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总共多少篇

时间:2021-03-08 20:35:12 诗经 我要投稿

关于诗经总共多少篇

  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那么,它一共有多少篇诗歌呢?以下是小编带来的是关于诗经总共多少篇,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关于诗经总共多少篇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诗三百”,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05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诗歌分类

  《诗经》中《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也是诗经作品分类的主要依据。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齐、韩、赵、魏、秦),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

  《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大雅多为贵族所作,小雅为个人抒怀。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2]。

  表现手法

  诗经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修辞。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接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4]。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诗经》“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诗作来源

  《诗经》《诗经》的作者的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诗经

  尹吉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尹吉甫出生于江阳(现泸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今湖北房县青峰山。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他辅助过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时听信谗言,被周幽王砍了头,后来知道错杀,做了一个金头进行了厚葬,为了隐蔽别人盗墓,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县东面。

  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周房陵人。猃狁(古民族)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军反攻到太原,并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负责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献,并在朔方筑城垒。遗物有青铜器兮甲盘。湖北有尹吉甫宗庙—————建于唐朝的著名的房陵青峰区宝堂寺,泸州有尹吉甫抚琴台遗址,山西平遥古城有尹吉甫点将台、湖北有墓和墓碑遗址。

  西周宣王时,北方猃狁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侵扰甚剧。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率军反攻到太原而返,驻防今平遥城一带。据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载:“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俱低。”又载:“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寇,遂殁于斯。”曾作《诗经·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等。

  创作背景

  相传中国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诗经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史记·货殖列传》)あ。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个农业社会。这里所讲的虞夏之贡虽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这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来看,周族确是靠着农业而兴盛发展起来的。《豳风·七月》则完整地叙述出一年之中的农事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等级压迫关系。另外,在《诗经》中的《南山》、《楚辞》、《大田》、《丰年》、《良耜》以及《周书》内的《金滕》、《梓材》、《康诰》、《洛诰》、《无逸》等篇中,都有农事的记载。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宰我曾问孔子何谓鬼神,孔子回答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并且进一步解释:"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官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返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礼记·祭义篇》)以此了解《诗经》中的颂诗、雅诗,便可以得其要领。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会历史特征。我们研究《诗经》,首先要注意产生《诗经》的历史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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