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谈文学创作

时间:2023-08-08 09:20:15 泽彪 莫言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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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谈文学创作

  提起中国现当代文坛,莫言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作家,因为他是第一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能够获此殊荣,足以证明他的艺术表现和文学创作功底是不俗的,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莫言谈文学创作,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莫言谈文学创作

  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掌声)作家是有国籍的,这毫无疑问,但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掌声)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掌声)像德国的作家:歌德的作品,托马斯·曼的作品、伯尔的作品、君特·格拉斯的作品、马丁·瓦尔泽的作品还有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作品,这些作品我大部分都读过。我认为他们的作品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超越了国界的文学。尽管他们描写的是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德国生活,讲的是德国的故事,但因为他们的作品在描述了德国生活的特殊性的同时,也表现了人类情感的共同性,因此他们的作品就获得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因此他们的文学既是德国的文学也是世界的文学。我必须坦率地承认,中国当代文学中也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的文学当中,确实有一批作品是不具备世界文学的素质的。因为这批作品的作者受到了时代的限制,不敢也不愿意把他们心中的真实的情感表露出来。这种情况从上个世界的80年代发生了变化。尽管有很多人对中国最近30年来的文学的评价不高,包括德国的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他对我们最近30年来的当代文学评价很低。他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说法,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写出了很多具有世界文学品质的优秀作品。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能在30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巨大的成绩,是因为我们中国作家30年来大胆地谦虚地向西方文学进行了学习,包括向德国作家的作品学习。但是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并不意味着要照着西方文学的模式来克隆我们自己的小说、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确实经过了简单模仿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样的模仿是没有出路的。你模仿君特·格拉斯模仿得再像,那有什么意义呢?那顶多说你是中国的君特·格拉斯;模仿马丁·瓦尔泽模仿得再像,也没有意义,顶多说你是中国的马丁·瓦尔泽。要取得自己的文学地位,就必须写出属于自己的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国家的文学想要取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同样也要具备自己的鲜明的风格,跟别的文学在基本点上有共同的地方,但某些特性要十分鲜明。所以我想,中国文学既是世界文学一个构成部分,也是属于中国自己的,这才是对的。那如何实现这一个目标,这就需要我们在向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包括德国文学学习的同时,去发掘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所蕴藏着的创作资源,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与别人不一样的亲身经验。然后在我们个人独特经验的基础之上,塑造出我们自己的人物系列,使用或者锤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语言,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的小说或者诗歌。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作家才有可能取得自己在文坛当中的地位,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学才有可能取得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但是这个目标目前还远远未能实现。我们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离我所想象的伟大的文学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确实还是要继续谦虚地学习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学习我们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更要深入到日常的最普遍的生活当中去,亲身体验,写出自己感触最深的、心中最痛的感觉,那么我们作品才有可能具有世界文学的价值,否则很难说我们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另外,我想谈一下文学多样化的问题。高压锅可以批量生产,而且越符合标准越好,便于修理嘛。文学最怕的就是批量生产。我确实没有资格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评价,因为在这30年来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家,出现了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如果一个人没有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要对它做一个总体性的评价是很冒险的也是很不负责的。我也没有兴趣过多地评论别人的作品,但是我有自己关于文学的标准,而且我按这个标准把作家分成好的和比较好的。我可以不喜欢某个作家,但是我无权干涉他的创作方式。如果我作为一个批评家,当然要尽量排除掉我个人的审美偏好,尽量客观地评价别人。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可以非常个性化地选择我所喜欢的,不读我不喜欢的。刚才一位先生提到了作家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尤其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好的文学、好的作家当然离不开社会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必须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保持一种高度的兴趣,而且有深入的了解和体验。你要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可以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对于一个作家、对于文学来讲,最可贵的就在于它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如果我们所有的作家的看法都一样,那么这么多作家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在社会中,有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一种共性,但是在文学当中确实要高度地强调个性。

  在国内,我做过的很多演讲都以文学的个性化与作家的个性化为题目。这也是30年来中国作家所做的巨大的努力,就是要从模式化的、公式化的、雷同的作品的套路中解脱出来。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号,表达他对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要容许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用小说或者诗歌或者其他文学的样式来表现他对社会上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评,而且我想说对于文学来讲,有个巨大的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作家的政治观点应该是用文学的、形象化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如果不是用形象化的、文学的方式,那么我们的小说就会变成口号,变成宣传品。所以我想,作家的政治态度,他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确实跟政治家、社会学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的,即便是作家队伍里面也应该有很多差异。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强行要求所有的人都一样。最终我还是认为,归根结底,一个作家还是要用作品来说话,因为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写作才是他最神圣的职责。如果一个人只有作家的名号,没有小说、诗歌,没有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算个什么作家呢?什么叫作家?因为他写了作品;什么叫著名作家?因为他写了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什么是伟大作家?因为他写出了能够影响全人类的伟大作品。所以作家的名号是建立在作品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作品,那么你这个作家的身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当然我想每个人都不彻底,我也不彻底。如果我彻底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像我的名字一样不要说话。所以我也不彻底,我也要说话。

  莫言:我有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生活造就了艺术,而小说家更应该生活在真实中。对于这一点而言,作家莫言肯定感触颇深。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更是在2005年的时候表示,文学作品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是随时产生依附性。

  莫言的故事看似荒诞不经,甚至离经叛道,但是无论从红红的高粱地,还是走到了酒的王国,他讲述的每个故事,描写的每个人物,都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被他经过文笔提炼,再加上文学的灵魂后,这些人物和故事仿佛插上了翅膀,开始飘荡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故事本身就是现实的倒影,而莫言不希望作品依附在现实的某些形态上,其目的是想以更加客观的状态,看待文学和现实之间的纠葛和张力能有多么大的力量。莫言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还是跟作家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

  苦难童年的阴影和历练

  莫言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他的童年记忆里全是吃不饱。小时候在村里放牛,望着一望无垠的田野,他想的也永远是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好吃。多年以后,当莫言自己开始创作,他便把一切与吃得有关的内容,用各种方式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示了出来。

  他曾写过一个饿了几天几夜的人,为了不使自己饿死,而去吃麻风病人吃剩的面条。正因为有很多童年时代关于痛苦的记忆,所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不但有残忍,也有很多不美好的表达。

  尤其借助莫言自己优秀的讲故事能力,很多不美好的事物,都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所以,一些读过莫言作品的读者,自然而然就会去做出比较。有些人觉得,莫言笔下全部是不美好的,他写的高密东北乡,几乎没有一个好人或者好事。

  残酷,是很多人对莫言作品的形容。有些人就会觉得,莫言的这种写作方式,揭露的黑暗太过严重,甚至是吹毛求疵了。所以,在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一些人便从作品的属性上攻击莫言,说他作品揭露了黑暗,正好迎合了西方社会的口味。

  这种说法未免太想当然,莫言首先是为自己创作的。他认为文学作品不是唱赞歌的工具,也是出于对自己苦难童年的认知和理解。文学毕竟是一种记录,既然自己拿起了笔,就有义务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统统表达出来。

  对于莫言来说,孩童时代的饥饿和贫穷是最真实、也最不能从脑海中抹去。随着自己笔力的成熟,他就用艺术的手法,把当年的很多想法,都写进了一个又一个故事里。

  这是莫言认为文学应该真实表达的童年基础。一个人有着什么样的经历,他其后的生活和工作上的态度,都会受到当年经历的影响。尤其对一个作家来说,他看到和经历的东西,之后都会被归置到自己的文学王国里。

  对社会运转的理解

  除了童年的经历,莫言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社会变革,同样也在影响着他的创作特色。莫言原名叫管谟业,曾经有人问及他笔名的由来,莫言说是父亲给他起的。意思也如字面想表达的那样,父亲希望他能谨言慎行,有些话不能说也不能写。

  不过从后来莫言创作的经历和过程看,他明显“背叛”了父亲当年的初衷。莫言非但没有闭口,反倒用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敢说敢写。因为从他自己的角度看来,文学的创作,不应该受到其他干扰,应该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客观记录社会上发生的一切。

  但是长久以来,有关文学该为什么服务的问题,其争论事实上也一直未曾停止。正是这方面巨大的预留空间,使得很多写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很多顾及。

  莫言似乎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干扰,或者说他不担心自己在文学上会欲言又止。他用自己的独特方式,通过创作的语言,不但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还把表达的主旨,通过另类的写作风格都展示了出来。对于社会的运转,莫言有自己的理解方式,故事则是他表达自己最好的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品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因为其他缘故写的不彻底或者干脆是违心的,那么,从莫言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来看,这样的创作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具有独立的意识,并且有自己的想法,这才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具备的能力。不附着在任何形式上,不给文学添加其他因素,这也是莫言一直在坚持做的。他对于社会的运转和发展,有自己的理解方式。正是这独特的理解方式,让莫言的创作在国内显得独一无二。

  诺奖背后的新表达

  当诺贝文学奖的桂冠戴在莫言头上,他从此有了一个幻觉现实主义的新身份标签,这是文学评论者对他多年来作品的概括。有人认为莫言运用自己的写法,在文学作品上“夹带私货”,所以最后取悦了西方世界。

  这种理解本身已经不在文学范围内了。对莫言自己来说,诺奖只是对过去的一种肯定,它表明了自己多年的观察和理解,是能够被人理解的,尤其是这种新的表达方式,更成为了自己得奖的一大理由。

  如今,在得奖之后,莫言已经又接连发表了新的作品。他的风格并没有大变化,只是在文字和语言上显得更克制也更收敛,这是一种收放自如的成熟表现。当然,风格上只是体现莫言的一个角度,在内容方面,其实他仍旧没有放弃自己对世界和文学的理解。

  写的也都是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有回忆,也有自己的一种基于现实的想象。换句话说,莫言依旧在坚持着自己,把文学表达看作是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一理念,贯穿了莫言的创作始终,并且在未来也不会改变。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而可爱的莫言,在把自己创作的故事,给我们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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