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北大的演讲稿
和朋友聊起电影，讲到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想起12月4日，他在北大的演讲。那天，我刚刚来到北京，开始新的生活。如今10个月过去了，重读他的演讲，一样打动心扉。
我是第一次去三峡，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刘小东，因为之前我本来想拍一个纪录片，拍他的绘画世界，因为我从90年看他第一个个展，特别喜欢他的画，他总是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发现我们察觉不到的诗意，那个诗意是我们每天生活其中的，这个计划一直搁浅，一直推后，有一天小东在去年9月的时候说要到三峡拍11个工人，我就追随着他拍纪录片《东》，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游客，我们仍然能看到青山绿水，不老的山和灵动的水，但是如果我们上岸，走过那些街道，到街坊邻居里面，进入到这个家庭，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古老的山水里面有这些现代的人，但是他们家徒四壁，这个巨大的变动表现100万人的移民，包括两千多年的城市瞬间拆掉，在这样一个快速转变里面，所有的压力、责任、所有那些要用冗长的岁月支持下去的生活都是他们在承受，我们这些游客拿着摄影机、照相机看山看水看那些房子好像与我们无关，但是当我们坐下来想的时候，这么巨大的变化可能在我们内心深处也有，或许我们每天忙碌地挤地铁，或者夜晚从办公室里面凌晨三点坐着车一个人回家的时候，那种无助感和孤独感是一样的，我始终认为在中国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都承受着所有的变化、带给我们充裕的物质，我们今天去到任何一个超市里面，你会觉得这个时代物质那样充裕，但是我们同时也承受着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压力，那些改变了的时空，那些我们睡不醒觉，每天日夜不分的生活，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仅是三峡的人民。
所以进入到那个地区的时候，我觉得一下子有一个潮湿的感觉，站在街道上看那个码头，船来船王码头，各种各样的人在那儿交会，中国人那么辛苦，那时候就有拍电影的欲望，一开始拍纪录片，拍小东的工作，逐渐地进入到模特的世界里面，有一天我拍一个老者的时候，就是电影里面拿出十块钱给三明看亏门的演员，拍他的时候，他一边抽他的烟，一边非常交接地笑了一下，在他的微笑里有他自己的自尊和对电影不接受，你们这些游客，你们更知道多少的生活呢？那个时候夜晚的时候在宾馆里面我一个人睡不着觉，我觉得或许这是纪录片的局限，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心态。
这时候我节开始有一个蓬勃的故事片的想像，我想像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压力，很快地就形成了《三峡好人》这样一个剧种，在做的时候我跟副导演我们一起商量，我说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电影，因为我们是外来人，我们不可能像生活在当地的真的经受剧变的人民了解这个地方，我们以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写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个江湖，那条江流淌了几千年，那么多的人来人往，应该有很强的江湖感在里面，直到今天谁又不是生活在我们的江湖里面，或者你是报社的记者你是报社的江湖，或者你是房地产的老板你有房地产的江湖，你要遵守那个规则，你要打拼，你要在险恶的生活里生存下去，就像电影里面1.5元就可以住店，店老板一样，他要用这样的打拼为生活做铺垫，想到这些的时候很快写剧本，在街道上走的时候就碰到唱歌的小孩子，他拉着我的手他说，你们是不是要住店，我说我们不住店，他问我你是不是要吃饭，我说我们吃过了，他很失望，你们要不要坐车，我说你们家究竟是做什么生意的他就一笑，望着14岁少年的背影，这就需要主动的
生命的态度，后来我找到他，你最喜欢什么？他说喜欢唱歌，他就给我唱了《老鼠爱大米》，唱了《两只蝴蝶》，我就非常着急地说，你会唱邓丽君的歌吗？教他教不会，他只会唱《老鼠爱大米》，所以用在电影里面，他像一个天使一样，在任何一个情况里面，人的尊严，人活下去的主动的能力，想到这些的时候，逐渐的人物在内心里面开始形成，包括男女主角，我马上想到了我的表弟，我二姨的孩子，他曾经在《站台》里演过生死合同的矿工，在《世界》里演过一个背黑色提包，来处理二姑娘后事的亲戚，这次我觉得他应该变成这个电影的主角，每次看到他的面孔，我们俩兄弟少年的时候非常亲密，18、19岁以后离开了家，他到了煤矿工作，逐渐就疏远了，但是我知道他内心涌动着所有的感情，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们话非常少，非常疏远，非常陌生，就这样看着偶尔笑一下，想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到他的面孔，我就每次看到他的面孔，不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为什么要一直拍这样的电影，为什么十年的时间里我不愿意把摄影机从这样那样的面孔里挪走。
(掌声)
我们太容易生活在自己的一个范围里面了，就意味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我们走出去一步，或者就看到我们亲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拍，不能那么容易地忘记。
(热烈的掌声)
他就来到剧组，我觉得演得非常好，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担心他跟很多四川的演员搭戏搭不上来，怕语言又问题，他说 哥，你不用担心我听得懂，他说我们矿上有很多四川的工人，所以陕西话、四川话全部能听得懂，所以他沟通得很好，跟其他当地的演员，特别是拍到他跟他的前妻在江边聚会的时候那场戏，他的前妻问他一个问题，16年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到奉节找了，我就写对白，春天的时候，煤矿出了事情我被压在底下了，在底下的时候我能够活着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看看你们，看看孩子。拍得很好，第一条过了，他拉着我说，能不能再拍，我不愿意把这些话说出来，他说为什么把这个理由讲出来呢，我们在矿里面什么样的情况谁都了解，如果讲出来，感觉就小了，如果我不说出来感觉就大了。
他说得非常好，生活里面那么多的事情何必说那么清楚呢，就好象这个电影其实有很多前因后果，没必要讲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故事，如果我们有一个情怀我们能够去理解，如果我们能从自己的一个狭小的世界里面去观望别人的`生活我们能够理解。
或许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假装忘记，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能力去面对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有时候我们不能面对这样的生活或者这样的电影，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
(掌声)
但是我觉得，就好像奉节的人，他们把找工作叫做讨活路一样，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勇气迎接我们所有的一切，找工作当然是讨一个活路，他们不麻木，但是他们乐观，我觉得忘了这些生动的面孔，在我拍摄电影的时候体内又开始有一种血系逐渐地感染了自己，燃烧了自己，就会觉得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女主角，赵涛跟我合作过几次的女演员，演一个没有婚姻生活的女性，拍到她跟丈夫做决定的前一夜，原来剧本就写她是一个人，打磕睡、迷迷糊糊不知道在做什么，我就用一个纪录片的方式，我就让演员坐那儿拍她，演员拍了一个多小时，真的很困，很烦燥、慢慢入睡，我准备收工，赵涛讲，导演你看墙上有一个电扇，这样一个巨大的决定巨大的决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下，内心那种躁动不安，那种反反复复是不是可以让我来吹电扇把四川的潮湿，把四川的闷热，把内心的焦灼演出来，我们就拍她吹电扇，它想舞蹈一样，拍完之后我觉得是一个普通人的舞蹈，是一个凡人的舞蹈，任何一个街上匆匆走过的女性她们背后的女性，她们都有她们的美丽，我觉得也通过演员的一个创造拍到了这种美丽。
之后就是在电影里面来来往往、分分合合的人，阴晴不定的天气，一直拍一直拍，拍完之后当我们再从奉节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整个摄制组都不适应北京的生活，那么高的人群密度，那么匆忙的生活，那样的一个快节奏，好像把特别多的美好，特别多的人情，特别多的回忆都放在了那个土地上。
今天这个电影完成了，我们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选择在这几天7号点映，14号放映，这个电影和观众见面的时间只有7号到14号，因为之后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就跳好七的舞蹈，让好人跟有这种情怀的人见的面，其实这不是理性的选择，因为我到底想看看在这样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关心好人。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在今天来北大的路上，车窗外又是那些面孔，在暮色里匆匆忙忙上下班，我的心里面又有一种潮湿的感觉，这时候不是一个伤感，可能我自己还有一个梦，这个梦还没有磨灭，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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