使入元以后的南方道教在思想上表现出文人化、儒学化倾向。作为元中期思想文化界的领袖，又与南方道教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虞集在南方道教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张雨、薛玄卿等人的提携、影响上。
虞集与南方道教中著名的文学道士张雨、朱思本、陈日新、薛玄卿等，均有较深交往。虞集在《倪文光墓碑》中曾说:"贞居（指张雨）修大洞秘诀句曲山中，与予有栖道之约者也。"传世的几种有关张雨的记载，都说他师事虞集。道园文集中，为张雨作的诗文也的确不少。虞集与朱思本的关系，可从《贞一稿序》窥知一二:"某与朱君本初，相从于京师，二十有余年矣。每见其酬应之间，即自洗涤，以读书为事。其书既不泛杂，读之又有其道，某甚敬焉。"虞集曾为陈日新撰《陈真人碑》，文中说:"予与公为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虞集与薛玄卿交谊甚厚，无论在朝时还是归隐后，均与之有密切往来，道园文集中不少与之唱和的诗作即是证明。虞集与以上这些道门中人深相结纳，共同的文艺爱好和志趣应该是主要的原因。作为元中期最为著名的诗人和文章家，虞集乐于与张雨等人酬酢唱和、作文直接称赞张雨等人的文学创作与治学精神，这对提高其声价、提携其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张雨心悦诚服地对虞集执弟子礼，他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当也包括诗文诸方面。
除了提携擅长文学艺术的道士外，虞集还肯定和鼓励南方道教人士致力于文化学术工作。他在《龙虎山道藏铭》中说:"道家以老子清静之言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于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书，盖有所因起矣。"这里，虞集通过为道家溯源的方式，鼓励道家从事文化整理工作。虞集在《贞一稿序》中对朱思本严谨执着的治学精神极为称道:"至于职方之纪，元所偏善。遇闲远至，辄抽简载管，累译而问焉。山川险要，道径远近，城邑沿革，人物、土产、风俗，必参伍询诘，会同其实，虽靡金帛、费时日，不厌也，不慊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讨论如议礼，严介若持宪，立志之坚确精敏类如此。"在《河图仙坛之碑》中，他还充分肯定龙虎山玄学讲师雷思齐的《易》、《老》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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