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原以后，对中国古代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在佛教禅定思想的影响下，将诗作写到了极其精细的程度，在自然适意中展现了个体生命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与华彩。
自汉代以来，佛教东渐，经过长期发展，在中国独立发展出三个本土佛教宗派，即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其中以禅宗性格最为独特，对中国古代士大夫和文人思想的影响也最为深远。禅宗又称宗门，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唐朝的很多文人都与佛教姻缘密切，进而影响到其文学创作，其中尤以王维最为突出，在佛教禅定思想的影响下，他把自然景物写到了极其精细的程度，富有静默、空寂的特点，主客体合二为一，在自然适意中展现了个体生命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与华彩。笔者在研读王维诗歌作品的基础上，分析了佛教尤其是禅宗对王维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王维与佛教
王维，唐代诗坛上与李白、杜甫齐名的著名诗人，以五言诗成就最高，又因他精通音乐，故其诗作容易合乐，传播广泛，声名颇高。通读王维的诗篇，不难发现经常含有隐逸倾向，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倾向归于逃避现实和消极厌世，他的这种状态其实是对死亡、异己力量的隐忍、退让与调和，是对人生和生活的另一种领悟，充满了禅机和佛老思想。
王维与佛教的渊源很深，他的全家尤其是他的母亲均笃信佛，《请施庄为寺表》中有记载，“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受家庭的影响，王维早年即信佛，一生虔诚，常素食素服，，《旧唐书》说他“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开元二十八年，王维与南宗禅大师神会相遇于南阳临湍驿，这次会见对王维影响极大，使他从此倾心服膺于南宗禅法。归隐后，他更是常与高僧交游，谈经说道。王维所交游的僧人很多，见诸于诗文的就有道光禅师、道一禅师、瑗公上人及神会禅师等十余僧，且几乎均为禅僧。对于潜心向佛的王维来说，对方外高人的参访及与意气相投的道友们的共修，自然而然地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旧唐书本传》中记载王维经常“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王维的佛教休养促成了他任运随缘的人生哲学，他在《六祖慧能禅师碑铭》中写道：“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众生倒计，不知正受。莲花承足，杨枝生肘。苟离身心，孰为休咎?”，在他看来，我和法都是虚幻的，根本就没有吉凶、善恶的存在。“至人达观，与佛齐功，无心舍有，何处依空?”，他认为保持平和、不悲不喜的人生态度才是完美的与佛齐功的人生境界。
也有人将王维的这种隐逸从容的人生思想归于他坎坷的官场之路，笔者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仔细分析便知，王维的仕途并不算艰难，在张九龄被贬之前，他的仕途甚至还算是比较顺利的，他25岁便得人举荐为官，33岁时受张九龄汲引拜官右拾遗，36岁转为监察御史，39岁又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事，43岁时任左补阙，迁库部郎中。王维官场的转折应从他56岁被囚禁于宣阳里杨国忠旧宅开始算起，而他的享年是61岁。纵观王维的一生，笔者认为他的仕途并不是其笃信佛教的根源，更不能将他诗作中的禅意归为官场失意。例如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其与裴迪辋川赋二十景诗，在《文杏馆》诗中写道：“不知栋里云，去做人间雨”，更表达了还想为官为民服务的愿望。所以，王维经常用他的禅意诗，表达了“入世中的出世”，又表达了“出世中的入世”，这种能入能出，能出能入，出入由心，出入自如的心态非常人所及。
后世将王维尊称为“诗佛”，一方面是因为他笃志信佛，佛学理论修养深厚，其诗歌中包含了很多佛教意味宗教倾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博学多才，诗作水平极高，在唐代诗坛享有崇高盛誉。
二、禅宗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
禅宗崇尚直觉观照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向往物我两忘、我心即佛的精神境界，遵从随缘任运、平淡从容的生活态度，正契合了王维理想中的精神世界，使诗人的世界观、感情和审美情趣都受到渲染，不能不外化而行诸笔墨，创作出了数量颇多的上乘禅诗禅作，以一种空灵、清淡、恬静、和谐的艺术境界，把禅文化的精神和身受禅文化熏陶的精神境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王维的许多诗歌作品中，颇具意境地向我们展现了空灵、清净的自然界，处处流露出随缘的禅趣，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态。以《山居秋暝》为例，“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该诗融诗意、画意、禅意、乐理于一体，生动地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在寄情山水田园的背后，寄托了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的追求。读这首田园佳作，我们不仅能欣赏到美丽静谧的山水田园风光，更能从字字句句中读到诗人超然物外、高尚洒脱的皈依情趣。王维在这首诗中借清美的山水营造世外桃源的氛围，抒发自得其乐、怡然自得的`情趣。诗人能写出这样美好的诗篇，必定是将整个身心溶于山水田园的怀抱，达到了心性合一的美妙禅境，明代文人王士祯就曾赞叹“字字入禅通其解者，可语上乘”。
《鸟鸣涧》是王维山水诗中的又一代表作品，“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心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以动写静，虽是有动有声，然绝非噪闹，恰是一种空、静之境，用声音的描述衬托山里的幽静与闲适。明月千古复万古，山鸟时鸣春涧中，亘古与时下打成一片，高妙的衔接组合，令人深深地感觉到“见心”、“见性”，“吾梵一如”，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心灵的空寂宁静与精神的离世绝俗。王维将如此玄冥的禅意化入诗作，不露半点痕迹，令人惊叹。
王维与佛教的情缘还体现在有关寺庙的诗作中。例如他在以禅语入诗的代表作《过香积寺》中写道：“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在这首诗中描写了寺院超尘静谧的境界，云峰、古木、钟声、青松等形象刻画出萧瑟暗淡、幽寒阒寂的境界，有力地表现出王维超然洒脱的心情。在《游感化寺》中他还写道“翡翠香烟合，琉璃宝地平。龙宫连栋宇，虎穴傍檐楹。谷静唯松响，山深无鸟声。琼峰当户拆，金涧透林明。……抖擞辞贫里，归依宿化城。绕篱生野蕨，空馆发山樱。香饭青菰米，嘉蔬绿笋茎。誓陪清梵末，端坐学无生。”在这首诗中，诗人同样是以一种空静的心灵观体验自然，展示出空静的境界。
王维的少数作品可以视作“禅言诗”，直接用禅语表现禅理，但其艺术价值不是很高，很有有人研究。如《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了观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计苟不生，是身孰休咎。色声何谓客，阴界复谁守。徒言莲花目，岂恶杨枝肘。……”，这首诗所说的“居士”即在家信佛的人，“四大”是佛教所说的地、水、火、风四种构成色法，“莲花目”指佛眼。《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中写道：“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这首诗中描述的是佛学的一种境界。类似这样的谗言诗，都是直接用禅语讲道理，整篇诗的表现如同偈语，没有一定佛学修养的人难以理解。
袁行霈先生曾经这样评价王维诗中的禅意，“总的看来，这个时期的诗歌意向空灵，境界清幽，呈现出一种闲澹冷寂、悠然自在的情趣。这显然与禅学的浸润有关。”王维的禅意既不是因个人遭遇而发，也并非简单的宗教意趣，其“身心相离”也并非简单的“心在空门”，从形式上来看，这种禅意世界是以禅理化儒道的心灵本体。王维的佛理诗歌、山水诗歌以及其画作所体现出的禅意世界，一方面反映了王维的禅宗思想和自然主义的倾向，也是其心灵慰藉的良方。诗人以禅宗的教义和思维武器，打通了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忏悔与解脱、责任与超然，甚至痛苦与欢乐之间的矛盾性，在终极关怀和社会关怀、宗教意趣和审美意趣的转换之中，显现了独特的人格和风范。
三、结束语
在佛教的鼎盛时期，禅宗对唐朝的社会影响是方方面面的，除了上文所论述的王维诗歌创作，还涉及到美学、绘画、建筑、饮食、茶道等众多领域。以禅宗的经典著作《坛经》为例，处处体现出了顿悟成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真妙，劝世人行善止恶，积德为本，已不仅仅是中国平民的佛经，而更是中华之禅学，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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