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桃花源-《桃花源记》解读
每一个多少读过点书的人，都知道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篇只有320字的散文能流传1500多年，家喻户晓，传唱不衰，其中必有它的道理。这篇文章连同作者最流行的诗作，大约是我在孩提时代，为习文识字，被父亲捉来读的。当时的印象也就是文字优美，故事奇特而已。直到年过花甲之后，才渐有所悟，一篇好文章原来是要用整整一生去阅读的。反过来，一篇文章也只有经过读者的检验，岁月的打磨，才能称得起经典。凡是经典的散文总是说出了一种道理，蕴涵着一种美感，让你一开卷就沉浸在它的怀抱里。《桃花源记》就是这样的文章。
一般人都将《桃花源记》看作是一篇美文小品。它确实美，朴实无华，清秀似水，而又神韵无穷。但正是因为这美害了它，让人望美驻足，而忽略了它更深一层的含义。就如一个美女英雄或美女学者，人们总是惊叹她的容貌，而少谈她的成绩。《桃花源记》也是吃了这个亏，顶了“美文”的名，始终在文人圈子和文章堆里打转转，殊不知它的第一含义在政治。
陶渊明所处的晋代自秦统一天下已600余年。在陶之前不是没有过政治家。你看，贾谊是政治家，他的《过秦论》剖析暴秦之灭亡何等精辟，但汉武帝召见他时“不问苍生问鬼神”，仍旧穷兵黩武;诸葛亮是政治家，是智者的化身，但他用尽脑汁，也不过是为了帮刘备恢复汉家天下;曹操是政治家，雄才大略，横槊赋诗何其风光，但刚为曹家挣到一点江山底子，转瞬间就让司马氏篡权。陶渊明也不是没有参与过政治，读书人谁不想建功立业?况且他的曾祖陶侃(就是成语“陶侃惜分阴”的那个陶侃)就是一个为晋王朝立有大功的.政治家、军事家。
陶渊明曾多次出入权贵的幕府，但是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实在是太黑暗了。东晋王朝气数将尽，争权夺利，贪腐，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以东晋的重臣刘裕为例，未发迹时是一无赖，好赌，借大族刁氏钱不还，刁氏将其绑在树上用皮鞭抽。有一个叫王谧的富人可怜他，便代为还钱。刘发迹，就扶王为相，而将刁家数百人满门抄斩，后来干脆篡位，灭晋建宋。陶渊明曾四隐四出，因家里实在太穷，无力养活六个孩子，公元405年时他已42岁，不得已便第五次出山，当了彭泽县令。这更让他近距离看透了政治。东晋从377年起实行“口税法”，即按人口收税，每人每年缴米三石。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纷纷隐瞒人口，国家收不到税，就抬高收税标准，每人五石。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小民的负担更重，纷纷逃亡藏匿，国库更空。陶一上任，就在自己从政的小舞台上大刀阔斧地搞改革，他从清查户籍入手，先拿本县一户何姓大地主开刀。何家有成年男丁200人，却每年只缴20人的税。何家有人在郡里当官，历任县令都不敢动他一根毫毛。
陶是个知识分子，骨子里是心忧国家，要踏破不平救黎民，治天下，年轻时他就曾一人仗剑游四方。你看他的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他绝不只是一个东篱采菊人。所以鲁迅说陶渊明除了“静穆”之外，还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一时彭泽县里削富济贫、充实国库的政改实验搞得轰轰烈烈。正是：
莫谓我隐伴菊眠，半醉半醒酒半酣。
翻身一怒虎啸川，秀才出手乾坤转!
但是上层整整的一个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哪能容得他这个书生“刑天舞干戚”来撼动呢?邪恶对付光明自然有一套潜规则。当年，干部考察时何家买通“督邮”(监察和考核官员政绩的官员)来找麻烦。部下告诉陶，按惯例这时都要贿赂，给点好处。陶渊明大怒：安能为五斗米折腰!连夜罢官而去。
回家之后便写了那篇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回去吧，故乡的田园就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快回呢?让我的心灵受这样的折磨，实在不行。这个世道与我不合，还出去干什么呢?(“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次出去为官对他刺激太大了，他对官府，对这个制度已经绝望。他向往尧舜时那种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生活;向往《山海经》里的神仙世界;向往古代隐士的超尘绝世。此后，他就这样一直在乡下读书、思考、种地。
终于在他弃彭泽令回家16年之后，在他57岁时写成了这篇320字的《桃花源记》。作者纵有万般忧怨压于心底，却化作千树桃花昭示未来，虽是政治文字却不焦不躁，不偏不激，于淡淡的写景叙事中，铺排出热烈的治国理想，这种用文学翻译政治的功夫真令人叫绝。但这时离他去世只剩下6年了，这篇政治美文可以说是他一生观察、思考的结晶，是他思想和艺术的顶峰。历史竟是这样的相似，陶渊明五仕五隐，范仲淹四起四落。范仲淹那篇著名的政治美文《岳阳楼记》是在58岁那年写成，离去世也只剩6年。这两篇政治美文都是作者在生命的末期总其一生之跌宕，积其一生之情思，发出的灿烂之光。不过范文是正统的儒家治国之道，提出了一个政治家的个人行为准则;陶文却本老子的无为而治，给出了一幅幸福社会的蓝图。
陶渊明是用文学来翻译政治的。在《桃花源记》中他塑造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地，往来耕作，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这是一个自自在在的社会，一种轻轻松松的生活，人人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在这里没有阶级，没有欺诈，没有剥削，没有烦恼。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什么?这简直就是共产主义。陶渊明是在晋太元年间(公元376—396)说这个话的，比《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858年)还早1400多年呢。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影子，我们就称它为“桃源主义”吧。但他确实是开了政治幻想的先河。
当政治家们为怎样治国争论不休时，作为文学家的陶渊明却轻轻叹了一声：“不如不治。”然后就提笔濡墨，描绘了一幅桃花源图。这正如五祖门下的几个佛家大弟子为怎样克服人生烦恼争论不休时，当时还是个打杂小和尚的六祖却在一旁叹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人性本自由，劳动最可爱，本来无阶级，平等最应该。不是政治家的陶渊明走的就是这种釜底抽薪的路子。
陶之后1200年，欧洲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而且巧得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很，也是用文学作品来表达未来社会的蓝图，但不是散文，是两本小说，在社会发展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极大(所以《桃花源记》也应归入政治文献而不只应存在于文学史中)。这就是1516年英国人莫尔出版的《乌托邦》和1637年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出版的《太阳城》。甚至这两本书的构思手法与《桃花源记》也惊人地相似。陶渊明是假设打鱼人误入桃花源，而《乌托邦》是写一个探险家在南美误登上一孤悬海中的小岛。岛上绿草如茵，四周波平浪静。街上灯火辉煌，家家门前有花园。每个街区都有公共食堂，供人免费取食。个人所用的物品都可到公共仓库任意领取，并无人借机多占。
更奇的是，探险家被邀参加一个订婚仪式，男女新人都要脱光衣服，让对方检验身体有无毛病，然后订约。其道德清纯、诚实高尚若此。探险家在这里生活了五年，离开后将此事传于世人，就如武陵人讲桃花源中事。《乌托邦》成书后顷刻间风靡欧洲，被译成多种文字，传遍世界。中国近代翻译家严复也把它介绍到了中国。
1637年，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出版了一本书《太阳城》。很巧，还是陶渊明的手法。一个水手在印度洋遇险上岸，穿过森林进到一座城堡，内外七层，街道平整，宫殿华丽，居民身体健康，风度高雅，衣食无忧。在这个城市里没有私产，实行供给制。服装统一制作，按四季更换。每日晨起，一声长号，击鼓升旗，大家都到田里劳动。没有工农之分，没有商品交换，没有货币。孩子两岁后即离开父母交由公家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