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陇道难”与李白的《蜀道难》之比较

时间：2020-09-16 16:00:58 蜀道难我要投稿

　　《蜀道难》全诗二百九十四字，以山川之险言蜀道之难，给人以回肠荡气之感，充分显示了诗人的浪漫气质和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杜甫的“陇道难”与李白的《蜀道难》之比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杜甫的“陇道难”与李白的《蜀道难》之比较

　　杜甫的“陇道难”与李白的《蜀道难》之比较

　　内容提要杜甫的“陇道难”诗共计十六首。这十六首诗记述了杜甫从陇入蜀的一段行程，与李白的名篇《蜀道难》诗的从秦入蜀的行程有交叉之处，因而有可比点。对杜甫的“陇道难”组诗与李白的《蜀道难》诗进行比较，以期探究杜诗与李诗在心理背景、表现手法及风格特色诸方面的不同。

　　关键词杜甫;陇道难;李白;《蜀道难》;比较研究

　　肃宗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离开华州司功参军的职位，携眷来到了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在秦州生活了三个月后，为生计所迫和拙于人事应酬，在同谷(今甘肃省成县)县宰的热情邀请下，诗人于十月的一个深夜，收拾行装，挈妻带子，踏上了赴同谷的路程。从秦州至同谷的途中，他写下了十二首纪行诗，记述行程，描绘山川，真实地记录了沿途所经之处和所见之景。我们从中既可以领略陇右山川的奇峻壮美，也能够目睹老杜一家长途跋涉在陇右山道上的艰辛。那“天寒霜雪繁”(《赤谷》)的寒冷，那“径摩穹苍蟠”(《铁堂峡》)的高险曲折的山路，那“溯沿增波澜”(《寒峡》)的风急浪涌，使杜甫一家饱尝了行走在陇道上的艰难，因而这组纪行诗堪称是一组“陇道难”诗。此外，杜甫一家来到同谷后，那位邀请他的县宰并没有给他们什么实际帮助，致使其一家人的生活很快陷入了困境。在冻馁之中，杜甫不得不于十二月初带领家人启程赴蜀，沿途又写下了一组十二首纪行诗。这组纪行诗的前四首即《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和《水会渡》，仍在陇右地区内，当属陇右诗，故将其一并归入所谓“陇道难”组诗内。这样，杜甫的“陇道难”诗共计十六首。这组诗记述了杜甫一家从陇入蜀的一段行程，与李白的名篇《蜀道难》诗中记述的从秦入蜀的行程有交叉之处，因而二者有可比点。本文拟将杜甫的“陇道难”组诗与李白的《蜀道难》诗进行比较，以期探究杜诗与李诗在心理背景、表现手法和风格特色诸方面的不同。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教正。

　　一

　　杜甫的“陇道难”组诗与李白的《蜀道难》诗的不同，首先表现在诗人写作时心理背景的不同。

　　759年是杜甫生活中最艰难困苦的一年，这年七月，他离开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位，失去了赖以生活的俸禄，成为名副其实的平民，不得不远赴几百里外的秦州去投亲靠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到了秦州后，人地两生，生计问题依然困扰着诗人。他只得重操旧业，靠采药、卖药为生，还得依靠亲友的接济。但即使这样，温饱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客居秦州不久，就需要“负薪采橡栗自给”[1]，有时甚至到了“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的十分拮据困窘的地步。为了解决一家人的衣食问题，杜甫决定离开秦州，南赴同谷，且读自秦州至同谷的纪行组诗的第一首《发秦州》：

　　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汉源十月交，天气凉如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庻遂平生游。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销忧。溪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日色隐孤戍，乌啼满城头。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此诗题下原注：“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纪行。”作为纪行组诗的首篇，有统领全组诗的作用，也为组诗定下了写景抒情的基调。这首《发秦州》诗，写老杜离开秦州、南赴同谷的缘由和心情，抒发了他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辗转流徙的感慨。诗开篇就说自己年纪衰老更加懒惰笨拙，连生计也无法维持，以致落到“无衣”、“无食”的难堪地步。因而，必须去“问乐土”，不得不“思南州”，即寻找可以解决温饱的地方。这就交待了他离开秦州赴同谷的主要原因是为生活所迫。因同谷在秦州之南，故称之为“南州”。接下来写对同谷的向往，诗人以距同谷五十里的栗亭(今属甘肃徽县)为例，以明快的笔触，描绘同谷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景色宜人，由此诗人十分欣喜地写道：“虽伤旅寓远，庻遂平生游。”然后，杜甫又申述了离开秦州的另外两个原因：一是“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秦州地处东西交通要道，过往人多，苦于应酬;二是“溪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是说秦州无奇山异石可供登临欣赏，土地贫瘠，收成微薄，难以谋生。“塞田”句又照应了开头的“无食问乐土”。讲明离去的缘由后，诗人总括一笔：“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老杜决计要离开秦州了。此时杜甫的心情是“惘然”的，这“惘然”中有惆怅、失意、不知所措等等。最后写动身前后的情景，“日色”二句写景，景中含情，以日隐乌啼的冷清之景，来衬托诗人的凄凉心情。“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二句，则交待了启程的时间是在半夜，一家人坐着一辆马车，冒着寒冷踏上了赴同谷的路程。“磊落”二句写星月高垂，云雾飘浮，暗示着前途的渺茫。最后诗人发出了“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的慨叹，概括了自己多年来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生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杜甫离开秦州是迫于衣食无着和令人厌烦的繁杂的人事应酬，因而其心情是郁闷的、忧愁的，此其一。其二，颠沛流离的生活，使老杜一家终年不得安宁，且南赴同谷虽听到栗亭的种种美好的传闻，但毕竟未亲眼见到，因而前途未卜，这更令他忐忑不安。这两个方面的叠加，正是杜甫写作这组“陇道难”诗的心理背景。作者的心境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这种惆怅、郁闷的心情将融入对陇右山水的描绘之中。据此可以说，杜甫这组“陇道难”诗的基调是悲凉忧伤的。

　　再说李白的《蜀道难》诗。关于这首诗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有刺严武，刺章仇兼琼，刺玄宗奔蜀，咏蜀地山川、别无寓意，以及仕途、世道艰难等多种说法，迄无定论。詹锳先生《李白〈蜀道难〉本事说》[2]认为此诗是李白送友人王炎入蜀而作，其说比较可信。这首诗既对蜀道瑰丽多姿、惊险万状的山川景物作了生动的描绘，也表现出对入蜀友人的关切，希望王炎勿久留蜀地，早归长安。此外，鉴于当时危机四伏的国家形势，不排除诗中的有些描写亦流露出对国事危殆的担忧。作品的内容是丰富的，但主旨系为友人送行，当定为送别诗。诗中所云“问君西游何时还”的“君”，当指这位友人。而这位友人离开长安，从秦地入蜀，蜀地方位在长安西南，故云“西游”。至于篇末的“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等句，更可见其规劝友人之意。因而说《蜀道难》是一首送别诗不是没有根据的。

　　送别诗的基调一般都比较低沉，正如江淹《别赋》所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而李白的`这首送别诗，能脱出伤感的窠臼，变哀怨为开朗，以蜀道上雄伟壮丽的山川意象来淡化愁绪，强化豪情。这与王勃的著名送别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有相通之处。究其原因，这与李白宽阔的胸襟和开朗狂放的性格有关。

　　综观上述，杜甫的“陇道难”诗与李白的《蜀道难》诗写作的心理背景不同。杜甫为生计而忧愁，为前程未卜而不安，其心理状态是郁闷的、压抑的，情绪是低沉的。而李白的《蜀道难》系为友人送行而作，诗人以宽阔的胸怀去容纳蜀道上壮美的山川，以开朗的性格去送别友人。因而，壮美的山川就淡化了离别的愁绪，开朗狂放的性格更强化了豪情。杜诗与李诗有着明显的不同。

　　二

　　杜甫写作“陇道难”组诗与李白写作《蜀道难》诗的心理背景不同，而他们所运用的表现手法亦各异。杜甫记述行程，描绘山川，模山范水，如实写来;李白驰骋想象，把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巧妙的比喻与神话传说相结合，来描绘蜀道上的奇山异川，从虚处落笔。诚如袁宏道《瓯北诗话》所说：“青莲能虚，工部能实。”王嗣奭《杜诗笺选旧序》亦云：“盖李善用虚，而杜善用实，用虚者犹画鬼魅，而用实者工画犬马，此难易之辨也。”这些评论都恰当地指出了李、杜创作方法上的根本差别。试读杜甫“陇道难”组诗的第二首《赤谷》：

　　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岂但岁月暮，重来未有期。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

　　赤谷，山谷名，距秦州西南七里，即今天水市秦州区西南的暖和湾河谷。谷两面山崖皆呈红色，故名“赤谷”。此诗写诗人驾车赶路途经赤谷时的情形。浦起龙说：“此才是发足之始，故景少情多。”[3]开头四句先写天气寒冷，霜雪繁重，作为四处漂泊的游子正前往同谷。想到一年将要过去，而自己重来秦州已没有可能。寒冷的天气，繁重的霜雪，给行路带来极大的不便，而“游子”的身份中又蕴含着离家远游、颠沛流离的酸辛。诗人虽在《发秦州》中写道秦州“难久留”，但启程之后，又产生了对秦州的依恋之情。诚如杨伦引蒋弱六语：“前已说秦州不可居矣，此仍不无恋恋，亦是真情。”[4]老杜情感之真实，于此可见一斑。接下来八句写走在赤谷中的艰难。“晨发”二句写清晨从赤谷亭出发，艰险的道路从此开始。赤谷中乱石遍地，只有一条窄路，无法改道而行，车轴上虽已加了油，但仍然驱车困难。此时漫长的山谷中寒风凛冽，当太阳落山时，走得人困马乏，又听到孩子们叫饥的声音。向前看，沉寂的村落还很遥远，依稀的烟火可望而不可即。最后四句写对前途的忧虑。自己贫病交加，却到处漂泊;虽思故乡，但将永无归期。他常常担心会死在这荒山野道之中，将“永为高人嗤”。老杜由行旅的艰辛而产生了穷途生死的慨叹，读之令人下泪。此诗可谓途中实录，情真景实，历历在目。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再读“陇道难”组诗的第三首《铁堂峡》：

　　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峡形藏堂隍，壁色立精铁。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威迟哀壑底，徒旅惨不悦。水寒长冰横，我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盗贼殊未灭。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

　　铁堂峡在秦州西南七十里，《甘肃通志》载：“铁堂山在(秦州)西七十里。”此诗写铁堂峡的险绝及行旅的悲愁。前八句写景，写铁堂峡高峻奇险的形势。开头两句同上篇《赤谷》的开头一样，也是先点明“游子”的身份，漂泊流离之苦痛已包孕其中。此时诗人登上了缥缈而险绝的山梁，山之高，路之险，由此已可见出。三、四句写峡形、壁色：峡谷的形状有如深藏的厅堂，黑色的峡壁像是精铁堆积。这两个比喻，形象地描绘出铁堂峡的形与色，可谓绘形绘色。读之如见其形，如辨其色。但仍是如实写来，没有夸张。五、六句写山径之高和峡谷之深。七、八句写一望无边的细长的竹林和山巅从未融化的积雪。这四句中写山径高以“摩穹苍”状之，写积雪以“嵌空”绘之，尽管都采用了夸张的手法，但没有过分渲染，故仍显得平实。后八句抒情，诗人面对着铁堂峡中的“险绝”之景，提心吊胆地走在峡底的弯曲的小路上，旅伴们都面色惨凄。涧水寒凉长冰纵横，马的骨头简直要冻折了。眼前之景，触发了作者的忧国之愤和长年漂泊的哀伤：“生涯抵弧矢，盗贼殊未灭。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伤时悲己之情，溢于言表。而《青阳峡》一诗描写青阳峡险恶的地形，亦写得很有特色。青阳峡在今甘肃西和县南五十里，此诗描绘了青阳峡的奇崛险峻。先写自己的行踪和感受：“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是说在塞外就十分厌恶山了，此番往南走，山路越走越险恶。接下来写峡景，这里冈峦纵横，连绵不断，云气水气混杂交错。“林迥硖角来，天窄壁面削”，只见林木远去，峡角劈面而来，石壁耸立，只露出窄窄的一线天，溪西远处的崩石“奋怒向我落”。六句诗写尽了青阳峡的山陡峡深，山势险峻。然后用“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的想象之辞，来总括青阳峡的高危，是说仰望山颠，真担心它会撞翻日车;俯瞰山脚，只怕它会把地轴压折。这与李白《蜀道难》中的“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有异曲同工之妙。杜甫显然受李白之启发，但二者又有差异：其一，李白的九言句比杜甫的五言句描绘得更具体，想象得更奇妙;其二，李白诗上句写山高，下句状水急，是以水衬山，有主次之别。而杜甫诗的“仰看”、“俯恐”二句是并列关系。因而，李诗的形象性更强，而杜诗虽亦有想象，但似如实写来。写峡景的一段以“魑魅啸有风，霜霰浩漠漠”两句收束，极写峡谷中的阴森恐怖，霜雪弥漫。从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几个方面，写出了青阳峡的险峻幽深，坐实了开篇的“南行道弥恶”之说。而李白《蜀道难》写蜀道上幽深寂冷的气氛则是：“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李白一生并未到过剑阁，他借助想象，以人走在蜀道上在白天和黑夜所听到的鸟声来烘托悲凉的气氛。而杜甫所写乃耳闻目睹。在制造气氛的手法上，杜诗采用正面叙写的手法，而李诗则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二者各具特色，各有千秋。《青阳峡》最后八句用陇坂及众山来衬托青阳峡的高峻奇险。诗人回忆几个月前翻越陇坂，望见了吴岳(在今陕西陇县西南)。由此东笑华山的最高峰莲花峰，北嫌崆峒山太单薄。只以为吴岳超然天外，相当壮观，谁知到了青阳峡，那突兀之状犹若逐人而来，才不得不叹息自有所失了。对末句“及兹叹冥寞”，杨伦说：“诸本多作‘漠’，重。上言吴岳之险，已非他山所及，其突兀之状，犹若逐人而来，今到青阳，其险有胜于吴岳者，乃不觉爽然如失也。正应前‘南行道弥恶’意，也必作‘冥寞’解。”[4]此言甚是。诗人抓住青阳峡高危突兀的特征，随物赋形，将其描绘得挺特奇崛，如在眼前。诚如江盈科《雪涛诗评》所云：“少陵秦州以后诗，突兀宏肆，迥异昔作，非有意换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独能景象传神，使人读之，山川历落，居在眼前。”这也正是杜甫写实手法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再读《陇道难》组诗的第十一首《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不畏道途远，乃将汩没同。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

　　泥功山在同谷西境，据清乾隆六年黄泳纂修《成县新志》载：“泥功山，县西北三十里，上有古刹，峰峦突兀，高插云霄。”旧注多认为泥功山为青泥岭别名，是不正确的。因为青泥岭在今甘肃徽县南甘、陕两省界上，为入蜀的要路。李白《蜀道难》中写道：“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索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元和郡县志》说：“(青泥岭)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青泥岭。”李白诗没有写青泥岭的泥泞难行，却想象青泥岭的“百步九折”的盘曲，以此写行人走在青泥岭上随山宛转、出入高下的艰辛。“扪参”二句则用夸张的手法，以伸手可摸到星辰来写青泥岭的高峻。由于青泥岭的险峻，行走在岭上的人们只好屏声敛息，抚胸叹息。四句诗二十六个字，就把青泥岭的高峻险要，山径的曲折宛转，描写得惊心动魄;把行人战栗、惊恐的神态，刻画得十分生动传神。由此可见李白善“虚”之特征。而杜甫的《泥功山》则用写实的手法，叙写翻越泥功山的艰难。诗人先以“朝行”、“暮在”二句总说从早到晚也没有走出泥泞的泥功山，突出了山路泥泞难行。接下来“泥泞”四句写泥泞长年如此，一些泥泞之处还需“版筑”才能通行。行人走在泥功山上“不畏道途远”，就怕在泥淖中惨遭灭顶之灾。为了进一步叙说泥淖的可怕，又以“白马”四句来证明。只见白马被污泥染成了黑马，小儿满脸泥巴像个老翁。猿猴掉在泥淖中哀鸣不已，野鹿陷在污泥中丧了性命。最后传语后来者要多加小心，别只顾匆匆赶路。诗中虽亦有夸张的成分，但比起李诗中的“百步九折”、“扪参历井”的高度夸张来，其力度要小。因而读杜甫的《泥功山》诗，总体感觉是诗人在写自己的一段行程，一切都是自己的耳闻目睹，一切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那有限的夸张已被这种亲眼所见、亲身所感淡化，而不再认为作者是在夸张。其他如“细泉兼轻冰，沮洳栈道湿”(《龙门镇》)的栈道泥泞，“飕飕林响交，惨惨石状变”(《积草岭》)的林涛寒风、山石多变，“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石龛》)的天寒日淡、山远路迷等等，都是如实写来，真实朴直。因为这是老杜带领家人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诚如冯至《杜甫传》所说：“从这些纪行诗里边，我们看见诗人除去在饥寒里坚持外，还得与凶险的山川搏斗，走一步克服一步的艰难。他写这些诗，不只用了他的眼，更重要的是用了他的两只脚;我们可以说，它们是杜甫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以其中没有空幻的高与奇，只有实际的惊和险。”此可谓知杜之言。

　　总之，杜甫“陇道难”组诗与李白《蜀道难》诗的表现手法不同，李善用虚，杜善用实。杜甫用写实的手法，将走在陇道上的艰难酸辛，如实地记录下来。其中虽亦有想象夸张之辞，但并不明显。总的印象是，艰险的陇道是老杜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所状之景是诗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所抒之情，更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而李白的《蜀道难》诗则将奇特的想象、恣意的夸张与神话传说融为一体进行写景抒情，三者相辅相成，生动地描绘出了蜀道峥嵘崔嵬的面貌和阴森幽邃的气氛，使全诗散发出浓郁的浪漫气息。比较而言，写实比用虚难度更大，因为“戴着镣铐跳舞”，毕竟不如天马行空般的自由、随意———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去任意想象、夸张、虚构。

　　三

　　由于杜甫的“陇道难”组诗与李白的《蜀道难》诗写作的心理背景、表现手法的不同，因而其作品风格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杜诗沉郁质实，李诗雄壮豪放。

　　明人胡应麟《诗薮》云：“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此论相当精到地触及到李杜诗风的差异。

　　曾巩在《代人祭李白文》中说李白诗“又如长河，浩浩奔放，万里一泻，末势犹壮。”讲出了李诗壮大豪放的诗美特征。这种诗美特征，在《蜀道难》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其一，诗的开篇是爆发式的。《蜀道难》的开头是“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诗人一口气连用了三个惊叹词和两个重复形容的词语“危”和“高”，以及两个语气词“乎”和“哉”，组成一组强烈的咏叹句式来惊叹蜀道的高危。接着又以一个高度夸张的比喻“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来突出蜀道的艰难险阻。这四句诗形成劈空而来的气势，为全诗奠定了一个雄壮豪迈的基调。而杜甫的“陇道难”组诗的开头，则往往是娓娓道来，写眼前实景，叙自己的行踪，如以下组诗开头二句：

　　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赤谷》)

　　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铁堂峡》)

　　行迈日悄悄，山谷势多端。《(寒峡》)

　　身危适他州，勉强终劳苦。《(法镜寺》)

　　这些诗句直写眼前所见之景，兼写漂泊流离的酸辛，语言平实，不像爆发式开头的突兀而起，劈空而来。其二，《蜀道难》中采用反复咏叹的句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在诗中出现三次，第一次在开头，是感情的爆发，是抒情主人公面对蜀道而产生的惊奇、赞叹与感慨。在结构上则是点题之笔，一下子就扣紧了题旨。而后在诗的中间与结尾，又两次重复这一咏叹，以此将自己的强烈感情笼罩全诗，给人以一唱三叹、回环往复之感，令人荡气回肠。而杜甫的“陇道难”组诗中没有此类反复咏叹的句式。“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的四处漂泊，衣食无着的艰辛困苦，时时在困扰着诗人;前途未卜的忐忑不安，一直在折磨着诗人。这种种忧虑、愁闷、压抑、悲戚，塞满了老杜的心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对陇右山水的刻画之中了，例如：

　　神伤山行深，愁破崖寺古。《(法镜寺》)

　　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石龛》)

　　畏途随长江，渡口下绝岸。《(白沙渡》)

　　这些诗句虽没有一唱三叹、回环往复之妙，但景中含情，情景交融，陇右山水中无疑渗入了诗人的忧伤之情。这些渗透着忧伤之情的写景诗句，正显示出老杜“陇道难”诗沉郁质实的风格特色。沉郁，指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质实，指写景用白描手法，简洁质实，而语言则浅切质朴。《唐诗癸签》卷五评高适、岑参边塞诗的特色：“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我们可以将其借用来评论杜甫的“陇道难”诗和李白的《蜀道难》诗也是恰当的，即杜诗“尚质主理”，李诗“尚巧主景”。杜诗的“主理”往往在结句中表现出来：

　　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发秦州》)

　　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

　　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盐井》)

　　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凤凰台》)

　　去往与愿违，仰惭林间翮。《(发同谷县》)

　　这些诗句有说理，亦有抒情，更多的是抒情与说理融会在一起，情中有理，情理交融。而李白的《蜀道难》则表现出作者的“尚巧主景”，诗人巧妙立意，奇特构思，驰骋想象，创造出变化莫测、瑰伟多姿的艺术境界。诚如殷璠《河岳英灵集》所说：“白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总之，杜诗质实，李诗瑰奇。杜诗气势内蕴，李诗气势外露。二人创作个性都很鲜明。

　　李白《蜀道难》诗的写景虽亦不乏险象，但给人总的感觉却并不是阴森可怕，相反倒呈现出一种雄壮之美。比如“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诸句，写得绘声绘色。只见悬崖峭壁，枯松倒挂，飞泉瀑布，奔腾轰鸣，石转崖崩，声震如雷。抓住景物之特征，大笔勾勒，成功地描绘出了山之险峻和水之壮奇，充分体现出李白诗雄壮豪放的风格特征。而杜甫的“陇道难”组诗则与李白《蜀道难》诗的大笔挥洒不同，他更注重对细微之处的审视与品味，刻画具体，描绘细致。例如《法镜寺》：

　　身危适他州，勉强终劳苦。神伤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婵娟碧藓净，萧摵寒箨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泄云蒙清晨，初日翳复吐。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拄策忘前期，出萝已亭午。冥冥子规叫，微径不敢取。

　　这是自秦州赴同谷纪行组诗的第六首。诗人见深山古寺，被寺院周围幽美的景物所吸引，于是写下了这首纪胜诗。法镜寺，在今甘肃省西和县境内。《西和县志》(1947年编)载： “法镜寺，在县北三十里石堡城西山上。”法镜寺是一座颇具规模的石窟寺，约建于北朝初期，遗址在今西和县北三十里石堡乡西山上。作品开篇先述说自己因身家危难而前往他州，勉强行路难免劳苦。三、四句写自己“神伤山行深”之时，却被崖间古寺所吸引，转愁为喜。接下来分层具体描写法镜寺附近的景色。诗人由近而远，自下而上，细致地描绘了此地碧净明润的苔藓，密集丛生的冬笋，迂曲回绕的山泉，以及“冉冉松上雨”。描写精致生动，很有特色。此时作者仿佛与所描写的景物，十分完美、十分和谐地统一到一起了。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写清晨的景色。“泄云”四句，写升腾的云气笼罩着清晨，被遮蔽的旭日，终于送来了万道霞光。只见古寺红色屋脊半映晨光，明艳的门窗历历可数。最后写自己离开法镜寺的情形。此诗写景清丽，富于变化，很有层次感。诚如仇注引钟惺对此诗的评论： “老杜蜀中诗，非唯山川阴霁、云日朝昏，写得刻骨，即细草败叶、破屋危垣，皆具性情。千载之下，身历如见。”此说颇有见地。《木皮岭》诗是自同谷至成都纪行组诗的第二首。《成县新志》载：“木皮岭在县南百里，疑今白马关。《通志》载黄巢之乱，王铎治兵于此，以遮秦陇，路极险阻，入蜀要路。”《徽县县志》(1924年编)： “木皮岭，西南三十里，一名柳树崖。脉与龙洞山联属，石径层沓，人马登陵崖坎，艰于行。”因山上多木兰，其皮为中药厚朴，故名木皮岭。杜甫从同谷出发，取路栗亭，南经当房村，越木皮岭、青泥岭，沿嘉陵江入蜀。诗中叙述冬行的劳苦及木皮岭的险峻和奇秀。开头四句写自己的行踪和旅途的艰辛。接着写木皮岭的险峻雄伟及攀登之难，先写登山的艰难，以“汗流”二句来衬托登山之费力，因登山而汗流浃背，在严寒之中也感到温暖。“远岫”四句用众星捧月的手法，来烘托木皮岭的高峻。诗人甚至认为它与五岳相比，也并不逊色。“仰干”二句则具体描写木皮岭的壮观：仰望峰巅塞满了天空，俯视沟壑如切开了厚厚的地层。然后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写走在木皮岭上的所见所闻。听到虎豹在争斗，看到废弃的栈道如折断的车辕。“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长根”，写那山谷下有冬青树林，山石上爬着长长的树根。以平实的语言摹眼前景物，其形状如在眼前。“西崖”六句，是以特写镜头描绘木皮岭西崖的秀美，那里如“玄圃”仙境一般。结句“对此欲何适?默伤垂老魂”，乃触景生情，为垂老奔波而默默伤神。浦起龙评云：“结入妙，又转出好景，使人留恋。才动足，便思住足。是作者有意留西崖于后作翻身势，是谓波澜老成。”[3]全诗随物赋形，模山范水，从不同侧面描绘了木皮岭的高峻雄奇，并寄情于景，叹老伤神，写得波澜起伏，颇具特色，充分体现出杜甫“陇道难”组诗沉郁质实的风格特征。

　　综上所述，杜甫的“陇道难”组诗与李白的《蜀道难》诗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前者沉郁质实，后者雄壮豪放，二者各有千秋，共臻其妙。

　　参考文献：

　　[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本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詹锳.李白诗文系年[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3]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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