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故事

时间:2023-01-07 18:05:27 名人故事 我要投稿

历史名人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故事

  导语:王安石出生于宋代,是政治家家,文学家,改革家。苏东坡即苏轼,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历史名人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故事,欢迎查阅。

历史名人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故事

  苏东坡与王安石是一对仇敌

  说到苏东坡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苏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王安石的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年),二十六岁的苏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苏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苏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苏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苏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苏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苏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苏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苏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苏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拓展:王安石与苏东坡的私交

  王安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苏轼兄弟丁忧服满,刚回京城。那时,兄弟俩踌躇满志,很想有一番作为。可是,苏东坡不识时务,对改革说三道四。王安石很不高兴,就让他到开封府审案子。京城的案子盘根错节,随时都会碰到山头。他希望苏轼深陷其中出不来,无暇指点时政。没想到,苏东坡是断案高手,三下五除二,就把案子办得干干净净——王安石的警告落空了。

  第二年上元节,皇帝想买灯,苏东坡劝谏皇帝别浪费这种“耳目不急之玩”,皇帝从善如流。苏东坡喜不自胜,就像初学写作的人发表了文章而激起更强的写作劲头一样,苏东坡接连又作了《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向改革全面开战。于是,政敌开始收集苏东坡的“黑材料”,想把他整垮。可是,结果一无所获。但是,这已使苏东坡心惊胆战,后怕起来。于是,他请求外调,以离开政治的漩涡,避祸全身。

  就这样,苏东坡与王安石走到了对立面。此后,苏东坡就开始了他连年外贬的宦海沉浮。但是,在王安石下野之后,他却亲到金陵去看望王安石,并次韵王安石的《北山》诗,道是:“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当时从黄州平调到离京较近的汝州,可是仕途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他之所以要去探访王安石,一则是路过;二则同是天涯沦落人,已不复有当年的意气用事,况且他对改革也有了新的理解,不再简单地全盘否定,而王安石也已退出官场,两人见面就轻松多了;三是,当年“乌台诗案”发作,有人欲置自己于死地,王安石曾道“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施以援手,并没有因为是政敌而落井下石。不能不说,两人在私下是互相倾慕的。本着惺惺相惜,苏东坡去看望王安石就变得不难理解了。而当王安石得知苏东坡来拜访他时,竟穿着便服骑驴到船上来看望苏东坡了。苏东坡也不戴帽子,赶紧作揖迎接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人相见甚欢,别有一番滋味。

  苏东坡的`到来,让寂寞的王安石一下子又有了知音的感觉。两人谈诗论文,谈禅说佛,很是契合。王安石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也许,正因为此,王安石情不自禁地请苏东坡就在金陵买田为宅,两人也好时常见面。苏东坡也有相见恨晚之感,故而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句。有人以为这是客套,乃至虚与委蛇。我看,苏东坡未必这样乡愿,若要与王安石周旋,也犯不着远道来访。此时,两人已没了世俗的距离,同抱赤子之心,又怎会互相设防?王安石的邀请是真诚的,晚年能得遇如此人物为邻,岂非美事?而仕途险恶,又何必汲汲于道呢?王安石是过来人,不能说没有劝退之意;而苏东坡也历尽坎坷,未必没有林下之想。

  故而,一说即合,以致后来人到了江北,依然盘桓不去。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好一个扁舟往来!若真成功,则苏王诗酒唱和,不啻是文坛佳话也!只是,苏东坡毕竟还是公家人,一时之想,望梅止渴而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人啊,就是这么奇怪,一面孜孜以求声与名,一面却又回望着自己的来时路。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年二次拜相时,曾作《泊船瓜洲》,道是:“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人离钟山,却依然一步三回头。因为他知道,仕途崎岖,世事难为。但是,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又催逼他勇于任事。与小人的得意忘形不同的是,王安石对于拜相,并没有欣喜若狂。当年他初拜相位之时,就曾私下与至友题诗明志:“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政事虽是大功业,但却不是自己的安魂之所。

  那么,何处是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呢?大概是在渔樵之间、诗酒之中吧,大概是在“思接千载,神游八荒”的大自由中吧。而在这样的大自由中,还会有小路上的碰头和小河里的争流吗?脱离了世俗的羁绊,沐浴在文化的阳光之下,就会消解僵硬的对立,融化冰封的情意,就会有涓涓细流润泽枯冷的心田,就会有三月春阳照耀心头的湖山。如此,则相比于当下文化上的互相唱和和相敬相慕相得相知,当年在政事上的互相攻讦和相离相弃,不能不说是多么可笑和不明智啊。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惜,人世总有太多的纷扰。苏东坡与王安石已冰释前嫌,可是司马光对王安石却耿耿于怀。王安石死后,苏东坡为王安石说过几句公道话,只是,时移世易,已没人听了;而形格势禁,还得罪了保守派——得罪不起我躲得起,于是,又请求外放,结果越贬越远,差点回不了中原。若王安石地下有知,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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