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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压倒王安石新法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封建社会，雨被看作影响农业生产最主要的自然因素。然而，熙宁七年的雨，却不仅仅是自然的，它更是社会的。这是宰相王安石变法的第六个年头，然而就因为雨的因素，他被迫罢相，其新法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熙宁七年是个大旱之年。与此同时，这一年也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由于干旱被视为有意识的人间主宰者“天”所发出一种信号，被赋予了许多自然以外的意义，因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或许会发现这一年所有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与干旱有关。 熙宁七年是个大旱之年。与此同时，这一年也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由于干旱被视为有意识的人间主宰者“天”所发出一种信号，被赋予了许多自然以外的意义，因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或许会发现这一年所有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与干旱有关。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的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少了许多。从头一年的秋冬开始，有些地方就连续多日没有出现有效的降雨。转眼新年到来了，人们盼望新的一年时来运转，上天能降下久违的甘霖，滋润干枯的大地。但是希望却如同竹篮打水，旱情越来越严重。中国北方的春天，向来就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而熙宁七年的春天，雨水似乎更加吝啬。
秋冬以来所累积的旱情，正在向更严重、范围更广大的方向蔓延。六月，大风裹挟着沙尘席卷京师，风沙过后，席子上落满的尘土厚达一寸以上。夏秋季节本是北方雨水相对集中的季节，但受灾地区的持续干旱尚未得到复苏，九月又遭遇了新一轮的旱情。
干旱的发生不仅使人畜的饮水变得困难，受害最直接的还要数地里的庄稼。持续的干旱使得原本要借助秋雨来播种的冬小麦无法下播，勉强播下的麦子因为墒情不足，影响发芽，发芽的麦苗因干旱变得枯焦。黍、粟、麻、豆等春种秋熟作物，也因雨水稀少而来不及播种，没了指望。京畿所在的开封府也发生了中等程度的旱灾，受害面积达到百分之五十。
更为严重的是，旱灾还并发了严重的蝗灾。蝗虫所到之处，就连草根也被噬食一空。因此，旱灾尚未到达最严重的状况之前，由旱、蝗所引发的饥荒提前到来。更有甚者，雨不见下降，粮价却要上涨。官府的各项税收和摊派也未见减免，中等富裕程度以下的人家，都出现了粮食短缺、朝不保夕的状况，十人之中就有九人担心饿死，只得以树皮草根充饥。越来越多的饥民开始逃荒要饭，自寻生路，形成了流民潮。
流民一路进发，途中经过京师开封等地，开封城里的居民每天都能看到大批流民涌入京城。当时把饥民逃荒要饭称之为“逐熟”，所谓逐熟，就是指灾民赶往丰熟地区流亡乞食。但逐熟在熙宁七年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由于受旱的面积太大，一些逐熟灾民乞食的路途遥远，其中的老弱病残尚未到达目的地，便因饥饿倒毙在路旁。
熙宁七年，干旱当前，人们求雨若渴，祈雨成为人们的首要任务。祈雨是世界各民族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一有灾害性天气，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祈祷。这是由来已久的做法，在中国，其源渊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宋人的祈祷行为是非常普遍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员，乃至普通百姓都免不了。祈雨反映了人们对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看法，即认为雨是天人相感的产物。 熙宁七年，干旱当前，人们求雨若渴，祈雨成为人们的首要任务。祈雨是世界各民族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一有灾害性天气，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祈祷。这是由来已久的做法，在中国，其源渊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宋人的祈祷行为是非常普遍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员，乃至普通百姓都免不了。祈雨反映了人们对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看法，即认为雨是天人相感的产物。
变法动了谁的“蛋糕”?
干旱本是自然的事情，但古人并不这么看。
孔子在编写《春秋》的时候，对于日食、彗星的出现，山崩、地震、水旱等严重的灾害，都要加以记录。他认为自然界的这些异常和人类社会的政治事变具有必然的联系。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总结了这一思想，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显而易见，这是把天与人关联在一起的思想。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首先对这种天人观作了完整的表述，他认为“天”出于对人君的仁爱，会以灾异谴告的形式对国家政治的过失提出警告。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当水、旱、蝗乃至地震等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之时，统治阶级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过错。
因此，熙宁七年这场严重的旱灾最终演化为对人事的检讨。
而当时最大的人事，莫过于王安石变法。
宋王朝自太祖皇帝开国，历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至神宗皇帝即位，已经百余年了，当初为纠正残唐五代时藩镇割据之弊，制定的“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历经数朝而不改，其弊端日渐显露，而宋初因为救人才紧缺之急，大量开科取士的做法沿用下来，造成了庞大的官僚队伍，到庆历年间，已“十倍于国初”，达到了一万多人，导致冗官、冗费激增。同时，因连年对西夏用兵，加上澶渊之盟后每年要给辽国的岁币等，浩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不堪重负，至英宗治平二年(1605年)，帝国财政终于出现了赤字。同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兼并又迫使农民转职军旅，使得军队人数激增，军费开支越来越多，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北宋帝国陷入了恶性循环。
宋神宗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后在地方为官。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但他的改革主张并没有得到宋仁宗的重视，直到宋神宗即位。熙宁初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也叫“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土地兼并。
宋朝把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作为它统治的最可靠基础，在其建立之初所制定的政策法令中，就赋予这个阶层以种种特权，使其对土地可以肆意兼并。大量的土地被这样一些人家所占有，社会上丧失土地、破产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而政府在赋税征收和徭役征发等方面，也都受到极为严重的影响。
这种奉行已久的政策，究竟是要继续下去呢，还是要加以调整和变革?这是牵涉到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也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人为首的保守派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焦点。保守派利用习惯势力，顽固地、不顾一切地要把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的既得权势维护下去;而王安石却着眼于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和前途，要“摧豪强”、“抑兼并”，制止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借以保证封建统治获得一个比较稳定发展的局势。
在各项新法之中，“摧豪强”、“抑兼并”，最典型、最有效的莫过于青苗法。
青苗法的出笼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北宋政权建立后，曾效仿前代的方法，陆续在诸路州县城设置“常平仓”——即政府的一种粮仓。常平仓起什么作用呢?凡遇五谷丰收之年，政府提高收购价，从农民手中购入粮食;灾荒之年，政府以比市价稍低的价格卖出粮食以利灾民。但规定是规定，事情可并不认真这样办。有的地方将常平仓移作私营，有的地方官与大户人家勾结，利用买入和卖出粮食的机会谋取私利，甚至北宋政府也曾挪借各地常平仓的本钱以助军费。因此，到北宋中期，各地的常平仓其实已有名无实，它所应具有的调剂粮价和救济灾荒的作用，已经完全消失了。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推出了青苗法，规定在青黄不接时，以“青苗钱”的形式贷款给农民，农民收成后以钱或粮加利息归还政府。青苗法的实质是：以政府行为取代私人放高利贷，以金融手段稳定粮价，阻止大地主趁火打劫进行土地兼并。这等于断了大户人家的财路，因此青苗法成了被保守派攻击次数最多、攻击人数最多、攻击程度最猛烈的对象。甚至在青苗法创立三十多年后，亦即王安石去世多年之后，苏轼之弟苏辙在其《诗病五事》中仍咬牙切齿地写道，“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小丈夫也……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可见青苗法“劫富济贫”，触之之痛，以及保守派对王安石恨之之深。
变法压力巨大，然而王安石顶住了，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精神支柱。
王安石变法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其失败的原因也众说纷纭。历史学家在作相关解读时，着眼于人际关系，把王安石变法及其失败，看作是统治阶级内部所谓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然而如果着眼于天人关系，那么导致王安石变法走向失败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恰恰是熙宁七年的雨。 王安石变法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其失败的原因也众说纷纭。历史学家在作相关解读时，着眼于人际关系，把王安石变法及其失败，看作是统治阶级内部所谓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然而如果着眼于天人关系，那么导致王安石变法走向失败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恰恰是熙宁七年的雨。
王安石的精神支柱
王安石的精神支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和“流俗之言不足恤”。
作为王安石变法精神支柱的“三不足”原则，在王安石入参大政之后不久，司马光、范镇、陈荐等人便借一次考试的机会，在试题中全面加以揭露。当宋神宗看到这份试题之后，大为骇怪，说朝廷上绝对无人作此主张，并批示另出试题。等到宋神宗见到王安石时，问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虽答以“不闻”，但紧接着就详细阐明“祖宗不足法”和“流俗之言不足恤”的道理，说这两点是完全正确。但对“天变不足畏”一事，他却不敢坦率地予以承认，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王安石心里清楚，宋神宗是相信天人感应的。天变即喻示人变。所以他只能委婉地对皇帝说道：“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他不敢谈及尧时曾有九年的洪水，商汤时曾有七年的大旱，都足以证明天变与行政无关的道理。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王安石明白，一定要逐渐让宋神宗接受其“天变不足畏”的观点。后来，他又利用其他机会向宋神宗解说，希望使宋神宗明白自然现象的变异与政治全不相干。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安石的这一意图，在宋神宗那里并未收到任何效果。恰恰相反，宋神宗反而站在保守派一边，和他们一起大唱反调了。熙宁七年三月中下旬的一天，当翰林学士韩维在延和殿朝见时，宋神宗说，“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韩维奏对，说仅仅“举行故事(按旧例行事，举行祈雨等活动)，不足以应天变”，然后，他又说青苗法害民，应予废除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他力劝宋神宗下诏责己，广求直言。宋神宗采纳了韩维的谏言，颁降了直言诏书。而这道诏书，既是宋神宗第一次完全站在保守派立场上向王安石的新政进行全面的指责，更是直接向着王安石所标举的“天变不足畏”的观点公开挑战。
当王安石读到这道诏书之后，其所受的打击之深重可以想见。然而王安石隐忍着这一伤痛，当又一次见到宋神宗时，他仍努力向宋神宗劝说道：“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han，干枯)虽逢，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但此时的皇帝，仍不为所动，说：“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大旱面前，两人都提到人事，不过王安石更着眼于未来，他希望通过变法，克服天灾所带来的不利情况。而宋神宗则试图从已经发生的人事上去检讨天灾所发生的原因。
在当时，“天变不足畏”绝对是“少数人的真理”，王安石对这一点应该是心知肚明。
王安石入朝执政之初，当他刚刚开始制定变法的计划时，保守派的官僚士大夫们，就全都拿“天变”来恐吓宋神宗，意图以此来阻挠变法的进行。带头的是御史中丞吕诲，他在熙宁二年六月上书就说“天灾屡见”，都是因为王安石。但吕诲的谋划并未得逞，于是又来了宰相富弼。熙宁二年十月，富弼罢相，当他即将离开朝廷时，对宋神宗说，当权的王安石“所进用者多小人”，以致天降责罚，很多地方“地动、灾异”，所以“宜且安静”，也就是不要再搞什么变法了。熙宁三年正月和三月，翰林学士范镇和御史程颢也分别以天灾说事儿，攻击王安石变法。这些上书，语意夸张，仿佛不把变法停止，就要出现天塌地陷的大劫了。
对于这些攻击，王安石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天变不足畏”的观点阐明，一次次使政敌们的谋划破灭。然而，宋神宗对于“天变不足畏”的观点一直不同意，王安石一次次的解释虽然暂时制止了保守派的喧闹，但仍未能使宋神宗的思想有所改变。
这为保守派的最终胜利埋下了伏笔。
熙宁七年的大旱终于给保守派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图为农业生产中的田漏，其计量方法和雨量器完全相通。宋朝已经利用容器中的水位变化来计算时间，田漏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然而，虽然上报雨量的需求催生了雨量器，但雨量器这种科学的方法在中国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对雨水的解释演变成了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手段。 图为农业生产中的田漏，其计量方法和雨量器完全相通。宋朝已经利用容器中的水位变化来计算时间，田漏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然而，虽然上报雨量的需求催生了雨量器，但雨量器这种科学的方法在中国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对雨水的解释演变成了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手段。
报雨量的问题
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人们最盼望的就是风调雨顺。古人往往根据雨水的大小来预测年成的好坏，即所谓“占雨”，如唐代韩鄂在《四时纂要》中就提到：“凡甲申风雨，五谷大贵，小雨小贵，大雨大贵。”
对雨水的重视，促进了雨水上报制度的形成。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奏报雨泽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形成的一个惯例。州县一级的官员必须定期地向朝廷上报当地的降水及农业生产情况。
宋代雨量上报制度更趋完善。包括雨是几时几刻下的，入土几尺几寸，都要记录上报，甚至上报雨量的时限也有规定。
熙宁七年的旱情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深居简出的神宗皇帝以自己的方式密切关注着天气变化，一有雨水发生，便会叫人到宫中的一块地上，用锄头挖地，看看雨水渗入土中的深度。这年九月的一天，因为连日阴雨，皇帝高兴地告诉他的辅臣说：“朕宫中令人掘地及一尺五寸，土犹滋润，如此必可耕耨。”显而易见，他把雨水的入土深度当作雨量的标准，这种雨量标准也是当时所通行的一种标准。在民间和文人笔下也有“一犁雨”的说法，如苏轼就有诗云：“昨夜南山云，雨到一犁外”。宋人类似的诗句还有：“柔桑蔽野麦初齐，布谷催耕雨一犁”。“东阜好雨一犁足，麦半黄时秧半青”等等。“一犁雨”即指雨水入土的深度，具体说来，“雨以入土深浅为量，不及寸谓之一锄雨;寸以上谓之一犁雨;雨过此谓之双犁雨。”雨水入土深度概念的采用，表明人们注重雨水的实际效果。
然而，虽然皇帝本人在皇宫里可以令人掘地获知雨量大小，但是对于各地的雨量，他却很难得到真实的汇报。
在当时，上报雨量是由地方官员负责，而非由专门的机构执行，这为弄虚作假提供了方便。当时上报的情况往往是瞒报虚报，“诸州县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劳，一寸则云三寸，三寸则云一尺，多不以其实，不可不察也”。那么官员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若以天人感应的观点来看，这事就好理解了。雨量大小就是官员政绩的体现，更重要的是皇帝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下不下雨，下多少雨，直接影响着官员的升降。遇到大旱，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过，地方官员就把灾害的程度说得尽可能小些，以此来表明自己对于本地区的治理是不错的。比如同是在熙宁七年，京东、胶西、淮浙等地的旱灾还并发了严重的蝗灾，有人却说“蝗不为灾”，是“为民除草”。
本来在大灾之年，如果地方官能据实上报严重的灾害情况，那么农民的赋税负担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减免，甚至可以得到政府的救助，但地方官对灾情的虚报瞒报，乃至报喜不报忧，不仅仅欺骗了皇帝，更害苦了百姓。
皇帝受到了地方官的蒙蔽，这让保守派抓住了契机。因为他们想到，揭露这种现象，向皇帝如实报告灾害的严重，甚至夸大其词，将使得王安石的“罪过”更大。
一幅《流民图》打倒了当朝宰相王安石——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事实上，上自先秦，下至晚近，逃荒一直是农民的一种常规的求生手段，图中的景象并不见得是人间地狱。但对于身处深宫大院的皇帝而言，这是触目惊心的。郑侠所绘《流民图》早已失传，图为明代画家周臣的《流民图》。
关键人物，是一个小人物：郑侠。
郑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曾随父官居江宁，闭户苦学，治平四年(1067年)中进士，出任光州司法参军，期间多次上书王安石，痛陈新法弊端，让他这位先前的恩师王安石很不爽。后来，郑侠被调入京城开封，监守安上门。
正是熙宁六、七年间旱魃肆虐、流民潮起之时，监守安上门的郑侠每天都能看到流民，老幼扶携，瘦弱愁苦，身无完衣。郑侠把自己看到的民生困苦，于当年三月画成著名的《流民图》，并拟就奏疏，假称“急密件”，骑马送达“银台司”(专为皇帝收奏折和案件的部门)，直接送到皇帝手上。
郑侠在奏疏中写道：“臣伏睹去年大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麦苗焦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旬日以来，米价暴贵，群情忧惶，十九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大营官钱，小求升米，草木鱼鳖亦莫生遂。蛮夷轻肆，敢侮君国。”郑侠说他的《流民图》中所描绘的场面，只是他在安上门上亲眼所见，“百不及一”，外面的实情比他所看到的更为严重。
旱灾已然成形，如何让老天爷下下雨来才是消灾的关键。郑侠提出“当今之势犹可救，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诸有司敛掠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调阴阳，降雨露，以延万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亿万年无疆之祉。”进而，郑侠更以性命做保证，“若按我说的去做，十日之内不下雨，就把我杀了。”郑侠似乎是一名好官了。但是在一系列的上书之后，他的最后上书才叫一两千斤：“天旱由王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
此前，朝廷也收到各式各样的灾情报告，但没有想到灾情是如此之严重。原本以为诚意足以致雨的神宗皇帝在例行避正殿、减常膳的同时，也派人四处祈雨、多方赈济，并要求各地将久拖未决的刑事案件疾速结绝、实施大赦等等举措。然而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老天没有下雨，干旱还在蔓延。
而郑侠的浓墨重笔，胜过诗人的音律神韵，冲决了禁城红墙，把一群血泪交加的流民生活图景送进了皇帝的寝宫，那一张张饥饿变形的面孔，使宋神宗惊骇万分，不由大骂王安石误国。慈圣、宣仁二太后看过《流民图》，也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
于是，宋神宗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有人说，郑侠不过是一个小官，他敢于又绘图又上疏，指名道姓弹劾宰相，很可能是受到了保守派的唆使。把逃荒的农民绘成《流民图》是富于巧思的，图片宣传总是比文字宣传来得有力。
事实上，不管郑侠是否受到唆使，对保守派来说，要扳倒王安石，这是最好的机会。因为他们已经看透了，无论宋神宗如何支持王安石，但在天人感应的观念上，两人是有着根本分歧的。王安石的精神支柱是“天变不足畏”，而宋神宗的心理底线则是“天变足畏”。只是看“天变”到什么程度。而《流民图》所展现的“天变”的程度已经超过了皇帝的承受范围。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时间表：三月中，郑侠上书。三月底，皇帝下诏，要求广开言论，讨论朝政阙失。这也是祖宗之法。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闰三月，因为大旱，也曾下诏让大臣直言极谏。对许多有政治企图的人来说，朝廷开放言论是一个历史机遇，因为他可以利用这个机遇发表对时政的看法，指出朝政的过失，同时也对政治上的对手展开攻击。
四月十八日，司马光提交《应诏言朝政阙失状》，极言灾害的严重性，并将其归咎于朝政阙失，而首当其责的是王安石及其所倡导的新法。司马光一共列举了新法的六大罪状，指出只要将利少害多的新法废除，则“上下感悦，和气熏蒸，雨必沾洽矣”。司马光的上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皇帝早下决心废除新法，罢免宰相。
于是，就在司马光上书的第二天，四月十九日，王安石被罢去宰相之位，带着多病的妻子和“以病告假”的儿子离开京都汴梁，前往江宁府出任太守。
离开京都之时，他写了一首绝句：“六年湖海老侵寻，千里归来一寸心。回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阙五云深。”虽然王安石忠君报国之心溢于言表，但是一场天灾最终使他失去了相位。“熙宁变法”就此结束了王安石时代。
在崇信“天人感应”的时代，雨绝不仅仅是自然界的现象，说它改变了历史也毫不为过。王安石的遭遇既非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即便是在有宋一代，王安石的遭遇也非绝无仅有。晴雨被看作是天命，治理国家依天命而行，甚至个人的命运也被所谓天命所左右，以水旱去职的官员并不在少数。如此看来，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并不是保守派的反对，而是天公不作美。套用西楚霸王的话来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不利也。”当然，王安石变法本身就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对于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而言，熙宁七年的雨也许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熙宁七年的干旱已由气象史家和历史地理学家通过科学的方法得以重构和证实。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看，熙宁七年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旱情之严重、受旱面积之广都令人后人感叹。 熙宁七年的干旱已由气象史家和历史地理学家通过科学的方法得以重构和证实。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看，熙宁七年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旱情之严重、受旱面积之广都令人后人感叹。
事有凑巧，也不知是上天为王安石感到惋惜，还是应验了郑侠、司马光等人的请求，据说宣布罢免王安石宰相的当天，京城的上空果然降下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雨，当然，这场雨并没有能真正缓解当年的旱情。
呜呼!熙宁七年，果然是雨点小，而雷声大。雨水未能滋润社会稳定的根基，而缺雨引发的雷鸣般的争议却把王安石从宰相的位子震了下来，甚至也震动了大宋王朝的百年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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