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他的恩师们
引导语：每位成功人士的背后，一定付出很多的汗水，但是也需要恩师的帮助，汪曾祺也不例外，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汪曾祺与他的老师们的故事吧。
“一个人的成为作家，跟小时候所受的语文教育，跟所师事的语文教员很有关系。”汪曾祺晚年在回顾自己的学习、创作历程时，如此感慨。从小到大，每个人都会遇到多位不同的语文老师，也都会接受不同的语文教育，印象愈深，往往影响愈久。
“师恩母爱，岂能忘怀。”5岁那年，汪曾祺入幼稚园。毕业于南京第一女子幼稚师范的王文英老师教他们唱歌，教他们跳舞，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刷满了爱的底色。汪曾祺因为上学时还戴着孝，更得王老师怜爱。幼儿教育往往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尽管这样的教育只有一年，也尽管这样的教育严格意义上不全是语文教育，但汪曾祺对“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却念念不忘。的确，这不只是歌谣，他后来坚持作品要给人温暖和安慰的理念，也许正是从此滥觞。56年后，已经白髭满腮的他，还乡后特地拜望王老师，在《敬呈文英老师》中写到，“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从此培栽”，这让王文英老师激动得“哭”了一个晚上。15年后，他情不自禁，又以《师恩母爱》为题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情真意切，由此可见。
“飞入芦花都不见。”这是当年一年级语文课本上的《咏雪》诗，只看前三句“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并不是诗，至多教孩童数数识字。这一句却化平凡为神奇，雪花和芦花既白且轻，漫天飞舞，融为一体，说不清是哪个从天而降，也说不清是哪个随风飘散，有一种朦朦胧胧的美。这种浑然天成的感觉，更给汪曾祺写作以感悟和启发。“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7岁，可是我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多年以后，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他的文章，往往把自己的感情、态度溶化在叙述、描写之中，隐隐约约，不特别地说出，让读者在怀想、感悟、生发中参加创作，完成创作。
“先生之泽久矣。”高北溟先生是他小学五年级至初二的国文老师。“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我才讲得好。”在规定内容外，他喜欢自己选文，系统授课，他尤其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学期内集中讲授了归有光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和《寒花葬志》等文章。归有光在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其为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更可贵的是他“对于生活富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温情”，这让汪曾祺获益匪浅。“这种温情使我从小受到深深的感染。我的小说受归有光的影响是很深的。”温情是汪曾祺先生小说的路标，他的小说常常在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中，展示这样的普通而又真切的温情。更让他难忘的是，高北溟先生“为人正直，待人诚恳，清高而从不与世俗合污，终生勤奋”的高标品格，影响了他一生的立身和为人。汪曾祺后来把这种尊敬写进小说《徙》中，小说中的高北溟先生，除了为渲染其悲怆遭遇而虚构的命运结局外，与现实生活相比，同样不得意，讲课改作文，同样的郑重其事，一丝不苟。
“江湖满地一纯儒”，这是汪曾祺纪念韦子廉先生的诗句，同样让他难忘的还有张仲陶先生。这二位是家人先后为他请的两位家教。张先生并不是语文老师，他专门讲授《项羽本纪》方法奇特，激情四溢。他讲课时不看书本，只是说说，闭着眼睛先朗朗地背诵一段，然后讲解。讲到得意处，特别是讲到司马迁对项羽成败的评价时，他霍然站起，慷慨激昂，一改轻声吟哦神态，仿佛变了一个人。朗诵完了之后，他不胜唏嘘，并不坐下，仍沉浸在激动感慨之中。这让汪曾祺觉得这段话不是司马迁写的，倒像是发自张先生本人的胸臆。他也由此初步领悟到《史记》感人的文学魅力。
韦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身材颀长，容貌清癯，平日习惯穿一件灰色长袍，气候稍凉时偶加一件黑色缎质团花布扣的背心。他让他每天写《多宝塔碑》大字一页，所教古文全是桐城派。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刘大魁的《游三游洞记》、《骡说》等，他都一一精心讲解，并指导他反复诵读，仔细揣摩，务求得其精髓。这些文章疏疏几笔，一读便知特征，再读余味无穷，生动体现了桐城派倡导的“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辨古文气体，必至严乃不杂”的创作主张。桐城派的古文风格对他文章的洗练，“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人生道路上的生死知音。”陆建华先生用这样的话来评价汪曾祺与沈从文先生的关系，真是到位。17岁这年，因日本人占领江南，汪曾祺随家人出城躲避战火，在复习准备考大学的同时，反反复复地看了《猎人手记》和《沈从文选集》。他不仅为屠格涅夫描绘的俄国农奴的悲惨生活所震惊，更为沈从文笔下湘西山民的哀乐故事所感染。“对于沈从文作品中隐隐约约流露出的忧郁，尤其感到充满美和诗意，并由此领略到人生的真谛”。这是汪曾祺第一次接触到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因为这样的美和诗意，19岁，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大二时开始选修沈从文开设的“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在沈先生的指导下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灯下》，从此走上创作之路。汪曾祺多次说，“我追随沈从文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而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另外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前一句是小说做法问题，后一句既是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对写作的态度。沈从文先生对汪曾祺的影响，是全面的，真诚的，也是深刻的。
汪曾祺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沈从文先生的为人和为文，以沈先生或其作品为名的专门回忆性文章就有13篇，其他文中涉及的更多。在这些文章中，他详细解读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萧萧》、《长河》等名作，分析了对其作品的语言、结构、环境、人物、结尾等小说创作要素;对沈从文先生的文体试验等创作教学方法和实践予以了充分肯定;对沈从文的“转业”进行了探究，劝告世人应从这种“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体会;他为沈从文长期受冷遇、被误解甚至遇到歧视、批判做辩护，甚至一反个人谦和宽容的常态，对一些评论家、文学史家，违背良心不断故意对沈从文加以歪曲和误解的行径，义愤填膺;他对沈从文先生的寂寞、爱国和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等阐释恰到好处;他推崇沈从文对青年不遗余力的帮助，钦佩他的“耐烦”和执着，认同他“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 而这些，不只是汪曾祺的反哺，更是他对沈从文先生的理解，这样的理解，说到底，还是源自沈从文先生对学生的影响。
回到当下。我们常说语文重要，不仅仅因为在今天的高考中“得语文者得天下”，更因为相较于其他科目，语文对人的影响更直接也更深远。这样的影响，当然也不仅仅指语言、文学、作文等具体的知识和技巧，更多更深的是语文教育传播的和语文老师身体力行的思想人文，转化为受教者的思维方式，成为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就像一棵树摇动一片风，一朵云凝聚一阵雨，一个灵魂唤醒众多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