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九龄之文章了解其“大手笔”
张九龄是开元名相是张说政治与文化事业的继承人又是一代直臣和著名诗人，称张九龄为“大手笔”是什么原因?
现存文献中直接称张九龄为“大手笔”的记载较少，唐代文学史中关于张九龄的“大手笔”之称也仅以“其文、赋有一定成就，是继燕、许二公之后的朝廷大手笔”而一语带过。学界历来认为张说之文胜于诗，张九龄之诗胜于文，对张九龄文质兼胜的诗歌研究居多，对其文关注较少。但是，纵观张九龄的文章，不难发现其承继了张说的范式风格，也极具“大手笔”风范。本文拟梳理张九龄之文在内容题材、创作风格、艺术魅力等方面的特征，阐明张九龄是继张说之后，在初唐渐盛时期引领盛唐气象的“大手笔”。
一
“大手笔”之称最早见于《晋书・王欢传》，经历代延伸发展，其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指文章体式，可分为朝廷诏令、碑志以及“记功称伐”的碑文。无论是发布政令还是记功传德，“大手笔”因要施之于庙堂，须文辞稳健;又因题材意义重大，立意高远，境界相应雄浑开阔。其二指工于辞令，长于朝廷文诰的专职撰写者。其三还可指文章作者的才华雄厚，文笔雍容雄阔。
张九龄撰写的“大手笔”文章主要是指视野宏阔、笃实切要、上书言政的敕文、状表、碑志、祭文等。其各类文章现存261篇，其中应制公文213篇，其他散文48篇。作为“大手笔”，其倡导文质并重的理论主张，文章构思精密、剪裁得当，以浑融自然、雄壮宏丽、深湛博大的风格反映开元盛世的恢宏气象。纪昀评论日：“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许诸人下……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玄宗曾赞曰：“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可见张九龄之文深厚的艺术功力及深远的影响。
敕书是皇帝用以谕勉公卿、警策众臣的诏书，涉及内容都为朝廷政事，对于实际撰制者来说，便是代拟王言。因此撰写者除具备出色的文笔外，还要有充分领会旨意、熟知治国方略的本领。《曲江集》中敕书数量最多，涉及内容最广“颂”、“赞”文章数量较少，张九龄的公文可以说多为发布王言。作为一代文宗，在“代拟王言”的撰制上，已形成简练劲健、收放自如的'风格。《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一文长达八百字，词句精当，对毗伽可汗提出严正警告：“我国守信如天，终不欺物。谓天无信，物自无知”，(本文所引章句皆出自董诰著《全唐文》中华书局1982年版)使人感受到理气充直、义正辞严的冲击力。《敕吐蕃赞普书(四)》一文，思维缜密、文辞畅达、笔锋犀利，申明朝廷意图张弛有度、恩威并举。
另外，《敕处分十道朝集使》之一中曰“善必知主，恶亦有由”;《敕新罗王金兴光书》中曰“君子为邦，动必由礼”;《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中曰“时不可火，兵贵从权”等，这些语句劲健精炼、宛若珠玑，读来气势磅礴，铿锵有力，极具感染力。除此之外，张九龄撰写的内容丰实、极具思想的敕书，可使学界在《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之外，更翔实地了解到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进程及影响，从文史价值上来看，也可称“大手笔”。
张九龄参与国事谋议决策，撰写了许多言事议政的章疏状表和严谨细密的策书，不仅内容广泛，且在指陈时弊、筹划大计等方面常不避利害而勇陈先见之明。“《进金鉴录表》和《金鉴录》本文，以朴素的语言，讲寻常的道理;用骈散兼行的文体，借古鉴今的经验教训，娓娓谆淳，显示出政治家的卓识和风度。”《上姚令公书》、《上封事书》、《论教皇太子状》等，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见解深刻，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曲江集》中收集碑志和祭文近三十篇。就祭文而言，有公祭的《祭洪州城隍神文》和《祭舜庙文》;有代撰的《为王司马祭妻父文》、《为吏部侍郎祭故人文》、《为王司马祭甄都督文》等;也有发自内心的哀悼，如《祭张燕公文》、《祭故李常侍文》和《追赠祭文》等。以《祭洪州城隍神文》为例：张九龄任洪州刺史时，当地遭遇洪灾，在《祭洪州城隍神文》中云：“谷者，人之所以为命。人者，神之所以为祀。祀可不以为利，义不可不福。阖境山川，能致云雨。”其忠于职守、为民祈福之情溢于言表。《为王司马祭妻父文》叙述了王司马岳丈生前所遭受的盛衰之变，并从王司马的遭遇中引出伤感之辞，蕴含同情理解之情，失意人悼不幸人，倍显其哀，由此也体现了张九龄洞明世态、善解人意的特质。
张九龄所撰写的序文涉及内容广泛，文学色彩最浓。《岁除陪王司马登薛公逍遥台序》是一篇触景生情、借古喻今之作。先引出所登临地点，再展开遥想，失意人薛道衡当年登临此地的情形呈现，最后写今日登临的王司马不遇于时的种种情怀：“湘水遗风，怀屈原而可作。况登高能赋，得无述焉?”。紧扣题旨加以生发，叙议结合，描写生动，并能“以个人性灵入文词中”。《陪王司马宴王少府东阁序》写官场失意之人宴饮于王少府东阁的情形，以理性分析及历史比照，劝解众人要效法圣贤养和以待时的处世之道。如此沉稳持重、淡然远视的手笔，是其文赢得“大雅之遗”赞誉的原因之一。
《景龙观山亭集送密县高赞府序》、《送幽州王长史赴军序》等赠送宴集等序文也都体现了“随事以序其实”的特点，紧扣题旨加以生发，描写生动，并能“以个人性灵入文词中，遂开韩柳古文风气之先”。《狮子赞序》、《鹰鹘图赞序》是歌颂孤高独立的猛禽猛兽形象的赞序，从客观事物中提炼本质予以概括评价，且能不拘泥一事一物，凡古今中外的典章文物皆可为文，文笔宏博典雅。
二
张九龄的“大手笔”不仅体现在撰制了数量众多的实用性文章，最重要的是所呈现的格调恢弘、典雅富赡的风格，庄重整饬、骈散交融的文法技巧以及情真意切、据实而发的感情色彩等，展现其艺术魅力，传达格调雄浑、清新刚健的气息，为其赢得“大手笔”之美誉。
张九龄之文沿袭张说，“运散体之气于骈体之中”，将散文素简流畅、浑融自然的语言与骈文精巧的对偶所致的华丽文采相结合，以错落有致之语撰写气韵畅达之文，很少用典，尽去浮词，不以文害意，推动唐文的健康发展。 《韦司马别业集序》中云：“背原面川，前峙太一;清渠修竹，左并宜春;山霭下连，溪气中绝;此皆节公之有也。”以简洁朴素之语言寻常之事，骈散结合，娓娓道来。《上姚令公书》中曰：“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无知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理直情真，骈散结合，一气呵成。《荔枝赋》摹写荔枝形状和果实之丰美，遣词精美，蕴含深意。其序以荔枝喻人，指出对人才之认识如识荔枝之品性，须切入了解才是。用词工整，骈散并行，读来气畅韵达且平实自然。
张九龄之文如同其诗歌，“情真”为可贵之处。《曲江集》收录的《敕金城公主书》凡三篇，虽是奉敕之作，却流淌着真挚情感。金城公主原是雍王之女，以中宗养女身分许嫁吐蕃赞普，旨在修好唐番关系，在吐蕃生活了整三十年，张九龄受命写信慰问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但敕书在恳切的牵念中道出对公主的勉励与期望，很少程式化的官方语言，如同充满关爱之情的家书，语言平易畅达，风格朴素真挚，亲切感人。
从张九龄的状表中也可见识其刚直不阿、坦诚磊落的性格特质。《荆州谢上表》为张九龄被贬荆州后向玄宗呈递的一道谢恩表文，抒写对玄宗的满腔忠忱与无辜被贬的悲愤：“人有痛者，必呼于父母。臣今孤苦，不乞哀于圣君，岂蒙恶声遂衔冤以没代?”披肝沥胆，大胆申辩因“周子谅事件”牵连被贬的冤屈，坦陈自己磊落处世却遭小人乘隙诋毁的境遇，名为谢恩，实为申诉，是历代朝士谢恩状表中最见情性的一篇。《请诛安禄山疏》、《劾牛仙客疏》的文字简畅、语气斩绝、态度鲜明，表现其率真坦荡、直言敢谏的性格。
《曲江集》中的祭文和序记都写得情致感人，如《祭张燕公》《祭故李常侍》等。张说是九龄得以升迁发展的最重要的提携者，张说的逝世令其悲恸无比，《祭张燕公文》就是一曲情发于中、感人至深的挽歌。在祭文中，把对恩公的感激景仰之情及无尽悲恸化作绵绵哀思：“人亡令则，国失良相。学坠司南，文殒宗匠。惟国华之见夺，何天道之弗谅?”文辞精辟，哀恸之情呼之欲出。祭文书就不久，九龄又为其撰制了墓志铭并序，开始以朝廷讣告的形式，将一代文宗张说逝世的消息沉痛地告之国人，文笔庄重肃穆，接着交待举国齐哀，再详述其才气个性、不平凡的一生，突出张说对盛世文明的贡献及提高文儒地位的历史功绩。
张九龄最有见解及特色的是其上书论政的文字，在这类文章中，不再炫辞耀藻，而是针对现实直抒胸臆，是对张说文风的一种继承。《上封事书》是讲县令刺史任命问题的，刺史县令是民生之本，却多非其任，徒有其名，朝廷选官劳民伤财，揭露当时的弊政，此书言辞恳切、全无虚饰、指陈时弊，表达了深沉的政治远虑。
综上所述，张九龄的“大手笔”不仅体现在撰制了数量众多的实用性文章，而且笔力恢弘、意高气盛，昭显盛世蓬勃气象;庄重凝练、骈散交融，开启清拔宏丽文风;情真意达、据实而发，融会文思兼重理论，以“大手笔”影响着盛唐文学家的写作风格及技巧，成为后世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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