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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的历史源流

三字经 时间:2018-03-25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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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启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三字经》之所以历久风行,影响所及,几乎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内容丰富,知识性强。《三字经》篇幅不长,全篇仅1044个字,但就是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明朝的吕坤,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读物。清人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的时候,称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对比,认为它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重订三字经》题辞)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也说:“《三字经》以一千余字,历举中国文化义理历史典籍,实一小型百科全书。”(《朱子新探索》第672页,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

  《三字经》深得人们喜爱的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齐,隔句押韵,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儿童喜闻乐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丝毫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

  宋代之前启蒙读物主要用四言写成

  在宋代之前,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主要是用四言写成的。从残存的遗文和王国维等学者的考证来看,中国最早的启蒙识字读本,如《史籀篇》、《仓颉篇》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著名的《急就篇》主体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为浅近可读的一段,歌颂汉朝的功德:“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圣贤并进,博士先生。”正是用四言写成的。

  被人们视为“稷下学宫之学则”的《弟子职》、成书于六朝时期的《千字文》、唐代广泛使用的《开蒙要训》、成于唐而风行于宋的《蒙求》、介绍姓氏的《百家姓》、传播历史知识的《十七史蒙求》、阐释理学概念的《性理字训》、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在《三字经》出现之后,一些重要的启蒙读物如《龙文鞭影》,还是用四言编写成的。可以说,四字句是传统启蒙读物最主要的编写形式。

  用三言这样短小的句子来表达意思,而且通篇如此,还要押韵,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张志公先生所说:“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便于记诵,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贫乏呆板。”(《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第23页)四言相对于三言,虽然只多了一个字,除了增加编写的难度之外,对于成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儿童特别是低幼儿童来说,则意味着负担的减轻,意味着更加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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