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安石嫁女谈宋代佛教的发展

由王安石嫁女谈宋代佛教的发展

　　【人物简介】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

　　在中国佛教史上，流行观点认为宋代已进入佛教发展的衰落期，此时对佛典的翻译和阐释基本结束，在佛教理论上已无实质性建树，佛教僧团不如六朝、隋唐兴盛，也没有能与之前的慧远、玄奘、慧能比肩的高僧。

　　北宋文人曾纡的笔记《南游说旧》中记载的一则王安石轶事可有助于我们换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笔记中说，王安石打算将小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蔡卞。蔡卞是蔡京之弟，聪慧过人，13岁就考中进士，从王安石学习经义，深受赏识。王安石推行新法，他积极支持，后来官至尚书左丞。王夫人吴氏因为刚富贵，加上疼爱此女，就购置天下乐晕锦(一种价格十分昂贵的高级灯笼纹蜀锦)制成精美华丽的床帐来作为女儿陪嫁。可婚礼尚未举行，好事者已将嫁妆的奢侈程度远播，乃至很快就传进宋神宗的耳朵里。对王安石很了解的神宗很是不解，于是问王安石：「爱卿作为一代大儒，怎能用这么贵重的锦帐嫁女儿?」他吃了一惊，无言以对。回到家中一问夫人，果然如此。于是赶紧将锦帐施舍给汴京名刹开宝寺，用作福胜阁的佛帐装饰，并于第二天向皇帝谢罪。由此可知，王安石作为名相，一向清廉自持，对于居所、服饰、饮食等从不讲究，甚至有时给人以邋遢之感。神宗作为有为君主，也崇尚节俭，但是将奢华之物献给寺院以助华丽，即使在如此君臣看来也理所应当。对于这种现象，不信佛的北宋大文人曾巩感到不可理解，鉴于佛寺的奢侈之风，他在《鹅湖院佛殿记》中说：「资其宫之侈，非国则人力焉。而天下皆以为当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由此折射出佛教在北宋的发展盛况。

　　实际上，随着儒释道的合流以及佛教在安定人心上具有的重要作用，宋朝统治者对佛教多给予大力支持。即使徽宗崇道，并于1119年下诏「排佛」，但因佛教势力强大，迫于压力，不久不得不下诏「一切如旧」。由于朝廷的积极扶持，宋代僧尼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超过了唐代的1：322，其中以真宗与徽宗时期为最高，约为1：40，真宗至高宗时的平均比例约为1：60.宋真宗甚至亲撰《释氏论》，提倡佛儒迹异道同，并说：「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妄则信矣，不醉则庄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所以，在其统治期间，僧尼多达45万，这是唐代至元代的最高峰。南宋时期，佛教依然兴盛，因此，不信三世轮回之说的朱熹无奈地说：「释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势如何拗得他转?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难得。三世之后，亦必被他转了。」故而，王安石将女儿嫁妆献给寺院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的自然之举。他早年常读佛经，其家乡江西临川是禅宗重要发源地，对其影响较大。据宋惠洪《冷斋夜话》记载，王安石之所以肯出任宰相是因为受到云门宗高僧雪峰义存的一句话──「这老子常为众生作什么」的激发，「常为众生作什么」正是菩萨行的精神，显示了新禅宗的魅力。到了晚年，王安石更醉心于佛学，与僧人交往频繁，并将家宅施为报宁禅寺。

　　王安石的佛缘实与宋代佛教的世俗化与文人化密不可分。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包括民间信仰与文人佛学，前者主体是民众，其信仰主要体现佛教中超自然的内容;后者主体是知识精英，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学理性的内容。宋以前，僧人中的大德较多，他们承担着佛经翻译与传播的重任。到了宋代，由于文人地位的提高，有识之士纷纷加入文人阵营。宋代文人普遍喜读佛典，有的热情甚至超过僧人，这些导致了佛学在文化意义上的方兴未艾。宋代文人对佛学的理解也显得与以往不同，能将佛禅之理转化为与生活相关的人生智慧，发展出独特的心性学说，促成了佛教的儒学化，并使文人佛学成为宋代佛教最具活力的内容。

　　至于皇帝与宰相同意将奢华之物献给寺院以助华丽，在当时是有重要社会基础的。佛教虽然在本质上对物质生活不看重，而且有些宗派完全不提倡物质享受，提倡「苦身窘行、离性禁欲」，以生活的艰苦来净化心灵与体悟佛法，但随着佛教的发展以及为了吸引更多民众来信奉，对佛国以及佛教事物作必要的美化是需要的。特别是到了唐宋，随着佛教在宣传上对佛本生题材的弱化和西方净土变题材的强化，在壁画中，画工们在描绘经变故事中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的过程中需要对人间皇室与贵族的生活环境进行观察，在这种程度上，理想与现实之间是一体的。这不但与佛教的传播手段有关，而且具有理论基础，如《阿弥陀经》里叙述的「极乐国土」在物质上就极为华美而丰富。其中，地是「黄金布地」，房子是「七宝楼阁」，并有七重栏循、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另有七宝池，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等宝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饰之。因此，信徒便将佛典中以比喻手法表达出来的净土世界具体化、形象化，并用世俗的黄金珠宝来塑造，不遗余力地表现其庄严与华美，以虔敬之心试图在人间营造理想世界。

　　一般来说，世俗之人多难接受「苦行僧」式的教化方式，所以在解决这种问题的形式上，人间世俗的喜好与清规戒律竟生成了微妙的置换。因此，隋唐以来人们对和佛教相关的建筑、雕塑、绘画、家具等的表现均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几与简朴之道背道而驰。在宗教建筑中，为了使人们深信万能的菩萨、神仙或上帝，无论寺庙、道观或教堂，都修建得庄严肃穆，其主要目的就是使信徒们感到神灵的崇高，自己的渺小，从而生成归属感。实际上，在各大宗教的世界里，信徒们的确多是把人间最美好的事物供奉给了宗教场所，如此才形成了宗教艺术的昌盛发达。宗教家具在这方面自然也不例外，为了能和宗教建筑相适应，往往也采取华丽的形式与装饰。例如，在日本僧人按南宋寺院实际测量绘制的《五山十刹图》中，灵隐寺屏风、径山法堂法座、灵隐寺山门香炉、众寮圣僧橱等图像上显示了昔日实物的奢华。灵隐寺屏风为三扇，通宽14.3尺，中屏高19.34尺。当时一尺折合31cm，即这是一件通宽443.3cm，高599.5 cm的庞然大物。今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尺度最大的太和殿屏风有七扇，通宽525cm，高425cm，其每扇的宽度与高度远不及此，可以想见那时陈设此件家具的灵隐寺庙堂是何等的高大雄伟。

　　作为修行者，本应抛弃物质享受，但为了体现宗教的「庄严具足」，又须表现佛像庄严、法器贵重、斋局盛大，为出席奢华的道场，僧侣们的衣着与器物也会十分讲究。当前，各地佛寺中，殿堂的金碧辉煌成为人们印象中寺院的应有特征，千佛殿、万佛楼成为各地效仿的标志，而庙宇规模的不断扩大与佛像高度的不断攀升也成为各地竞争的热潮。对于此类现象，其实早在宋神宗年间，当时的状元黄裳在《含清院佛殿记》中就说：「佛之性，其体也圆，其用也光，惟其所感宫殿楼阁户牖阶砌，严丽广博。宝华妆校，翠影妙香不可穷，既然，而佛之荣华侈靡岂资于物哉!」那时，黄氏的醒世之言如同石沉大海，而跨越千年的今天，这一问题又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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