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的早期编译者凌昌焕散文

时间：2022-04-23 14:54:05 散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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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的早期编译者凌昌焕散文

　　凌昌焕（1873－1947），字文之，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早期的编译者，吴江县莘塔镇陆家桥人。凌昌焕老宅唤作“凌家大屋”，据健在并见过他的90多岁的同乡陆秉心老人回忆说：凌昌焕的父亲叫凌浦云，早逝。母亲人称金奶奶。

默默的早期编译者凌昌焕散文

　　凌家子女较多，老大不知是男是女，老二凌明之，人称明二爷，在外洋轮船做翻译。老三凌文之，人称文三爷，就是凌昌焕。老四凌幼云，人称幼四爷，是秀才，教书为生。陆秉心结婚时，凌幼云曾是他的证婚人。他教过书，写得一手好字，曾为陆秉心书过一张扇面。后来，他又请西塘的一位秀才在其扇面上画了一幅画。南社社员、胥社社长江雪塍的儿子江印舸（江蔚云）则用钟鼎文写了一副对联作为结婚礼物送给陆秉心，惜今已散佚。

　　凌昌焕实际上还是柳亚子的亲威，柳亚子称之为表兄，他是凌退修的侄孙。柳亚子在《自传？年谱？日记》（64页）说道：他年龄比我大十多岁，但人倒相当开通，我们见面时，是无话不谈的。据考凌昌焕是新南社社员和南社纪念会成员，可见其思想进步了。

　　名校的教育前辈

　　1900年，27岁的凌昌焕到达上海，从事编译工作。1906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1907年黄炎培校长聘任他为上海浦东中学教员。浦东中学是上海的名校之一，二十世纪初学校经常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如沈雁冰、恽代英、郭沫若，还有美国杜威博士等来校讲演，故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为此，学校培养了不少英才，如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邓拔奇、陈培仁等；社会名人张闻天、范文澜、钱昌照、王淦昌等等。据史料记载，蒋经国、蒋纬国于1923年至1925年间就读于浦东中学。

　　“坚贞、勤朴，为国家育人才，为社会开风气”的浦东中学，更是爱生如子。绍兴校友孙芬兰，勤苦好学，来浦东中学求学不到半年，忽在五月间突发病去世，学校为其召开追悼会。黄炎培校长亲自送上挽联云：痛哉伯仁，盖由我死。平乎龚生，遂夭其年。凌昌焕也亲拟一副对联曰：不厌不倦，何有于我哉。斯人斯疾，亡之命矣夫。

　　早期的商务编译者

　　1912年6月14日，凌昌焕经杜亚泉先生的介绍又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住宝山路家庆里74号。月薪初始六十元，后“论其能力亦尚值得”，月薪增至八十元。

　　1920年，凌昌焕在编译所理化部工作，与之共事的同仁有：杜亚泉、寿孝天、杜就田、吴和士、郑心南、许善斋、杜季光、骆绍先、黎麓丛等诸君。商务编译所是知识分子汇集的地方，以多名人而著称：黄炎培、陈叔通、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马叙伦、郭沫若、竺可桢、周建人、叶圣陶等等，最多时达300多位。这些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筚路蓝缕、煞费苦心，得成一种辅助教育的新事业”。

　　凌昌焕在这大的文化氛围里，可谓是如鱼得水。加上凌昌焕生性是一个勤恳之人，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与同仁编著了大量的教科辞书。

　　如由凌昌焕主编，凌履彬、周缵善、梁淑存、顾依仁（南社社员）等参与编辑了《常识小丛书》（民国二十二年出版）。不仅如此，他还参与《共和国教科书新理科教授法》（1913年）《辞源》（1915年出版）《新法理科自习书四》（民国十一年出版）《植物学》（凌昌焕编辑胡先骕校订）（民国十二年八月出版）《新法理科教科书》《新理科》《动物学大辞典》（民国十二年十月出版）《新撰动物学教科书》（光绪三十四年2月出版）《自然科教科书》等出版工作。

　　为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需要，商务馆还着手组织高梦旦、庄俞、傅运森、谭廉、杜亚泉、凌昌焕、邝富灼等人，编辑《共和国新教科书》丛书，以紧跟新时代的发展，社会影响巨大。1916年，孙中山偕同挚友廖仲恺、胡汉民、张溥泉、朱丁五人来商务印书馆参观印刷厂，唐少川、温钦甫作陪。

　　商务印书馆由一爿印刷工厂，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这与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张元济等从“启迪民智”出发，将“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经营宗旨分不开的。这培养了员工较高的觉悟，让他们多了一份爱国心和正义感。

　　期间，凌昌焕除醉心于馆务外，还和同道们一起积极投入革命活动。1919年，全体职工为响应“五四”运动罢工一星期。1927年3月，在沈雁冰、杨贤江、等发动下，商务馆工人、职员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凌昌焕的六位同事牺牲了。

　　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被军阀称为“赤色分子大本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周恩来、赵世炎常来商务馆指导工作，那里的疗病房一度成为起义的指挥部。起义胜利后，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就设在东方图书馆（注：商务馆的藏书楼，前身称“涵芬楼”）。

　　1922年，凌昌焕兼任编译所博物生理部编辑，其间凌昌焕主编《共和国教科书生理学》（1914年）《卫生课本》，和许心芸合作编辑出版《生理卫生挂图》十幅（中小学用）。

　　凌昌焕不仅参与出版众多的教科丛书，在农业书籍和志书等方面也卓有成绩，如《肥料学》（1916年出版）由陆旋编，凌昌焕、龚厥民校对。在民国《川沙县志》编纂进行中，物产志就曾邀请凌昌焕及他同仁吴和士审阅。同样，凌昌焕也不忘为家乡出力，据考他是光绪版《黎里续志》的校勘人之一。

　　抗战时期，经济萧条，上海商务印书馆也不例外，为节约开支，自制不少文具和标本，凌昌焕积极响应。在《张元记日记》（第六卷151页）记载：凌昌焕之仪器大有进步。连带着，他相继为商务图书馆出版《植物标本采集制作法》（1936年）《动物标本简易制作法》（1947年）《昆虫标本采集及制作法》等书籍。

　　南洋劝业会研究者

　　1910年，中国首届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在南京现鼓楼区丁家桥一带隆重开幕，博览会所参展物品达100万件，历时6个月，吸引了30万海内游客观光，成交量计千万银元，可谓是盛况空前。

　　“岁庚戌（清宣统二年1900年），南洋有劝业会之设，有志之士于会间设研究会，集同志以研究出品，征报告，蕲以多数人之心思才力，就此现象策改进之道也，与会者凡七百九十九人，期六月而毕事；与会者具报告于会凡八十首，盖十之一焉。”（录自《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序例）南洋劝业会研究会也因此应运而生了。

　　1900年7月初于教育馆召开研究讨论会，认定研究部研究人员，在9个专业部门中，其中的理科部有：吴和士、凌昌焕、薛公侠（南社社员）、俞子夷、费公直（南社社员）、张小楼参加。期间，凌昌焕与薛公侠、吴和士、俞子夷四人合作撰写《教育报告书》论文，将“研究之范围及研究所得，备陈左方，以供采择”的科研成果公布于大众参考，以促进南洋劝业会良好的循环和成效。

　　在《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中，还收录了费公直的报告书，他研究制作的河豚毒素标本曾荣获南洋劝业会优等奖，并被选送德意志万国卫生博览会参展。

　　接着，南社发起人之一陈去病在《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中发表题为《致驻所干事黄炎培书》文章，他对教育馆的前程，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说：图书繁富，门类至众，而三吴人文甲天下，箸作之多，莫与伦比，将欲保存国粹，宁可恝置不谭。故有教育馆以通今，即不可无图书馆以存古，而舆地学者，尤今日留心时事者，所急宜讲习也。

　　为此次南洋劝业会盛会，浙江黄岩椒江人王葆桢（又名王漱岩，南社社员）曾先后二次赴实地考察，著写《南洋劝业会杂咏》，共作诗210首。书内收录名人题诗十五首，大都为王葆桢诗友，如南社社员赵朴初之父赵恩彤（字炜如）题集句诗以贺兴。

　　王葆桢自述前后两游金陵“纵缆劝业会，神王目眩，莫可殚述”。在其210首诗中，他为南社社友费公直发明一种催花早开及茂盛药水（注：在工艺馆化学工业部展出）很是欣赏，特作《催花药水》诗，赞曰：灌园抱瓮太多才，羯鼓无声春自回。不受轻阴酿香雪，几枝易谢怨先开。

　　抗战后期的凌昌焕

　　据现定居在济南的凌昌焕的曾孙凌济说，他的曾祖凌昌焕1925年前担任过吴江旅沪同乡会会长。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遭日本飞机轰毁，凌昌焕失业，时年六十岁。迫不得已，凌昌焕暂居西塘女儿凌肇堂家避难，过起了隐居生活。

　　当初，西塘的南社社友沈禹钟为他女儿凌肇堂、女婿江汝为（注：平川半月刊社创办人之一）新婚特贺诗一首《贺江君汝为与凌女士肇堂新婚》（录《南社西塘社友遗稿》61页）：

　　彩笔江郞绝点埃，佳人咏絮亦清才。三生早注鸳鸯蝶，此日欣亲玉镜台。开岁乍逢春浩荡，定情尽有句低回。合欢酒助东风暖，窗外梅花一夕开。

　　入春好事寸心知，当户三星慰所思。花底长生鱼水乐，镜中双笑凤鸾姿。柔情绣阁欢晨夕，清课红闺胜友情。始信平时搁词笔，故留墨妙画修眉。

　　后来，凌昌焕先后又在上海中华教育用具厂、南洋中学担任教员及编译工作。1947年，辛劳一生的凌昌焕于浙江西塘江家大宅去世，享年74岁。据他的曾孙凌济回忆，曾祖凌昌焕1947年去世后回故里芦墟开吊，葬在老家。

　　学者型的凌昌焕，一生中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教育者、一位勤恳的上海商务馆早期编译者、一位低调的南社中人，但他所作的贡献是没有人会忘记的。

　　因他从商务馆中来，是由商务馆成就的一名学者，在那里他参与编译工作达二十余年，现国家图书馆藏有其书（目）90余种、家乡吴江图书馆藏其的编辑出版物有8种（20余册）。

　　凌昌焕的家乡人费孝通先生从阅读商务馆创办的《少年》杂志始，就与商务馆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1924年，14岁的费孝通还是个初中生时，以笔名“费北”署名，将《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发表于《少年》杂志。此事让他终生难忘、兴奋不已。

　　时光过去了将近六十年，在1982年元旦，费孝通于吴江县城，作“忆《少年》祝商务寿”文，作为送给商务印书馆八十五周年纪念礼物，文中他深切地怀念道：“商务印书馆既是一个印书馆，也是一个育才馆。它不仅以印书为广大人民提供精神食粮，而且为了印书也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和学者。功在历史。挽近论人才的人每常怀念古代的伯乐。回想我这一代，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文化界实际上起着伯乐的作用。我虽非千里马，但毕生与笔墨结成不解缘，商务印书馆实为之媒。”在费孝通这段情深意切的表白中，我们不难看出，凌昌焕身在上海商务馆的意义深远，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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