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何以不入“清高”之行列？
孟浩然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不宽。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 ji )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和王维并称“王孟”，虽远不如王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他们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有《孟浩然集》三卷，今编诗二卷。是唐代著名的田园隐逸派和山水行旅派诗人，与王维并称为“王孟”。其刚正志高，但仕途坎坷。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
著名学者金开诚的《漫话清高》，旁引博征，以“漫话”的方式，将“清高”一词背后所积淀的历史渊源、文化底蕴、价值取向等等,条分缕析，看似信手拈来，实为别有匠心。在谈及古人评定清高标准时，文章列举孟浩然为例，说明“孟浩然在历史上却仍然不是公认的清高样板”，借此引出古人“对清高的评论”是“模糊”的论断。
那么，孟浩然何以不入“清高”之列?
孟浩然生活在开元盛世，可他的一生简单平淡，大半都在隐居和漫游中度过。与山水为伍，和鸟虫结伴，使得他的生活染上了一层隐逸的色彩。就是傲骨嶙嶙的李白对他也是青眼有加。“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爱”的是“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傲气;“揖”的是高卧林泉、风流自赏的清高。
孟浩然的许多诗，确实弥散着浓浓的隐逸之风，这风，缠绕着的他的生活，也折射出他心态。孟浩然曾圆庐在岘山附近，岘山曾隐居过名士张五。于是也就有了他的`极负盛名的《秋登万山寄张五》：“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诗中，隐逸者与白云共在，登高者和飞雁同灭;“愁”为“薄暮”，“兴”缘“清秋”;似荠的树立天边，如月的舟行江畔。自有一种风神飘逸之致，清澹闲远之趣，“每咏之，有泉流石上、风来松下之音”。
后来，孟浩然又隐居于鹿门山。鹿门山是东汉末年著名隐士庞德公“采药不归”，化羽成仙之地。诗人在《夜归鹿门歌》里这样写道：“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夜来去。”从日落黄昏到月悬高空，从汉江舟行到鹿门山途，实际上是诗人从尘杂世俗到回归自然的隐逸之路的暗语，也是由“入世”到“出世”的心路折射。于是，在那“栖隐处”，“幽人”便重叠了诗人与庞公的双重影子。
孟浩然四十岁之前主要是闭门修性，可心远非静如止水。
他和有官位的人，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便常常在诗中流露出希望荐举之意：“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今日龙门下，谁知文举才”。孟浩然如此不失时机地表白心迹，可见其用世之心了。
而当他有机会陪同张九龄丞相游荆州名胜时，自然更不会放过这样的绝好机会。《临洞庭上张丞相》这首诗就写得明明白白：“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诗中的“济”是关键所在，“欲济无舟楫”，也完全是一种心事的表白，那就是太平盛世，自己不甘闲居无事，希望有人能够助他一臂之力，以成就一番事业。由此可见，孟浩然所走的隐逸之路，本就不是他的原意，其实质是曲线求仕之路。
到了不惑之年，孟浩然便再也按捺不住他内心深处的真切渴望，决然向长安进发，应试进士。起初，他踌躇满志，可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名落孙山的沮丧和幽愤也就跃然纸上：“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古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孟浩然曾自视“词赋亦颇工”，如今却落了一个“不才”。求仕情真，而宦途无望;鬓发已白，却功名未就。个中的滋味也只能积淀在一个“空”字上了，圆庐虚空，月夜虚空，仕途虚空，心绪虚空。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这首诗是诗人告别长安写给王维的。“空自归”，是长安之行无奈的结局，“知音世所稀”，便是归去之因。诗中充塞了知音难遇，仕途难求的辛酸和郁闷以及归去的一种大无奈。
自后，孟浩然满身的锐气削减，心境也落拓苍凉。虽然他还有过一次出仕的机会，那就是采访使韩朝宗曾与他约定一起进京，可就在约定的那天，孟浩然却因与友人喝酒而耽误了。友人劝说他，他却借酒而口不择言：“我喝酒就图个痛快，人活着也就图个痛快，别的就不管它了。”正是缘于此，才有了李白诗中的“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皓月当空，把酒临风，醉卧花丛，万事也就皆休了。
这样看来，孟浩然虽然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因为他没有为谋求功名而不择手段，但他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为隐居而隐居”的隐士。他试图“以隐求仕”，而最终求仕不得，才在百般无奈，万不得已中，走上隐逸之路。而在那条路上，他又一直置身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旋涡中，走得实在算不得身心舒畅。
鉴于此，孟浩然不入“清高”之列，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古人评介“清高”标准的严格也可见一斑，一点也不“模糊”。