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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囚散文
一、焉知非福
我正致力于建房，传来侄媳的惊呼，原来老公摇摇欲倒。以为是疲累之故，电动车载之回家歇息。吃饭时竟脚下踉跄，又以为睡一夜可好，谁知转天依旧，量血压170，遂吊水降压。两瓶水滴完仍无起色，这才惊慌，邻居热心肠，用车将我们载到县医院急救室。
CT显示脑部无出血现象，确定病灶具体位置还要磁共振进一步扫描，将老公安排病房住下。
神经科是医院四栋楼中最老、最破、最脏的一栋。刚交付使用的一栋十六层大楼却是安排门诊及外科使用。从医护人员的牢骚中听出端倪，原来历届院长都是外科出身，因此偏疼外科，又因外科来钱多且快，其待遇偏高，也使其他科室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不敢当面言。内科就像个没娘的孩子，冷暖饱饿由人赏赐。
病房内三张或是四张床位，墙面布满水渍，墙皮脱落露出红砖，空调及暖气片肮脏不堪。
就是这样的房间，病家仍是求之不得，许多病人只好在走廊上加床，我们是排在最后的加床，位于走廊入口处的门旁。不说那穿堂风困扰着病人，就是陪侍的家人，几乎分分钟都要起身去关门。耳边门扇的“哐当”之声不绝。擦身而过的男女往来不息，真是不堪其扰。
老公因不能行走而被“囚”在床上；我因照顾病人而被“囚”于床边，象酒店门边的侍应生那样不断地伸手触及那扇门，只是没有点头哈腰而已。
嘈杂、风吹，暴露于往来之人的众目睽睽，即便是如老公那样阅历多多的老男人也羞于当众表演“尿术”。
困惑中，不免学阿Q般找到一个住在如此床位的好处，那就是一旦地震警报拉起，我们地理位置之优越定是逃生最快的。
于是欣欣然起来……
二、遇故知
磁共振的结果与医生的诊断大体符合，甚至于医生都兴高采烈地说是比他想象的更轻。脑干的病变微小，脑血管因十年糖尿病所致及机体老化而老化，形成的脑梗塞导致下肢失灵、吞咽功能部分失控。本就不善言语的老公更加言不达词意，两眼视单成双——典型的脑梗特征。
入院半日，十张红版大票换来六瓶总量不到500克的吊瓶水。床边接了不下于十次尿，换了两次床单。
身后病房门“咿呀”开了道缝，循声扭头张望一下，意外发现一张熟悉的脸孔，不亚于“他乡遇故知”的兴奋。我打了个招呼，问他怎么了（多此一问，这个科都是一样的病人）？他面色凝重（其实是呆滞）地从喉咙底“嗯”了一声再无表示。此人姓魏，是我以前的同事，每说话先冠以“本政府”三字，因此被授予诨名“魏政府”。当年那般熟络之人今成陌路，我微感失望。
实则我冤枉了他，不一会儿他用含糊可辨的声音大叫：“老刘？哈哈，你是老刘，我认得你……”过一会儿再重复一遍，我晕。他那端庄还算漂亮的老婆嗔道：“德行。”
“魏政府”得的是脑出血外加脑梗塞，已是“二进宫”。许是女儿远嫁外地，家中只有四目相对之故，伉俪所居之处既是家，并不似我以医院为“囚室”，除了偶尔算计医疗费用之高外，大有要长期安营扎寨的态势。
“魏政府”提及二十年前曾见过我父亲，我却没了印象，笑他这般模样竟有如此记性，调侃他“猫记一千，狗记一万”，谁知他竟五官一挤，旋即泪水盈眶，我很讶异，不知他想起什么伤心事？老婆说：“他就这怂样，说哭就哭，医生说是病使的。”哦，我心稍安。
倚在他的门边，左眼盯着老公的吊瓶，右眼可见房内的老同事，聊着工作时的人和事，渐至高声大语，竟无人呲之以鼻。其实是各病房、各病床、各医生及各护士都是如此，早已见怪不怪。于是也便心安理得地继续海聊。无聊之中有话可聊，倒也减少些许的乏味与对门扇“咿呀”的忿忿不平。
三、父母与儿女
商业讲“顾客是上帝”，医院宣扬“医者父母”。
医院这种地方，没人心甘情愿地想去，实在身体出了毛病不得不去，很想享受一下做“父母”被儿女孝顺的感觉。这其中除了自己的儿女外，就是医护人员亲人一般的温暖。
然，有时这只是患者的一种奢求。走廊上，一个行动迟缓的老妇喋喋不休地诉说着某种药物用之无效，医生不耐烦地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你说的有用，怎么还来这里？”其实，满可以换一种态度和口气来对待。如果是自己的父母,会是怎样?
床尾处另一张加床上，一个年届古稀的老者不知何故没人陪护，一个人在打吊瓶，一瓶打完，老者喊着：“没水啦，没水啦。”却不见护士前来换水，好几次我都跑到护士站告诉她们：“加六床水没了。”这才有护士拿着吊瓶走出，换上新瓶，走的时候还不忘撂一句：“喊没水，谁知你是几床？”走廊上许多病者家属摇头，道是花钱买罪受。
辗转托友，饭店摆了一桌，终于脱离加床之苦，堂而皇之地入住病房。尽管与卫生间对门，刮来阵阵气味，强过走廊的嘈杂。晚间还可在床头安放一张折叠床，让陪护的儿子比较舒服地躺一下。虽然是席地之分，也是感恩戴德了。
病床的南墙是个抹角，两面有窗，光线充足，但因老楼年久，窗子四面透风，赶上冷空气和大风，呜呜怪响。窗子插销松动，用根纱布条拴在床头。风吹得几扇窗发出“咯吱咯吱”、“啪嗒啪嗒”的响声。闭上眼睛，听着风与窗发出的交响乐，头脑里闪现的是十冬腊月顶着呼啸的北风行走在旷野之中……
四、服务与收费
从加床到进病房，环境稍有改善，服务态度依旧。
每天早上八点多钟，主治医师领着所属的实习生、助手查房。一个病房的几个病人分属不同的医生，各管自己的一片天。望闻问切只做一半，然后又领着一串人衣袂飘飘而去。一小时后，护士端着瓷盘挂水。
要说这医院的民主与自由做的就是好，挂第一瓶水时，护士小姐透过口罩冷冷地核对完病人与瓶子上的名字后，将接下来的两瓶水一并交给病人家属，让她们自己接换，不管你先挂哪瓶，后挂哪瓶。这就苦了那些不识字和年老眼神不济的，神情紧张地盯着瓶子，唯恐一个不留神而误事。
三瓶水挂完，看看床头的注射记录上还有两瓶，拉一下呼唤铃，却听不到走廊上的回音，原来这些铃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只好将输液条关好，前往护士站喊人。
隔床的病人每天五瓶水，护士挂上水后，又交给三瓶。75岁的老太太看着老伴挂完四瓶，喊来护士，护士告诉她：“没有了。”起了针。老太太不识字，只记得前一天是五瓶，难道今天减药了？等到女儿来送午饭时，老太太告诉她今天只挂四瓶，女儿拿过护士忘在床头的记录，仍然是五瓶，走到护士站一问，果然是还有一瓶。老头白白地多挨了一针，护士反而强词夺理说就是分上下午两次挂的。自己也知道这种理由说不过去，“噗嗤”一笑拉倒，惹得老太太絮絮叨叨数落了半天。
打扫病房的护工是个驼背老头，拿着一根滴水的拖把进来，王婆画眉一样在地上抹了几下，分把钟时间一间房打扫完，真是深圳效率，至于床头柜上的凌乱，垃圾筐里的壅满，似乎与他无关，只是瞥见地上的空瓶子时，才会眼睛一亮，麻利地弯腰拾起，这些是他们的额外收入。
每日一次的账单送到，那几瓶价格不菲的药我们不懂，是否真的用到病人身上，不知道，因为我自己就曾为当护士的同学找熟人将值钱的药水换成人民币。惭愧，那时不知怎么回事，现在才茅塞顿开，只有吹毛求疵地研究哪几项不值钱而又简单易懂的费用。
床位费21元、暖气费6元（下半夜到天明）、输液器1元（不贵）、疾病健康教育2元三角（不知何内容）、治疗费八次62元（不知是何种治疗）、二级护理3元9角（没享受）、静脉输液三瓶3元、静脉输液一组6元、一次性注射器一支8角（估计是兑药水，应该）、住院诊查费1元5角，还有其他特殊材料费（大概是小便袋）。
这一日的实际治疗与服务是：一次查房；一次输液、起针；换一个小便袋（有一天忘记，费用照旧）；量2次血压；发三次总价值3角7分的六片尼莫地平；拖了两次地；换了一个垃圾袋；问了一次：“解大便没？”
没了，真没了。
老公住院还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十多（先刨去四百元“门槛费”，这是什么东东？），而没有工作的普通老百姓呢？得了大病出不起这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许多病人只得放弃治疗。
买东西讲究一份价钱一分货，讲究物有所值。高喊“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的机构，每天早会讲的是哪个科室创收好，哪个部门效益高。
当你们为奖金多少争得脸红脖子粗时，是否为你们没有付出而得益的部分感到脸红？是否为你们对病人的冷漠感到羞愧？是否为你们的收益建立在病者身体与经济的双重痛苦窘迫上而感到惴惴不安？
当然，我不是一篙打翻一船人。也许，你，就是个好医生、好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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