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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土如同怀斯现代散文

散文 时间:2018-12-31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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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冬月的下午雨雪霏霏,著名诗人匡国泰一缕阳光似的溜进我书房,匆匆拍了几张照片走了。他一星期以后回到长沙打来电话说,现在很少碰到有这么多藏书的诗人,那都是宝啊!可就在三年前,尚未离婚的我与前妻拌嘴,她指着书房异常愤怒地说我就知道买书,堆得像牛粪了!放下手机,我突然惊诧莫名,不知道是妻子不识宝,还是匡国泰不识牛粪?

  春天就这样来了,梨花的白和桃花的红同时从她的肌肤上溢出。书房拍照的前一天,匡先生还去我的故乡狠狠抓拍了一把春天。在没有书籍也没有牛粪的山梁上,他着实为突如其来的风景而兴奋:“绵里藏针的痛,紫椋鸟的故乡如同怀斯啊。”怀斯?又译为安德鲁·韦思,美国现代派写实主义绘画大师。我一时纳闷,匡又指着我躺在茅草丛中闭目养神的留影说:“多像怀斯的名画,不虚此行,我心安矣!”

  看来故乡这本书我没有真正打开过,也许她注定只能被异乡人打开,所以才有“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这样的格言。“异乡人!你的院门朝流亡敞开,樱花细语时你却双肩紧闭。”这是我很年轻时写下的诗句,如今想来,我自己的院门也一直朝流亡敞开,我压根儿就没有好好阅读故乡,而且与故乡有关的记忆也只是源自于童年。或者说,故乡与童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无法分割。虽然硬币上的花纹已经模糊不清,但有几个关键词却是历久弥新的,譬如“打野仗”、“跳房子”、“打波”以及“饿死鬼”等。从我开始懂事起,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忆苦思甜”,说我们村活活饿死了哪些人。她说一个饿死鬼的名字就掉一滴硕大的泪珠,特别是当她说到,如果不是她冒险趁月黑风高,从公家地里偷回一篓麦子的话,我大哥(当时两岁左右)早也就成了饿死鬼时,更是嚎陶大哭。

  “苦日子”过后很多年我才来到这个世界,可我一直在忍受苦难,并且是那些鲜为人知的苦难!为什么在别人快乐幸福的时候偏偏让我承担苦难呢?可能上帝一不小心就把我做为他种植“苦难”的试验田了。看来他老人家没有像尼采所说的已经死亡,而是神不知鬼不觉跟袁隆平一起躲在某处搞杂交水稻。那种莫可名状的痛苦常常在我身上澎湃,浪打空城!我既不知道这痛苦是什么配方,也不知道它究竟源自哪里,但我隐约感到它可以撕心裂肺。当然,它本身也不愿意成为“痛苦”,它要新生:金蝉脱壳或蛹化为蝶……更为不幸的是我无法摆脱它,就像无法摆脱我体内的肾结石。

  细想起来,我们兄妹四人就我一个人被文学给掐住了脖子,其原因肯定与这种与生俱来的痛感有关。我的童年异常困顿,物质与精神生活均极度贫乏,加之在父母面前“失宠”:离开故乡前我从来没有穿过新衣裳。过年时多想跟邻家孩子一样穿一件新衣裳啊,哪怕半新不旧也好,可穿到我身上的偏偏只是多加了几块补丁的“新衣”。并且连课本也都是旧的,因交不起学费只能从上一届同学那里借。但我渴望读书!记得读初二时的某一天,父亲交给我两元钱去商店买盐和酱油吧,我把剩下的两毛钱自作主张买了本《古文观止》(繁体字竖排本)兴高采烈回到家时,出其不意中了个“大奖”:两记漂亮的耳光。

  ……因此我十四岁去长沙读书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第一篇作品《海的梦·梦的海》由现《青年文学》主编唐朝晖发在长沙市文联的《新创作》上。我之所以一直坚持写诗,其动力主要是企图摆脱“苦难”这种欲望的驱使:个体的和人类的。我愈来愈坚信,仅仅靠发展高科技是不会让人幸福的,科技只能使人更方便;那么诗歌则可以让人幸福吗?就我个人的生命体验而言,诗歌已使我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幸福,至少是痛并快乐着。

  无独有偶,无论如何我无法让我的故乡快乐起来。当光明农药一样杀死黑暗之虫的时候,我就起床忙碌,然后黑暗又蝗虫一样铺天盖地而来,把光明啃尽。就这样,很多年以来,我只能在凌晨抽出一点可怜的时间写作可怜的诗歌。上世纪中叶故乡的农民也是如此,他们只能趁早摸黑去自留地劳作一把:哪怕一年下来只能收获几斤骨瘦如柴的土豆。故乡的农民如今怎样了?三舅上午来我家闲谈时说,好是好蛮多了,但还有一件让他挥之不去的痛心事,即现在的水稻得请医师开处方,中西医结合治疗才能多收三五斗。为什么几年下来,所有的虫子都不怕农药了呢?很难杀死它们。三舅一边咂吧着旱烟,一边诉苦。这个问题对久居城市的我来说是陌生和不关痛痒的,三舅对此却极为愤恨。他说:“国家要想办法消灭虫子才算完全关心咱农民”。这话给了我当头一击,那么多三农专家研究来研究去,谁想到了从杀虫子的角度来解决问题?送三舅出门的刹那间,我的思绪和情感又如受伤的小鸟飞回故乡,虽然电视里此刻正播放郑智化的《水手》,他深情地唱道:“这点痛算什么。”

  这点痛已然弥漫在故乡美丽的风景中。那么,我的故乡难道真如匡国泰所言模仿怀斯,怀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吐露过真情:“我的画忧郁沉重,完全是虚构的,它与童年的经历有关,近乎超现实,近乎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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