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醉翁亭记》中的“景”和“情”
在平日的学习中，我们最不陌生的就是文言文了吧？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还记得以前背过的文言文都有哪些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赏析《醉翁亭记》中的“景”和“情”，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赏析《醉翁亭记》中的“景”和“情”
《醉翁亭记》，写得情景交融，韵味隽永。含英咀华，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要想理解文中表达的感情，当先了解作者写作时的心境。本文写于欧阳修贬官滁州的第二年(1046)。当时，为了使北宋王朝摆脱“四夷不服，中国不尊”，“财匮兵骄，法制不一”(《本论》上)的困境，以范仲淹为首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力图改革朝政，但“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籍籍，以为难行……由是毁谤寝盛”(《宋史纪事本末》)，赞成“新政”的人相继罢官。为此，欧阳修慨然上疏，为范仲淹等人辨诬、遭到反对派的忌恨和构陷，于庆历五年(1045)被贬知滁州。如一般士大夫一样，仕途的失意，政治上的挫折，也引起了作者寄情山水、诗酒自娱的抑郁情绪。但自诩为“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记旧本韩文后》)的欧阳修，又不同于一般的士大夫，虽遭贬谪，而不愿“戚戚怨嗟”，将“穷愁形于文字”(《与尹师鲁书》)，仍能泰然处之，与民同乐。这本是矛盾的心情，在欧阳修身上却显得很自然统一。而且，在作者看来，当时的滁州“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好一派太平景象，因而“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丰乐亭记》)，心境自然更为愉悦安适。
这种心境，为《醉翁亭记》的抒情奠定了基调，并被表现得十分率真和鲜明。
而抑郁的一面，在文中比较隐蔽，但还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如作者写此文时，年仅四十，却说什么“苍颜白发”，并自号“醉翁”，显然是旷达自放、排遣愤懑的表白。这在《题滁州醉翁亭》诗中就说得较明白，所谓“四十年末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言”，不是等于说要以醉忘忧吗?文中所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是这种优游自乐，借以谴怀的表白。抒写这种抑郁的消极情绪，在古典诗文中，是屡见不鲜的。
本文的特点不在于此，而在于作者能以明朗的笔触，抒写畅达欢快的胸怀，一扫“戚戚怨嗟”的情调。文中以一乐字贯穿始终，先写山水之乐，继而扩展到滁州民生之乐，最后落到太守的与民同乐。这一抒写，使作者的襟怀逐步敞开，感情随之深化，而于篇末以“与民同乐”揭出题旨，使全文的抒情超越了个人得失荣辱的狭小天地，有了较为广阔的积极意义。
至于当时的滁民是否真如此生活安适、无所忧虑，可以姑且不论，至少作者是要与民同乐，并认为这是一种理想境界而加以抒写的。要求与民同乐，这起码是一种关心民瘼，向往岁丰民足的高尚情操和善良愿望。因而文中抒发这样的感情，比一味叹老嗟悲的“戚戚之文”，还是要高一筹的。不过作者又把这种滁民之乐归结为北宋王朝“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丰乐亨记》)的功德，加以颂扬，不能不说是作者思想上局限性的表现。
如上所述，《醉翁亭记》中抒发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恐怕也不宜过高评价，但本文从问世以来，却颇有洛阳纸贵之势，据《滁州志》载，“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所以能引起如此强烈反响的原因何怕应归功于它高超的艺术和独特的很欣赏梅圣俞“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之意见于言外”两句话，把它载入了《六一诗话》。应该说《醉翁亭记》，就达到了这种境界。综观全文，“亭”、“乐”二字，实属“文眼”。通篇绕“亭”写景，从“乐”见情，而且环环相扣，徐徐展开，二者珠联璧合，浑然一体。开首，由山峰而林泉，由林泉而出亭，写尽滁州山壑林泉之美。其实滁之山水未必如作者所言，清人何绍基曾嘲之曰：“如何陵谷多迁变，今日环滁竟少山!”殊不知这正是为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而作的带有夸饰性的美文。接着又由亭之命名，自然过渡到抒发胸肊，点出“山水之乐”得心寓酒，便“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了。继而宕开笔锋，扩大到亭外之景。日出开林霏，云归暗岩岫，写出了早晚间山林色调的变化;野花芬芳，是春的特征;佳木繁阴，为夏所独有;风霜高洁，状出秋色;水落石出，写尽冬景：这就道出了山水之乐的无穷。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朝朝暮暮，滁之山水，皆可供作者游观谴怀，怎能不是一种赏心乐事呢?
在写足“山水之乐”以后，作者视野和胸怀更加开阔，以“至于”一转，又为我们勾勒一幅风俗画。且看，“负者歌于途”，似无劳苦;“行者休于树”，何等恬适;再兼之前呼后应，伛偻提携，熙来攮往，络绎于途的情景，简直构成了一幅民生熙洽图，生动描绘出岁丰民乐的太平景象。这就为下文写太守的宴乐提供了背景;使文章极自然地过渡到写亭中的宴乐。这里用了寓情于景的手法，在写鱼肥酒冽，投壶奕棋，众宾起坐喧哗，太守颓然其间等景象中，突出了宾主间融洽和乐的气氛，于是太守与民同乐的思想感情就溢于言表了。
又因，有了这段亭中宴乐的形象描绘为基础，下文在写“夕阳在山，人影散乱”，人们极乐而归时，点出人从太守游而乐、太守乐民之乐的题旨，就犹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样，那么顺理成章，毫不突兀。
全文的“情”和“景”，都写定得从容自然，景给情以血肉，情给景以灵魂，二者水乳交融，浑成一体，不能不让人佩服作者艺术功力之深。
苏洵有几句对欧文的评论：“执事(指欧阳修)之文，纾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上欧阳内翰书》)这段话确能说明欧阳修记事抒情散文的风格特色，对我们理解《醉翁亭记》是很有启发的。
至于全文迭用二十一个“也”字，不只手法别开生面，也有助于表达委婉的感情;而骈散兼用，更增强了文章的音乐美。
原文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白话译文
滁州城的四面都是山。它西南方向的山峦，树林和山谷尤其优美，远远看去树木茂盛、幽深秀丽的，是琅琊山啊。沿着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地听到潺潺的水声，（又看到股水流）从两个山间飞淌下来的，是酿泉啊。山势回环，道路弯转，有一个亭子四角翘起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高踞于泉水之上的，是醉翁亭啊。造亭的人是谁？是山里的和尚智仙啊。给它起名的是谁？是太守用自己的别号称它的。太守和宾客来这里饮酒，喝得少也总是醉，而年龄又最大，所以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醉翁”。醉翁的心意不在酒上，而在山光水色中啊。游赏山水的乐趣，有感于心而寄托在酒上罢了。
要说那太阳出来而林间的雾气散了，烟云聚拢而山谷洞穴昏暗了，这明暗交替变化的景象，就是山中的早晨和晚上。野花开放而散发出幽微的香气，美丽的树木枝繁叶茂而一片浓荫，秋风浩浩，天气晴好，霜露洁白，水流减少，石头裸露，这是山中的四季景色。早晨上山，傍晚返回，四季的景色不同，而那快乐也是无穷无尽的。
至于背着东西的`人在路上歌唱，走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呼喊，后面的应答，老人弯着腰，小孩由大人抱着领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是滁州人们的出游啊。到溪边来钓鱼，溪水深鱼儿肥；用泉水来酿酒，泉水甜酒水清，山上野味菜蔬，杂七杂八摆放在面前的，这是太守的酒宴啊。酒宴上的乐趣，没有管弦乐器（助兴），投壶的投中了，下棋的下赢了，酒杯和酒筹杂乱，起来坐下大声喧哗，是众位宾客快乐的样子。脸色苍老，头发花白，醉醺醺地坐在人群中间，这是太守喝醉了。
不久夕阳落到西山上，人的影子散乱一地，是太守回去，宾客跟从啊。树林茂密荫蔽，上下一片叫声，是游人走后鸟儿在欢唱啊。然而鸟儿（只）知道山林的乐趣，却不知道游人的乐趣；游人知道跟着太守游玩的乐趣，却不知道太守以他们的快乐为快乐啊。醉了能和他们一起快乐，酒醒后能写文章记述这事的，是太守啊。太守是谁？就是庐陵人欧阳修啊。
创作背景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欧阳修是从庆历五年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前曾任太常丞知谏院、右正言知制诰、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等职。被贬官的原因是由于他一向支持韩琦、范仲淹、富弼、吕夷简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反对保守的夏竦之流。韩范诸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贬官，到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外甥女张氏犯罪，事情与之有牵连的罪名，落去朝职，贬放滁州。
欧阳修在滁州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年丰物阜，而且又有一片令人陶醉的山水，这是使欧阳修感到无比快慰的。但是当时整个的北宋王朝，虽然政治开明、风调雨顺，但却不思进取、沉溺于现状，一些有志改革图强的人纷纷受到打击，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积弊不能消除，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忧虑和痛苦。这是他写作《醉翁亭记》时的心情，悲伤又有一份欢喜。这两方面是糅合一起、表现在他的作品里的。
作者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政治上曾支持过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张，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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