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从别人嘴里听到过一些有关外公的故事，最为大家说起的，常常是那些在别人看来多少有些呆有些可笑而外公却执意要去作的事，比如，外公名铸，字勉旃，他为了避免当选他以为毫无意义的省议员，在选民册上把勉旃改为丏尊，好让写选票的人都把丏字写成丐字，变成废票;比如，他不顾一切地自荐去兼当那个吃力不讨好的，相当于如今的教务主任的舍监，一干就是七八年，只是为了抵抗当时轻视舍监的风气;又比如坐公共汽车，有的售票员收了钱不给票。在别人看来，只要让我下车，给不给票，钱进了谁的腰包，跟我有什么相关。这事要是让外公碰上就成了大事，他非得和售票员争得面红耳赤，要回他买的那张票不可。不是他不同情生活贫苦的售票员，只是觉得人不能这样做，钱不能这样挣。对于外公来说，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小时候初听时我不知道轻重，讲的人笑，我也笑，觉得这真是个倔犟憨直的老头儿。现在再回味，不知道为什么笑不出来了，有的只是肃然起敬，外公的可亲可爱正是在这些故事中了。
外公的天真有如赤子，外公的诚挚金石为开。他做人做文使他结交了许多和他志趣相投可以信赖的朋友，朱自清、马叙伦、丰子恺、鲁迅、王统照、茅盾、胡愈之------这些现在看来鼎鼎大名的人物，都是当时在文坛上与他一起向着黑暗势力冲杀的战友。在这些文化界的好友之中，有几位比外公年轻几岁的，把他看作兄长，有的把他看作老师。无论外公在他们的心目中各有着怎样的位置，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对外公的敬爱和尊重。在众多的朋友中，有三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多少有点与众不同。一位是在鲁迅著作中多次提到的内山完造先生，一位是如今被许多人看来颇带些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弘一法师，还有一位就是我的爷爷叶圣陶。
内山完造先生是日本人，1913年来到上海，1916年开了一家内山书店，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外公在日本读过一年书，会说日语，他常到内山书店去买书，喝茶，会友，和内山夫妇成了亲密的朋友，内山先生的一本名为《活中国的姿态》(鲁迅作序)的中文译本《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就是外公给它在开明书店出版的。这两位老人友情的深浅，我没有资格妄加评论，可我从家中长辈的口中知道一些令我感动的事情。1943年12月，外公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捉去，是内山先生多方奔走才营救出狱的。1944年底内山夫人病逝葬在上海。他请外公为他夫人和自己的合葬墓题写了碑文，外公在墓碑上写的是：“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1946年4月，外公病重，在他去世的前四五天，当时内山先生作为正在等候遣送回国的'日本侨民，外出极不方便，他还是请了假来看外公，当时我的爸爸站在床旁，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是觉得气越来越短，一句话都要分成几截说的外公，见了内山先生一下子变得兴奋极了，话多极了，好像涌出来似的。23日夜间外公去世了。25日内山先生又请准了假前来吊唁，他低着头默念着，似乎在和外公述说些什么。解放后，作为日本人民的友好使者，内山先生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1959年当他再次来到这片他眷恋的土地的时候突然生病去世，骨灰葬在了内山夫人的骨灰旁边。竟真的成全了外公为他写下的：“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