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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笔随心欲

余光中 时间:2017-05-16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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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文坛上,在大陆最广为人知、并为各界欣赏的作家大约只有余光中了。

  余先生自谓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第三只手写评论,翻译则是左右手挥洒之间、写作之余的别业。

  不论是正业,还是别业,对于文学创作的薪传,余光中的坚贞一向是“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

余光中:笔随心欲

  当年读《乡愁》时,文字里感受到的余先生是位心系祖国的游子,是眷恋母亲的儿子;有着激情四溢、饱满结实的身躯。但见到余先生,才发觉他精瘦如纯粹精魄一缕。但是,仍无改印象里诗文中那才学轩昂、怀抱古今中西的余光中;其实,他无须增肥,就像赘字在好诗里的无地自容。

  直白的乡愁

  脍炙人口的名篇《乡愁》就像是余先生最直白的名片,每每采访都会把《乡愁》拎起,竟谈了30 几年,余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写《乡愁》很长时间了,我来回大陆三四十次,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写‘乡愁’,哪里还愁呢?来大陆越来越频繁,我更愿意进行纪实创作,将乡愁转一个弯。”

  余先生曾借著名诗人雪莱的经历说:“诗名太著,光芒掩盖了论文与译名。”其实,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余先生自己。余先生师承梁实秋,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至今难有人望其项背,而余作为梁的得意门生,在翻译上亦是成就斐然,奈何他的诗名太盛矣。

  说到中国这二字在他的心目中是怎样的概念时,余先生回答说:“我心目中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是古人到现在的中国,是从边疆一直到中原的中国,包括海岛,也是各民族合在一起的一个中国。所以我的感性里面的想象,中国或者中华文化是一个奇大无比的圆,圆周无处可寻,圆心无所不在,这个半径是什么,半径就是中文。我希望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个半径拉得更长一点,这个圆就可以画得更大。”

  聊起他对两岸和香港以及欧洲的感情,他坦言道:“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如果我是女人的话,我就会说是父亲,这里面有一种奇妙的情愫在里面。我是在南京出生的,25 岁的时候离开了中国,这时中文基础已经相当牢固了,如果我是十二三岁离开的话,我想我对中文的感情,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我在香港待了10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时候,有足够的时间来写我的散文和诗歌。假期里还跟太太欧洲诸国驾车自助游,开累了,她就把左脚伸过来,踩油门。母亲自然是永远不会变的,妻子一直在我身边,当然也不会变了。”

  与永恒拔河

  与余光中同时代的不少诗人已经沉寂,可是余光中手中那支用了一辈子的笔依然神奇。他说,自己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让诗能与永恒拔河,让自己在文字中老得漂亮。

  问及余先生认为自己是诗人为先,还是散文、翻译为先时,余先生如是说: “我是先进行诗歌写作,但是我翻译过很多著作,在这个过程中,诗歌散文的创作影响我的翻译,而翻译也反过来影响我的创作。”

  余先生还致力于传统艺术的现代普及,和白先勇一样不遗余力,特别是近年在力推《桃花扇》。“所谓的附庸风雅,没有风雅也附庸不了啊,附庸风雅好啊,如果变成附庸野蛮就惨了!”余先生说这句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喜欢传统艺术,他说自己到大学去做研讨会时,中途会匀出15 分钟来用苏州评弹来读自己的诗歌,竟然赢得了很多年轻大学生的喝彩。

  谈及徐志摩,余光中说,那是他最欣赏的当代中文诗人,饶有兴致地背诵起了《偶然》,并逐句分析了徐志摩将英文语法为中文所用,让诗句呈现了别样的魅力。余光中说,徐志摩用的是善性西话,不破坏中文音韵之美的高人。“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这样的句子都是受英文文法的启示,中文里,原本是没有这种表达方式的。”余光中说,中国人的耳朵经过千年平仄声调的宠惯,是全世界最敏感的,什么是好的诗文,读出来听一听就知道了,用“仄”调来表示比较重的语气,用“平”调表示温柔的语气。有幸听到其本人的中英文朗诵,英国诗人Thomas N. 的《SPRING》,和他自己的诗作《民歌》,气韵充沛,吐字清晰,丝毫不像年逾古稀之人。

  说到金庸,余光中的回答却有所保留,耐人寻味: “这个问题不要牵连我,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看过金庸的书,可是没有看完。关于金庸的小说,历来就是有争议的,有人说他是经典文学,也有人说那只是通俗小说。但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当年也只是通俗小说,但百年、千年过后,位列中文的四大名著。我只想说,什么是真正的经典,只有等时光老人来证明了。”

  语言比帝国更长久

  余先生曾自谓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第三只手写评论,翻译则是左右手挥洒之间、写作之余的别业。不论是正业,还是别业,对于文学创作的薪传,余光中的坚贞一向是“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

  在写作逐渐沦为商业活动的今天,我们的周围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消遣文学、情色文学的盛行,威胁着纯文学的空间。作为坚守着纯文学阵地已逾半个世纪的余光中,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他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

  现在的中文发展余先生秉忧重重,他说中文不仅在语言表达上受了别种语言的干扰,开始变得不纯粹;在题材上,也越来越“美国化”:“现在国际交流频繁,任何一个伟大的语系想保持Purity( 纯粹,清纯)都是不可能的,汉语在历史上因为朝代变更受过蒙古语和满族语的影响,现在被英文影响极大,很多文法采用英文的思路,显得不伦不类。”余光中还举了很多例子,包括台湾媒体报道他“被学生们建议到杜鹃花盛开的台大校园”,他说, “被动明显是个英文文法,中国人不会这么说话。”

  “《红楼梦》是中国的名著之一,为什么要加之一呢,这是英文的逻辑,却不是中文的用法。除非是这样一种情况,你对心爱的女孩说,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孩,然后旁边又来了一个更美丽的,你不得不加‘之一’。”

  “语言是比帝国更长久的东西。”他说:“曾经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现在日已落;可他们的语言却在全世界范围通用。说汉语的人有13 亿多,并且现在据说有7000 多万的老外也在学中文。

  和中文比起来,英文算是后起之秀,1066 年的英文还有着青春痘,可是同一时代,中国的北宋,已经出现了像苏轼这样的大家。自五四以后,大家越来越多地使用白话文,有人担心文言会不会从中文中消失。我觉得,文言是不会消失的,中文文言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古语都有生命力。拉丁文现在在意大利日常也不会用了,优美的古英文也只存在于一些诗歌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了,但是中文文言以成语的形式流传至今,显示了生命力。我对我的中文系研究生们说‘入此门者,莫存幸念’。”

  然而,说起全球化,余光中这样说道: “现在有这样一个趋势,在文化上,我们受美国文化商业化的影响,像以女性、殖民地、同志为题材的属于少数人的小说,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popularculture(大众文化)开始走经典化的路。”

  白以为常,文以应变

  余先生特别讲到了中文的简洁之美。他说:“我在美国讲古典文学,一首贾岛的《寻隐者不遇》短短20个字,但是20个英文单词是绝对翻译不了的。”

  余先生承认,熟练应用母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余先生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了规矩: “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俚以求真,西以求新。”针对有人说用成语是思想懒惰的表现,余先生反驳说,其实我们写作、讲话都离不开成语。“地久天长”、“千山万水”、“争先恐后”,简简单单四个字却表达出无限丰富的含义,而且平仄协调,尽显中文简洁、对仗、铿锵之美。

  只有真正认识到中文之美,并对民族的历史心存温情和景仰,才会自觉地从其中汲取无穷的养分,“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岛,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

  ……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叹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他把翻译比作是一门艺术,没有什么法典来遵循,“我自己概括出来的方法是‘白以为常,文以应变。’就是说,主要是用白话文来翻译,但必要时候,需要用一些文言来辅助表达。严复的‘信、达、雅’提出后就成了翻译界的‘紧箍’,箍得翻译的人个个头大。对于一个‘雅’的理解众说纷纭。我自己从来没有看着什么准则搞翻译,翻译得多了,一切由经验来印证。我觉得翻译家首先需要成为一个风格家,才能应付不同风格体裁的作品。”

  余光中虽然是个优秀的翻译家,有着极高的英文造诣,并多次受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但他对中文的偏爱仍溢于言表, “中文是一种有弹性的语言,她是崇尚‘美感第一,逻辑第二’的。相形之下,英文就有一些看不开了,名词到哪里都要加‘一个、一只,这个、那只’的冠词。而中文的诗歌,用最少的词表达最多的内容,这是英文的十四行诗所望尘莫及的。”

  采访结束,当笔者拿出笔请余先生题词时,他却欣然地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只水笔;他的字刚中带柔,正统清晰,字如其人。余先生笑言,作为一个文人,无论走到哪里,笔永远当是应当随身携带的;而写的每一个字也应该是由心而发,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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