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美

时间：2020-11-22 08:06:05 汪曾祺我要投稿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美

　　引导语：汪曾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下文是他的小说语言的艺术美分析材料，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美

　　作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汪曾祺可以算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汪曾祺的小说从文体上来讲与沈从文的文体风格一脉相承，结构上松散自由，语言上优美含蓄。读汪老的小说，三言两语后，你定会被他小说营造的独特“气场”所吸引。而这个气场是由他的独具个性的语言构建起来的。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并且直接与人们的感受发生特殊联系的就是文学作品的语言。如果不能理解文学作品的语言，欣赏文学作品就成了空谈。因此本文将从汪曾祺小说的音画之美，准确之美，空白之美三方面来解读他语言艺术，以下试分述之。

　　一、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音画美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传统色彩浓重，尤其在汉语的表达上。读他的小说，你几乎感觉不到他在讲故事。他的小说更像是一场闲谈，三言两语，情节自在语言的铺展中流动，典雅含蓄，清婉通脱，自有一种气定神闲的悠然从容。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之美给人直观的印象是声音和画面的结合。汉语的一个特点就是“四声”。“声之高下”和“言之长短”形成了语言的气脉流动。汪老曾在《自报家门》中谈到，“语言之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语言就像水，是不能切割的。”句与句之间贯穿始终的是语言本身所蕴含的气脉，它会跟随句子的衔接和扩展得以流动。具体来讲，“言之长短”是指长短句的搭配，汪曾祺在小说语言中常常用到。例如在《大淖记事》中，介绍大淖南岸的繁荣景象，几乎全用的长短句搭配：“小轮船漆得花花绿绿的，飘着万国旗，机器突突地响，眼瞳冒着黑烟，装帧，卸货，上客，下客，也有卖牛肉的，高粱酒，花生瓜子，芝麻灌糖的小贩幺幺喝喝，是热闹过一阵的`。”以极俭省的笔墨勾画出一幅人间烟火味十足的市井画面。而“声之高下”是指四声的高低起伏，平上去入，回环往复。所以，他竭力在小说中嵌入对仗、四字词，形成音调的灵动跌宕的美。像这样的语句：“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常如小年。”(《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典雅的文字刚好契合了收字纸的老人对文章文字的尊崇的主题。又如《徙》中描写范进式人物徐呆子背八股文：“随着文字的起承转合，步履忽快忽慢;词句抑扬顿挫，声音时高时低……一直念到两颊绯红，双眼出火，口沫横飞，声嘶气竭。”对仗和四字句的使用，恰好讽刺了人物痴迷科举的可笑又可怜的情态，可见，汪曾祺对汉语的音韵之美有着敏锐地，经验性地领悟。

　　除此之外，汪曾祺还特别重视小说的语言的画面感，汪曾祺年幼时便跟随父亲受到笔墨情趣的熏陶。而中国历来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相通的传统，因此汪曾祺认为，一篇小说，总得有些画意。他在细节描写和结构组织上下功夫，使得小说中的情景显示出中国画式的写意风格。小说《冬天》便是这样一幅写意式的水墨画：

　　……天白亮白亮的，雪花绵绵地往下飘，没有一点声息。雪的轻，积雪的软，都无可比拟……树皮好黑，乌鸦也好黑，水池子冻得像玻璃。庙也是雪，船也是雪。侉奶奶的门不开，门槛上都是雪……

　　汪曾祺几乎摒弃了一切生涩，奇崛的修辞，用最平淡的笔勾勒出一幅使人轻快的雪景。他不具体写雪落得怎样大。只是轻描淡写几句，“树皮好黑，乌鸦好黑，水池子冻得像玻璃，庙也是雪，船也是雪”，恰恰将雪的洁白绵密写得生动传神，清新淡定，含蓄动人，不显丝毫累赘。汪曾祺追求的语言的“情致”和“意味”，然后携带的是人情风物，世俗掌故，饮食起居等等。这好比一脉溪流，沿途遇到的草叶，游鱼，细石都忍不住抚摸一下，看得见的是倒影在水中的景致，触不到的是人性之岸。可见，汪曾祺充分发挥了汉语的优势和特点，在音乐和绘画上找契合文字的平衡点，这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儿”。

　　二、汪曾祺小说语言准确之美

　　俄国小说家契科夫认为，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但要真正做到“准确”并非易事。汪曾祺认为，“准确”就是要贴近人物，贴近生活。这一标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主要体现在叙事和人物描写上。在叙事上，他主张把一件事情说得有滋有味，得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神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他主要强调叙述语言和人物身份，心理等的关系。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这样设置了情节：

　　十一子微微听到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睛。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这后面一句可谓是“神来之笔”，像一支箭最终稳稳地找到靶心，准确之极。巧云对十一子的爱恋，内心焦急而伤感的情绪透过这一句话，无声而有力地传达了出来。与契科夫创作体会相同的是，汪曾祺对于语言的准确之美也要服从于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贴近人物。比如他写一个山里牧羊的孩子看到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温室，温室里冬天也结黄瓜，结西红柿：“西红柿那样红，黄瓜那样绿，好像上了颜色一样。”在这里，就只能这样表达，放羊娃不清楚温室的原理，也没有念过书。“好像上了颜色一样”“那样红”“那样绿”，这些都是放羊娃的感受。其中，“上”字用得尤为准确，它更口语化，符合放羊娃的身份，也符合放羊娃的感受，如果用语再稍微华丽一些就不真实了。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准确还表现在对人物的刻画和摹写上，但他的准确并非面面俱到，而是直击要害，抓住了人物的“精神”，就如同鲁迅写人物时讲求“画眼睛”。小说《受戒》中对小英子母女三人的刻画就是很好的范例：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是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

　　这段描写可谓准确之极，用“鸭蛋青”“棋子黑”来比喻女子眼眸漆黑深邃，而又以“定神时”和“闪动时”两种状态来描述女子眼神的清明，看似简单随意的四字短句却将女子的眼眸的神韵一一传达给读者，也在轻描淡写中刻画了一个聪明乖觉的小英子的形象，用“鸭蛋”来描述“青”，用“棋子”来描述“黑”，使与黑两种颜色更为直观，而“格铮铮”“滑滴滴”等方言用语又将地方特色和人物的身份性格重合起来，使得小说语言的表现力更强，也更为准确。

　　为加强语言的准确，汪曾祺还尽量将语言“陌生化”。他在自己的创作谈中多次推举鲁迅的“我辈正经人犯不着酱在一起”的“酱”字，“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的“剩”字。可以看出，汪曾祺更强调“寻常词语的艺术化”，使之达到“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他在阐述自己小说观点的一篇随笔中这样描写火车的灯光：“车窗蜜橘色的灯光，连续地印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快，一方快，川流不息地追赶着。”(《汪曾祺文集•语文简短》再如《昙花，鹤和鬼火》中的“鬼火”：“绿光飞得很慢，好像在幽幽地哭泣。忽然又飞快了，聚在一起，又散开了，好像又笑了，笑得那样轻。”在这里，“追赶”、“笑”和“轻”都是极为普通的词汇，但汪曾祺却使之在语境中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美。

　　因此，这种陌生化的效果衍化出的准确，既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作者的所见所闻，又的确让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传达出一种难以具象的美感。

　　三、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空白美

　　汪曾祺常说自己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故事，他使小说“散文化”，希望通过类似中国画中的“留白”来扩展语言给人的最大的想象空间。汪曾祺曾在施叔青对他的访谈里说，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知白守黑，用笔十分简约，画云不画月而月自明。为此，他完全省去了情节的叙述，或者只是把故事的一个或几个片段组合，把不必要的背景过场，甚至不美的地方一一舍去。为使语言的留白显得自然，他时常会中断故事的叙述，用中国画的画法插入风俗画，民谣，梦境等等，造成情节的淡化和缺损，最终形成空白。比如《天鹅之死》，全文时空交错，空灵自由，俨然一首散文诗;比如《幽冥钟》，没有任何情节，通篇只写气氛;又如《复仇》，复仇者来到一条路的尽头，再往前没有路了。他瞌了一会儿眼，几乎做了一个梦：“他在莲花一层一层瓣子里。他多小啊，找不到自己了。”这些插入的中断，阅读受阻，需读者集中注意力，再找一条新路走下去。而新路正是空白的境界所在。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空白常常出现在作品的结尾部分。例如《受戒》的结尾，明子和小英子躲进芦苇丛中：“芦花才吐了新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滑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野菱角开着四瓣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仔细体会，不难发现，这段充斥着独立意象的结尾并非单纯地在摹写景物，我们不妨将简单的景物铺陈理解为人物视线的转移和情绪的微妙变化。读者读到的是一片宁静祥和的美，而在句语句之间的空白，流露出的分明是明子和小英子初恋的悸动。同样，在《徙》的结尾部分，高先生已经死了好几年了，然而汪老也只用了“墓草萋萋，落照黄昏，歌声犹在，斯人邈矣”一句来话别凄凉和哀伤，剩下的――无论是对命运的无奈抑或小人物的卑微和崇高――让读者自己去想。绘画艺术的熏陶浸染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如墨一样潇洒随意，也使他的小说如中国画一般含蓄隽永。

　　总而言之，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融诗意与灵动为一体，将声音和画面结合起来，清新而不简单，深刻而不浮躁，朴实而不枯寂。透过他水一样清单简净的语言，我们能感受到他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深厚的人文关怀，他对家乡的热爱，对人性的颂扬，对传统的复归都化入这些文字。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就像一条丰沛的河，虽无大江大海的开阔浩大之势，却另有风景一片。

　　汪曾祺的小说有哪些?

　　汪曾祺(1920～1997)：现、当代作家。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1943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曾任北京剧协理事、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顾问等。

　　出版作品集30多部，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作品自选集》等。另有一些京剧剧本。《汪曾祺文集》(5卷)于1993年出版，《汪曾祺全集》(8卷)于1998年出版。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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