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白之争”的文言文教学的价值重构
文言与白话在历史上的争论不绝于耳，比较大的主要有两次：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引发的“文白之争”，新世纪前后“语文大讨论”引发的新一轮“文白之争”。今天我们重温这两段历史，旨在把握其争论的深层原因，为文言与白话的发展历程把脉，直面当下文言文教学的实际，叩问文言文教学的价值所在。
一、张力凸显：“文白之争”对语言本体的遮蔽
贯穿二十世纪的“文白之争”，折射出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变迁。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由于所处的社会背景的差异，对语言文字的态度不可避免地附着时代的色彩，因此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遮蔽。
在个人意识张扬、民族精神觉醒的五四时期，一种变革一切旧势力的激情造成了对文言本体意义的扭曲和误解，放大了文言负载的传统文化的糟粕成分，欲置文言于死地而后快。周作人曾深入地剖析过文言的蔽害：“我们反对古文，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廊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对此，鲁迅也有深刻的体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当时对文言的批判，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始终是和意识形态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文言往往成了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而且是封建腐朽落后文化的代言，被视为不祥之物。与此同时，文言与白话的差异必然被扩大和加强，进而被叙述为一种文化的进步与落后之间的差异。新文化运动主将钱玄同就曾经以一种激烈的言辞鼓吹现代白话：“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拘于发挥孔门学说，乃道教妖言故。此种文字，断断不能试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翻在这里，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被看作是文明、发展、自强与陈旧、自封、亡国的对立。“文白之争”演变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命运争夺之战。文言与白话的矛盾被处理为新旧意识形态或新旧文化的矛盾。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张力因此紧张突兀。显然，论争的结果——文言文的舍弃，白话文的确立，这两个过程都是在一种急促的社会功利的要求中进行的。
五四运动打倒文言文，使言文合一，书面语成为唤醒民众的工具，使中国从此进入现代社会，的确功不可没。这是因为传统文化发育得过于成熟，当时已经成为阻碍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继续前进的障碍。但是，传统文化被打倒之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是将传统永远地打倒，还是应该在前行的道路上拾回古典的魅力?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载体的文言，自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之一。2004年《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发起的“我们该给文言什么待遇”的讨论，出其不意地引发了新一轮的“文白之争”。与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不同，这场争论并非新旧势力之间对历史话语权的争夺，而是语文教育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基础教育领域中文言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展开的'论争。然而，这场新世纪的“文白之争”，恰逢人文思想大放异彩，遭遇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巨大冲击，在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矫枉过正的反思的基础上，人们又大肆渲染文言文的价值。“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废除文言”，我们可能“废掉中华文化灯塔”，废掉几代人“文化根基”，同时废掉“白话的根基”……如此种种痛定思痛的肺腑之言，仿佛文言负载的传统文化回光返照了，炫得人们看不清它的本来面目。人们醉心于挖掘，赋予文言所不曾有的又不堪重负的多重功能。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眷古情结”，很多人把文言奉为至宝，称其为现代人道德迷失的一根“救命稻草”。甚至还有人借助文言文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品质和创新能力，这就如同一个根本不会游泳的人，却设法大力培养他水上花样舞蹈的能力。至于一致公认的“学习文言是为了继承文化遗产”，在实际的教学中，“文化遗产”也被断章取义地理解为文言这种语言形式所承载的内容，把文言这种语言形式当成一种障碍，去关注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这种教学肆意削弱甚至破坏语言文字的美，让学生望而生畏。
二、走向融合：“文白之争”的发展趋势
五四时期视文言为古代腐朽文化的代言，中小学应该少学甚至不学文言；新世纪前后称文言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文言的比例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对“文言”态度的这种转变，有多少是真正出于对语言本体意义上的尊重呢？反观历史，我们总是对语言有着过多地利用和改造。五四时期，站在文言的对立面，将语言视为社会变革的工具，未免太过功利化和简单化了；新世纪初，语言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渐渐凸显，然而，人们又赋予文言太多太重的责任和担当，尊重不是要将其奉若神明，而是要尊重语言规律，珍视凝结于文字中的智慧精华。从文言到白话，我们能看到文化的变迁，但是在文化的变迁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稳重的保守力量同其变端保持平衡，以为秩序。否则变化即是毁灭。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传播思想文化的载道工具，其本身也可成为一种艺术形象。厚重的功利价值的驱动，实用的工具理性的思维，使我们迷失了方向，看不到文言和白话作为一种语言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本体意义上的价值，我们竟然无视文言文最大的、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便是文言这种语言形式本身。古今汉语的精神与特点是一脉相承的，文言与白话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形式，如果说文言文承载着满脑子的封建之“道”，白话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倘若思想照旧，便依然是换牌不换货”。我们不能简单地从载道的功能对文言与白话作出宣判。坚持文与白，或许只是一种形式的坚持吧！只要是好的作品，其中包裹的感情都是一样的。不论文白，感动我们的都是涵藏在文字下那份细腻却又深厚的感情；不分文白，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情至性都能叩击我们的心灵。五四时期站在文言的对立面，宣称文言是一种无用的死了的语言，建国初期语言又成为整齐划一的政治工具，新世纪语言遭遇肆意肢解，成为考试的工具、教化的工具。这些现象，反映出我们对语言有着过多的利用和改造，而缺少应有的尊重和耐心，特别是对文言施用了太多的“暴力”。在思想意识和文化形态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将语言从工具性认识的局限中解脱出来，结束其被强加的“英雄救美”的历史使命，回归它所固有的审美本质上来。卸下重负，才能行得更远；回归本性，方能立得更稳。
其实，语言的发展是川流不息的河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能会有回流，也可能会出现湍流，在此进程中，语言本身也将获得巨大的能量。过去，我们在文言与白话汇流而成的“母语之河”中人为地筑起一道堤坝，试图“抽刀断水”，一分为二，致使“一江活水变成两潭死水”。我们承认文言与白话有新与旧的对立，但并不“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互激活，共同浇铸富有民族精神的现代汉语，使多情美丽的中文源远流长。“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以存在论的视角，得以窥见文言本体论上的文化内涵，我们将会看到“文白相融，和谐共生”的汉语言的发展趋势，文白之间一些无谓的争论也将不复存在，针锋相对的辩论将变为平等开放的对话。
三、寻求平衡：文言文教学的价值重构
从“文白之争”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文白之间的每一次论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言文的教学。讨论主要集中在“要不要学？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等几个问题上。其中“为什么学？”即文言文的教学价值观决定着学习的内容和教学的方法。随着每次争论的推进，文言文的教学价值观也几经改变。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是工具功能——实用价值；二是认识功能——文化价值；三是陶冶功能——教育价值。“工具论”一说已经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这里我们不再赘述。至于后两种其实概括了文言所承载的两方面的内容：文化的、思想的，也就是文言文教学所要继承的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表面上似乎看到了文言的超功利性价值，光大了文言文教学的人文性价值。从理论上，我想这两种观点会得到普遍认同。但从实践中看，有一个问题必须得到很好的回答，才能让教师和学生饶有兴味地去教和学文言文，否则，就很难改变当前文言文教学味同嚼蜡的现状。问题就是：如果文言文教学是为了让学生继承文化遗产，为什么不把文言文变成白话文去教学生？把文言文变成白话文，这样继承文化遗产不就更直接更方便了吗？何必用文言徒增阅读的障碍？如作肯定回答，其结果便是取消文言文教学。这是我们都不愿看到的状况。如作否定回答，文言文不可以变成白话文来教学生，那又为什么不能呢？较好的回答可能是：文言文若变成白话文，那文言文所具有的特质就会丢失殆尽。倘若我们继续追问：那么文言文不同于白话的特质是什么呢？恐怕不是看其所载的是什么“道”吧？看来，我们必须给文言文教学一个本体性的定位。
前面我们谈到，文言文最大的、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便是文言这种语言形式本身。张中行也指出：“文言和白话，实物是古已有之，名称却是近几十年才流行的。两个名称相互依存，互为对立面：因为提倡照口语写，所以以传统为对立面，并称作文言；因为一贯用脱离口语的书面语写，所以以革新为对立面，并称作白话。”这表明，文言通过汉字的识别来生成意义，并由此呈现汉语形象的审美特色；白话文则立足于一种汉语的口语化诉求，注重流畅通俗的功能。文言与白话，各具其美，不可偏废。美国著名美学家爱德华·希洛说过“年代久远，常常使寻常的事也具有一种美”，何况文言，这永存于“时间隧道”的文学瑰宝。文言与白话在今天依旧有不同的审美价值，分别构成汉语形象审美的重要资源。过去，语言本体性的审美功能往往被我们忽视了，而其社会政治教化的整合作用则被强调和突出，在如何对待“文言文教学”的问题上也偏离了方向。我们应该回归原点，给文言文教学的价值一个本体性的定位。我们认为，文言文教学的价值也在于文言这种语言形式本身，通过文言文的教学，感受文言这种语言的美学价值，实现民族语言的优化。
文言文教学与现代文教学一样，同样肩负着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任务。要引导学生关注文言文本身，而不是翻译之后的白话，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关注文言这种语言所承载内容的文言文教学，其出发点还是把文言看成是死的语言，是语言的标本，割断了语言发展的历史，无视文言文的语言魅力。反映在教学方法上就是“串讲法”，翻译自然成了第一要务。朱光潜在《诗论》中举过一个例子：把《诗经》中的四句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译成白话，则为：“从前我走的时候，杨柳还在春风中摇曳，现在我回来，天已经在下大雪了。”如果文言文都作这样的翻译，“则情致不知去向了”。把文字当成一种需要跨越的障碍，去关注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的教学，是对文意和语言效果的削弱甚至破坏。在学生眼里，文言文“面目可憎”，只能让学生“望而生畏”，而希望达到继承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目的也不可能实现。当然，强调文言文教学在于优化民族语言，并不是说文言文教学不要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恰恰相反，我们是要熏陶得更切实，更有效果。语言的形式和内容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不可分割。言语形式和言语内容只有同时依附于学生的心理结构，文言文所传达的文化内涵、精神境界才能被学生认同。
为实现民族语言优化的文言文教学，关注文言文本身的美学意蕴，“得意而不忘言”，并且在得意和得言之间，得言是第一位的。如何得言呢？现今的文言文教学，一是串讲法；二是鉴赏法。两种教法，都没抓住根本。叶圣陶先生在总结传统语文教学经验时，特别肯定传统语文教学中重视教学生读，教学生反复读，教学生广泛读的做法。可见，“读”乃是文言文教学的“根本”。文言文教学不但要抓住“读”这个根本，还要采用恰当的读的方法。清代桐城派的代表作家姚鼐揭示的“因声求气”说值得我们借鉴。“声”，指读者的有声接受；“气”，则指作者的旨趣和作品的神韵。“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是文章的外在形式，亦即朗读的节奏、音调，它是依附于“气”这个内容而存在的，故而“因声”则可“求气”。就是说，要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潜心涵泳，认知文字，感受音律，体会词语，疏通文脉，捕获作品的艺术形象，明悟作品的思想感情，领略作品的韵味意境，体味作品的语言艺术，通达作品的奥妙之处，化古人的神气为自己的神气。中小学阶段是人一生中记忆的黄金时期，也是人一生中学习语言、积淀语感的最佳时期。我们要给他们提供一切优秀、典范的语言材料，让学生去读，读出美丽，读出感动，从语言出形象，从语言生智慧，从语言达人性。浪花会淘尽英雄，时代会淘洗文字。真正的英雄至今仍向世人说话，而千古佳作会在历史中继续发光。让政策的归政策，文学的归文学，让文学（不管是白话的，还是文言的）充分发挥其美感，来陶冶一个人身而为人的本性，擦拭人心的灵明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