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心经之治心篇文言文

时间:2024-02-26 14:36:00 美云 心经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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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心经之治心篇

  在学习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文言文了吧?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历代模仿它的作品。是不是有很多人在为文言文的理解而发愁?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曾国藩心经之治心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治心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日忿,阴恶日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日暴,柔恶日慢。

  [原典]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以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

  [注疏]

  原典大意是:古代的君子尽心竭力、修身养性的事迹,现在我们是不可能亲眼目睹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修养自身、治理小家、管理国家、平定天下,所秉承的不外乎一个“礼”字。对内而言,如果没有了礼义就没有了道德规范;对外而言,没有了礼义也就没有了内政外交。所以六卿的官制、规章制度设置齐备后,仍以《周礼》作为书名。春秋时期,那些通晓礼义、擅长辞令的士大夫们,经常可以使他人信服,从而使他所在的国家强盛。战国以后,礼的表现形式成为仪式,华美繁琐,所以遭到叔齐的讥讽。苟卿、张载以礼为指导,小心谨慎地做事,可以说是不忘本,崇尚古风却不流于世俗。

  [原典]

  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以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耶?以后每日当从“乐天知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则日有恒课,治心则纯任天命。两者兼图,终吾之身而已。

  [注疏]

  原典大意是:天下万事万物都是前世所既定的,丝毫不以人力的强弱而改变,不管如何想方设法,都不可能有所补益。所以,今后每天应在“乐天知命”这四个字上多下功夫,做事要坚持每天有固定的要求和目标,对自身的修养则要完全听任天命:,这样,两者相互结合,人的一生也就可以得以善终了。

  [原典]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药维何?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之,敬极肃肃,和极雍雍,穆穆绵绵,斯为德客,容在于外,实根于内。动静交养,睟面盎背。

  [注疏]

  原典大意是:修养心性的方法,首先应除去内心的毒害,外在的毒表现为忿怒,对内则表现为私欲;保持体魄的方法,—定要防备身体中的隐患,刚烈时是暴躁,柔弱时又表现为散漫自由;对嘴巴而言,要兼顾以下两方面:言语谨慎有度,饮食有竹制。以上所说的这几种情况,用什么药医治呢?要用礼义来积聚恭敬,用乐导致和顺。外在和刚烈的恶习,要用平和来调剂;内在和柔懦的恶习,要用敬来把持。饮食没有节制,要用敬来检讨约束;言语上的过失,用平和来加以收敛。敬达到完美后表现为肃穆,和达到完美就表现为雍容。肃敬和睦,才是有德之人的表现,雍容表现在外表,其实根源是在内心。这样动静交相调剂,内外都会得到修炼,最终才能成为君子。

  [原典]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治心之法,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旱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注疏]

  原典大意是:心神安定后,气才能安定;气安定后,精神才会安定;精神安定后,身体才会安定。修身养性的方法,依靠自身力量可以发生作用的,有两个途径:一种是以自己的意志引导气,一种是以静制动。大凡人们身体疲惫不堪,精神不振的时候,都是因为气弱,而那些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着意,志而得以增强。如果喜欢早睡的人,应该尽力早起,则一定会有所成就;如果感觉百无聊赖,那么就要静坐来凝聚气,这就是所说的用意志鼓舞士气。久病之人,气虚胆怯,经常害怕自己会因此死去,胸中充满抑郁之气,即使是做梦,也得不到片刻的安静和恬然,这样,就应该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一并抛弃。此后,必然会有一种恬静淡泊的气出现,在平静之后,士气就会自然出现,这就是所说的以静制动的方法。

  [原典]

  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离次。其在于人,言有尤,行有悔,虽圣者不免。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人;改过佰于人者,贤亦佰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终焉而已。

  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习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谏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挞,进有旌,其相率而上达也,奚御焉?习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非而面谀,戚之则依阿苟同,惮于以正伤恩,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不肖也。

  吾之友有某君者,毖余曰:“子与某相好不终,是子之失德。子盍慎诸?”又有某君毖余曰:“闻子之试于有司,则尝以私于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闻之,若不逊于吾志。徐而绎之,彼无求而进逆耳之言,诚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过,其大者视此或倍蓰,而其多或不可枚数。二子者,盖举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与为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于大戾,而僚友无出片言相质确者。而其人自视恬然,可幸无过:且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日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过而因护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滔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已!为人友而隐忍和同,长人之恶,不又谐臣媚子之亚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余故笔之于册以备观省,且示吾友能为逆心之言者。

  [注疏]

  原典大意是:贤良与不肖的区别是如何划分的呢?应该看他改正过错的勇气与怯懦的差别而已。日月都有盈缺亏食,星辰也有陨落之时。对人而言,言语有不当之处,行为有后悔之时,即使是圣人也不可避免。改正过失十倍于人的人,他的贤达也一定会是常人的十倍;改正过失百倍于人者,他的贤达也——定会是常人的百倍。越是贤明的人,越是光明磊落;越是不肖之徒,他的下场越是因为奸邪而不得善终。

  人刚一出生时,气质相差不大,逐渐把他向好的方面引导并坚持不懈,就会成为君子。如果他有了过错,那么他的朋友会当面劝谏以帮助他改正。又有的朋友,用谦恭的言语勉励他,倒退了有人鞭策,进步了有人表扬,这样的朋友相互激励,不断上进,不可阻挡。如果引导不善,就会成为小人。当他有了过错时,他的朋友就会多方替他掩饰、推卸责任。这样的朋友,与他疏远的就会心里不同意但当面奉承,与他亲密的就会曲意苟且迎合,担心因为正直而伤了感情。他们相互交往堕落,只能导致失败。这就是所说的贤明之人越来越贤明,不肖之徒越来越不肖的原因。

  我有一个朋友告诫我说:“您与某人交好却没有保持下去。是因为您的失德。您在这件事上为什么不谨慎呢?”又有一个朋友告诫说:“听说你在某次考试中,曾经因私人感情求助他人,这是很不对的。”二人的话,乍一听,不合我意。但慢慢理解,他们没有所求而对我说出逆耳良言,是因为敬重我。反过来我又白省:我的过错,其中严重的可能比这两件严重数倍,而且数量多得不可枚举,他们二人,只不过举了一两个例子,人最痛苦的是对自身的不了解。上古帝王不能推行王道教化,士大夫们相互勾结攀比,做了许多苟且之事,往往陷入罪恶的深渊,而同僚们没有人出面劝谏质疑。这是因为他自认为很超脱,又没有什么过错。惟孔子这样的大贤,犹且学习《易经》来避免错误,而这些人说没有过错,是欺骗他人呢还是欺骗自己呢?自己知道有过错而因为袒护一时的过错,尽力掩盖,等到罪恶滔天却不觉得有悔意,这就是不可以接近小人的原因。作为朋友却对他的过错隐瞒忍耐或曲意奉承,助长他人恶习,其所作所为不亚于那些专事谄媚的佞臣俳优。《书经》说:“听到心里不太接受的逆耳之言,一定要详细询问;听到逢迎的话,或者那些可以改变你的意志的话,却不必去探究其中的原由。”我特意将它们写下来以备查看反省,并且展示给能提出逆耳良言的朋友们看。

  曾国藩简介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是“晚清第一名臣”、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曾国藩原名子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升迁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和礼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前往南下主持乡试,途中其母去世,获准还乡,丁忧守制。咸丰三年(1853年)又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次年于田家镇大胜北伐的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次年奉命赴北方镇压捻军起义。同治五年(1866年)被清廷赐予一等“毅勇”侯封号,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同年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学局,重印经史典籍。同治六年(1867年),拜大学士。次年出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奉命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因对西方列强采取谋求和解的策略,次年又被调回南京原任。同治十一年(1872年)病逝。

  曾国藩善于讲“道德”说“仁义”,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变化。“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曾国藩工诗与古文。其诗宗苏轼、黄庭坚,雄峻排奡;其文宗法桐城而能扩大,变雅洁为雄肆。曾国藩还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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