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鸟说》人生

杂文 时间:2015-05-18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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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史上至少有两篇《鸟说》,一为宋代苏轼所写,一为清代戴名世所作。将这两篇《鸟说》放在一起看,颇为惊奇的是作者的生命旅程几乎与“鸟文”对应,说不清这算巧合还是语。

  苏轼的《鸟说》记叙的是作者一家人善待庭院中的鸟雀,鸟雀能与人和谐共处之事,并借野老之口指出:“鸟雀巢去人太远,则其子有蛇、鼠、狐狸、、鸢之忧,人既不杀,则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观之,异时鸟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甚为于蛇、鼠之类也。”。苏轼的一生被一贬再贬,最后被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州,也可算作其巢去人远矣。所以慨叹:“‘苛政猛于虎’,信哉!”他晚年对自己一生作了这样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州。那些不断将其放逐的人“猛于虎”,确实甚于蛇、鼠之类也。

  而戴名世所写《鸟说》,直追晋唐,可与韩愈的《马说》并肩。其感叹人世之艰、生存不易,可谓深刻而富有哲理。这样的文字确非一般鸦鸦乌的文字可比,可惜知之者不多。这篇《鸟说》,几乎就是戴名世本人的人生写照,将此文与其人的结局联系起来看,不由人为之掩卷三叹。

  戴名世的《鸟说》的大意是,两只不知名的小鸟将巢筑于低矮的桂树上,当幼鸟尚未长成之际,巢坠于地,鸟为僮奴取去,作者为此感叹:此鸟羽毛洁而音鸣好,何以不知在深山或茂林筑巢?其结果是托身非所,见辱于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

  无论此文是寓言或写实,都表明作者认识到切不可托身非所,世路难行之理了然于心。然而,人生的吊诡之处恰在于此,即使了然于心也于事无补。戴名世的结局与其笔下之鸟一样,巢坠于地,被斩于菜市口。人生有如此认识,结局却如此之痛,可谓悲哉!

  戴名世作为桐城派文学家之一,年轻时所作时文为天下所传。曾入京师国子监。不能不说戴名世这个巢筑得并不差。然而他可能真以为世路甚宽,却不想“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一文苑一)。

  一个人嘴上狂一狂大约问题还不大,一旦落笔为文,依然狂而不,麻烦难免就会找上门来。而戴名世恰恰著有《南山集》,对南明诸君王寄以同情,并书南明永历帝年号。左都御史赵申乔便在皇上面前狠狠参了他一本,认为戴名世“为书狂悖”。那个很不自信的康熙因此将戴名世处决于菜市口,这就是文字狱中的“南山案”(此案也涉及到方苞等人)。大约雍正也觉得此案有点冤,曾对方苞说过:“先帝执法,朕原情。汝老学,当知此义。”(《清史稿》列传七十七)然而人头落地终究不能缝接。今天只能用戴名世在《鸟说》中的感叹复为感叹: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

  后人认为戴名世的文章“如太空之浮云,变化无迹;又如飞仙御风,莫窥行止。谓其可直追庄周、李白、司马子长……”读罢《鸟说》,不能不承认此话有几分道理。如此才人,得此结局,惜哉!只是进一步想想也不奇怪,在这样的老大帝国,权力高度集中,围绕这样的权力自然会派生出各式各样的小人,即使将巢筑于深山或茂林,也未必就能安然无恙,躲进深山的介子推不是也被活活烧死了吗?

  两篇《鸟说》,角度不一,旨趣相通。而言之,苏文强调鸟雀离人远则有天敌,戴文强调鸟雀离人近则有人祸。这也是专制条件下国人的生存状态。这世界有不完美的民主制度,但绝没有完美的专制制度。没有一个基本良好的社会制度,世路对谁都不会宽,至少大家都会感觉活得很累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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